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商业家园

林日波：守护商业家园

林日波　中航油董事长

1984年，新加坡人林日波到广州投资酒店。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1978年，香港红色大亨霍英东向广东省提议，在广州建造一家达到国际水准的白天鹅酒店，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大陆开始和来自境外的投资者合资兴建酒店。6年之后，42岁的林日波从新加坡樟宜机场乘飞机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乘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到广州。

他发现，广州的街道拥挤着身着蓝色中山装的人群。当他决定要往新加坡的家里打一通电话，通报平安时，他发现自己必须要在酒店耐心地排队，去打国际长途电话。而每一个前面的人在打电话时总显得有说不完的话。没有人知道移动电话是什么。

他很惊讶很多中国人第一次见他就能准确地判断出他不是大陆人。

“一看你就知道不是本地人”。

“可是为什么？”

24年之后，回忆起这个回答的林日波仍然忍俊不禁要笑出声来：“他们说，因为你的肚子要大一点。”

这个新加坡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他在广州看到的平淡无奇的1984年，其实正酝酿着中国商业史上的大变革。这一年在后来被称为“公司元年”。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领导人之一邓小平在1984年出人意料地来到南方，巡视在他的看护下成立的几个经济特区：深圳、蛇口、珠海。邓小平无可辩驳地扮演了市场、经济自由、开放、改革，所有这些词汇在中国的看护人。他利用自己倍受尊崇的地位，替南方诸城阻挡来自各个阶层的攻讦。

如果回溯历史，更让人惊讶的是，未来中国最有名的数家公司，都在这一年崭露头角。在这列名单中，至少包括后来三家在中国大陆广为人知的公司：深圳万科、青岛海尔和北京联想。它们背后是三个中国最具人气的企业家王石、张瑞敏和柳传志。这三家公司中的后两家，海尔和联想成为中国公司中国际化最好的两家公司，但这已经是20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而20多年之后，林日波又一次和中国发生关联。这一次，他不再是那个在广州酒店排队打长途电话的投资商人，轻松地和周围的中国人闲谈着。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这同一位林日波素未谋面的中国人有关。

1997年，36岁的陈久霖来到新加坡。头发稀疏，外表看上去颇为豪迈的陈久霖被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派遣到新加坡接管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后来，媒体描述说，当时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包括总经理在内只有两名员工，连办公室都没有。

林日波则处在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阶段末期。在接受《东方企业家》记者采访时，林日波将他的职业生涯分为三个阶段：20年政治生涯；20年供职于一家家族企业；第三个阶段则开始为多家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和董事会主席等职务。

至少在1997年，选择陈久霖的决定是正确的。到任之后的陈久霖把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扭亏为盈，发展成中航油母公司旗下的标杆性企业，在2000年垄断了中航油系统的海外航油采购，年营业额超过9亿美元。陈久霖的另一个大举动是，2001年，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当时而言，大型国有企业的子公司海外上市也是不可想象的。此外，陈久霖还推动了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一系列收购，包括西班牙最大的石油设施公司CLH50％股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33％股份和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20.6％的股份。

2003年上半年，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总资产达到了2.53亿美元，净资产1.16亿美元，比陈久霖掌舵之前增长了690倍。中航油新加坡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MBA课程教学案例，世界经济论坛在2003年10月将陈久霖评选入“亚洲经济新领袖”名单。而年薪高到2350万元人民币的陈久霖，更被称为“打工皇帝”。

历史让人扼腕叹息的地方正在于，所有的辉煌都可能在瞬间黯淡，大厦会片刻间倾倒，英雄会被轻而易举打倒，光荣却最终演变成耻辱。正好像不可战胜的恺撒惊讶地看到自己的胸膛内插着一把义子送出的利刃；在亚洲像天神一般不可撼动的麦克阿瑟将军愕然发现自己竟然被杜鲁门召回国内；全美最有前途的青年才俊，在媒体界权势熏天的《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菲尔·格雷厄姆先是背叛妻子，接着精神崩溃，而后自杀。2004年中航油新加坡的巨亏丑闻带给新加坡投资者和大陆媒体的震撼正是如此——英雄瞬间变成小丑，光荣转眼成为耻辱。

陈久霖在石油期权上的豪赌为中航油新加坡带来了5.5亿美元的巨亏。这家公司重新回到原点；陈久霖则一时枭雄，终成囚徒。包括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内的新加坡政商领袖都对中航油新加坡的巨亏丑闻表示关注。

