敲开坚硬“果壳”(序)
吴晓波/文
李翔是我的第一个“80后”朋友。
朋友是理念相近、能够平等对话、互相敬重乃至敬畏的那种。在李翔之前,身为“60后”的我是不知道如何与两个世代后的年轻人交朋友的。
认识李翔是四五年前了,他刚刚大学毕业,当时在《经济观察报》编辑《观察家》版,是我的责任编辑方军带他一起来的,方军开玩笑说:“这是小了几岁的许知远。”李翔那时很沉默,好像还有点鼻炎病——后来他告诉我,他成长的那个北方城市因工业污染而使得很多居民有同样的疾病。
有了李翔之后,我发觉,所谓的“代沟”竟好比南京路上的斑马线,顺畅或堵塞,完全是因人而易。人与人的欢喜相交,是精神与知识的配对与发酵,竟与年龄并无干系,就好比我们时常会在梁启超、托克维尔乃至哈耶克的文字中读出朋友的气息一样。
这本李翔的新作,是他近年来访问众多商界人士的结集。
我想,他也是本着跨世代的朋友心态走进了一个又一个坚硬、敏感而孤独的心灵的。这并不是一次次轻松的扣访,但却因了李翔的平等心境和才华,而显得十分的生动。
但凡做过记者和采访,都知道最难的是进入被访者的思想世界,那是对一个记者最大的挑战。我一直记得在将近二十年前,大学毕业初次采访大人物时的心情,当时在我对面坐着声名已赫的鲁冠球,我心绪大乱地不知如何提问,只是胡乱海聊地说了一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向被采访者提问,这个后遗症甚至留到了今天。这样的经历不知李翔是否经历过,但从此书中看到的景象是:他已然具备了跟知名者对话的从容与镇定,在这一点,看上去比我还腼腆的他显然做得更好。
在这本图书中,你能找到一串熟悉的名字:郭台铭、史玉柱、马云、宗庆后、李开复……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名字更多的是个符号,在日常的报纸、电视中司空见惯,他们被顽强地包裹在一个预先设计好的果壳中。要敲开它,不仅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迂回的智慧。
对于这些包裹坚硬的企业家们来说,也是孤独的,他们同样渴望一场畅快深入、打开心扉的对话。
所有的话语机锋都是智力对抗的结果。
于是,在这本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接一个有趣而真实的对话。
李翔问史玉柱: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闷的人吗?史答:我跟我的骨干在一起不闷,我经常跟他们喝酒,斗酒。一喝酒可能就打通关,这是经常干的。但是对外我很闷。李翔问:你遇到过中年危机吗?史反问:中年危机是什么?
李翔问李开复:你现在压力大吗?李开复答:现在压力感觉比较大一些。李翔问:来自哪方面?李开复答:主要来自自己,因为我有很高的期望,总是想做最好的自己。我觉得其实跟工作也有关系,当一个人觉得他拼命工作跟随便做结果差不太多,他就没有很大的动力。但是当你觉得如果多努力一点,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响和努力的效果,看到自己对公司的帮助,那你就更愿意去做事。李翔问:你指你的上一家公司开始变得更官僚?李开复答:这个是你想要的,炮轰微软官僚?李翔问:那你前面是在讽刺谁吗?李开复答:没这个意思,我指的是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差别,还有总部和子公司的差别。子公司更像是自己的企业,所以我会感觉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可以对公司有帮助,那我就很愿意去做。
李翔问王石:你有那种渴望受人尊敬的冲动吗?王石答:当然了,什么叫荣誉,什么叫尊严,尊严那就是要受人8尊重。李翔问:我很奇怪,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你会成为,比如像亨利·福特那样,能够影响一个时代的商人吗?王石答:我现在没那样想,因为我觉得那是结果,不是目标。亨利·福特当时也不会想他就要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商人。李翔问:可他就是这样想的。王石答:那我没这样想。很多东西超出你的想象,我不对它进行假设。我能做的就是带领万科颠覆自己、颠覆行业。万科的案例做好了,它的影响是跨行业的。但王石的影响有多大呢?我们和福特所处的时代,个人英雄主义时代不一样了。
我喜欢这样的对话,读起来津津有味,宛若看人当街对弈,棋惊四邻。
李翔所面对的都是商界出了名的强人,其气场之强悍,行事为人之“霸道”,往往令年轻的记者未问先怯。李翔却让我们听到了坚硬的“果壳”被清脆敲开时的那份快意。
从我认识李翔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个整天背着大背包、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图书的大男孩。我期待他的下一站奔波和提问。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在这个年代消磨掉的人生是一场让人兴奋而莫测的游戏,就好像他问季琦的那几个问题:
“你如何看待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及它的传统?”
“你自己有什么信仰吗?”
“支撑你维持现在高速运转的力量源泉在什么地方?”
其实,早在90年前,一个叫梁济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就曾经问过儿子梁漱溟类似的问题:
“这个世界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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