“对于之前的中航油而言，问题就是总裁太强，什么都做，甚至去赌。赌，没问题，但是要计划赌输多少就要收手。不是总裁什么都可以做。”林日波在评价陈久霖时说。

在重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过程中，林日波先是应中航油集团的请求，成为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治理评估委员会的主席，“全面检点公司治理、内部管理以及风险控制，并着眼未来提出建议”，随后令人惊艳地以独立董事身份成为中航油新加坡公司重组后的董事长。这也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第一次聘请一位外籍人士担任董事长。

商业前进的路径正像文明演变的历史一样，在惊心动魄中前行，但最终推动公司和商业前进的力量，仍然掩藏在平淡无奇的真相中。它们可能是一次一次枯燥的会议，一个一个似乎言而无味的职业经理人，对于东南亚而言，还有在流水线上劳作的女工们。“文明就像是一条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鲜血是人们相互残杀、偷窃、奋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他们没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创作雕塑。”威尔·杜兰特说。

门口的野蛮人和白衣骑士的童话——无数的公司收购战；“房间内最聪明的人”的豪赌——从安然的破产到中航油新加坡的巨亏丑闻；公司拯救者的神迹——艾柯卡和卡洛斯·戈恩先后在两家汽车公司上演的生死轮回；以及巨人之间的冲突——郭士纳对安迪·格鲁夫在英特尔转型时期的落井下石、马来西亚大亨郭鹤年和印度尼西亚大亨林绍良的公然翻脸……所有这些都是商业史演进的河流中奔腾的激流。它们为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们所热衷。而在河岸上，公司正在发展，商业领袖们举杯庆祝。历史必须前进，“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

67岁的林日波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商业史的幸存者和商业“家园”的建立者。除了担任中航油新加坡的董事长之外，他还是将近10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其中包括全球第二大的路上运输公司康福德高。他担任这家新加坡大型国家关联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康福德高的总裁，林日波的同僚柯逢豹同时是新加坡国家投资基金淡马锡的董事。在林日波任职的公司中，包括民营企业、国家关联公司和中国大型国企。他成为一名关于公司治理的专家。他为包括康福德高在内的公司制定全球化战略。他还是一名从1984年开始就频繁往返中国的外籍中国商业观察家——而1984年成立的联想和海尔已经是中国全球化最为成功的两家公司，万科则发展成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与此同时，商业史的河流也继续浪涛激荡。从2007年年中开始的淡马锡和新加坡航空入股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事件，最后成为另一出吸引新闻记者和商业作家眼球的收购争夺战。另一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公然表示出对收购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兴趣。股东权益、收购价格、品牌缔造和国有资产归属成为纠缠不休的话题。

“既然收购价格预先已经在公告中被公布，它就应该得到遵守。公告发布之后，即使价格上涨，你也不能反悔说，相对于现在的价格，已经公布的价格太低了。如果事件可以按照我们看到的方式进行，未来的公司交易中，收购者将不会信任公司的股东们。信用已经丧失了。这在长期内会损害公司利益。”作为新加坡商界的知名人士和淡马锡关联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林日波对《东方企业家》宣称自己应该对此事保持沉默，但却又难以压抑自己表达意见的冲动——在这一事件当中，新加坡一方一直保持着缄默态度。

在新加坡康福德高董事会主席的办公室，林日波接受了《东方企业家》杂志的专访，阐释自己对中国公司全球化的建议、描述重组中航油的历程——它已经被证明成果卓著、表达对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的看法以及他对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商业世界的观察。他的办公室楼下是一排排停立着的出租车，它们和康复德高一连串的海外扩张行动代表着康福德高成为全球第一路上运输公司的雄心。

67岁的林日波短发斑白，执意要讲中文，以练习自己的普通话。他说自己的祖籍是海南省文昌县，文昌县的三个宋家姐妹（即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大姐爱钱，二姐爱国，三妹爱权”。但在商业世界中，让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她们的父亲宋查理，一个在美国和东南亚进入商业世界的华人，他同样拥有一张真诚的脸和满腹的热心热肚肠。

访　谈

康福德高的全球化路径

东方企业家：康福德高是世界第二大陆路客运上市公司，也是国际化较成功的新加坡企业。公司从什么时候开始国际化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阻碍？

林日波：在合并之前康福和德高是两家公司，康福是新加坡最大的出租车公司，德高则是新加坡最大的公交公司。但是如果两家公司合并，新公司会更强大。合并有合并的理由，合并之后资金更多、员工更多，也要更强大，因此2003年康复和德高就合并成为一家公司。我们全集团，除了新加坡之外，在越南、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英国，包括中国都有投资。两年前我们最大海外投资国还是英国，但现在我们最大海外投资国是中国。在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三个城市，其中投资额最大的是沈阳。我们主要做的还是公共交通，巴士和出租车。我们觉得康复德高可以在中国再做大一点。因为中国对我们来讲相对简单，大家都是华人。但是也有让人痛苦的地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东北很冷，这在新加坡是不能想象的；而且东北人都喝酒，我们吃饭时，饭桌上的女孩子会跟你讲，你喝一杯我喝两杯（笑）。

我们为什么要到外面投资？很简单，因为新加坡太小，人口只有400多万，还比不上你们的一个城市，北京就有2000万人口。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这家公司要想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更强大，局限在本土就会比较困难。

当然，不是每家公司每个人都可以到国外投资，要去外面，应该有经验、有钱，也要有人才，没有这些东西就别谈什么国际化。你出去是因为你可以同当地人合作得比较好，比如康复德高，我讲我们应该同中国人合作，但我们带什么给中国人，会对他们好？只是钱显然不够，还要带别的东西：经验、管理还有计划，只带去钱，对方会很无所谓。你们（中国人）也可以借钱，现在不是1984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人没有钱，也没有看到外面的世界。

东方企业家：康复德高为什么可以成功？

林日波：我们所做的项目，陆上运输，国际上做得很成功的公司不是很多。香港和英国的陆上运输公司都是只在自己的地区。而我们通过到7个国家投资，就可以做到更大更好。

东方企业家：比如说，康复德高是如何一步一步全球化的？

林日波：新加坡太小，钱我们有，“蛋糕机”我们也有，但是这个蛋糕太小。所以不能只赚新加坡的钱。2003年康复和德高合并之后，我就开口讲，5年后，也就是说2008年的时候，集团的50％收入应该是从新加坡之外得到。第一步，我们有了计划。

第二，应该去哪里呢？马来西亚很简单，直接过去就好了，但是马来西亚的法律让我们很难做，所以在马来西亚的发展不太快。英国很开放，我们去买了一家上市公司。澳大利亚，我们也是买下了一家公司，之前那家公司一直做不大，我们就买下来去做。中国很多城市开放之后，我们派人过去跟政府谈，康福德高带钱过来，带人过来，带我的“蛋糕机”过来跟你们一起合作做蛋糕。

然后，首先要找到了解中国的人。我肯定不会放心一个印度人去跟中国政府谈合作，首先语言就不通。第二要有计划，因为中国很大。还有价钱的问题，有时候价钱高也没办法。假如政府给的条件好一些，我们也会松一口气。但是不简单，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苦，越来越觉得麻烦，可是如果晚一些进来，我们连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要跑步前进。

中国公司如何全球化

东方企业家：1984年是您第一次到中国？

林日波：我1984年第一次到中国，到广州同中国人合作开酒店，广州假日酒店。合作方式很简单，中国人的方法是我出地、你出钱，三四年之后酒店全部交还给我（中方）运营。1984年我们开始谈判的时候，当时广州的酒店只有中国饭店和花园饭店，但这两家都是香港的，假日则是国际品牌。中国人很聪明，你看现在大陆已经有多少家酒店了！中国人的聪明是出名的，但那个时候大家没有钱投资，不过却开始得到机会去发展，这个你们要谢谢邓小平。那个时候做酒店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要国际客人来住就很难。我们找了30个酒店专家到广州工作。本地的工作人员超过1000名，但那30个人的薪水要占总薪水的1/3。所有这一切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中国人表现出了很强的学习能力。

我的看法是，对于中国公司，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会有像三星或者是IBM这样的公司，但是中国公司已经做得很不简单。只是中国要慢慢来，要不断学习。

东方企业家：您怎么看待中国公司的国际化？

林日波：我觉得，当中国开始在海外投资时，它没有选择到海外去买楼盘或者其他固定资产，就像很多日本商人当年做的那样——当地价下跌的时候，很多日本商人无法承受压力，以更低的价格亏本卖出。中国是买公司。聪明！买好的公司，可能价钱高一点，但这无所谓，也没办法。让西方经理人为你运营公司，即使付高一点价钱，但假如你最初的重点是要学习，就无所谓。不要试图很快把钱赚回来，因为你还不知道人家是如何运营一家国际公司的，慢慢去学，学完之后就可以慢慢去改。中国这条路是对的。

东方企业家：很多中国公司想要全球化，他们的方法第一是买国外的公司，比如说联想和TCL；第二是到海外上市，这样可以吸纳海外投资者进来，资本全球化；第三种是他们找海外的人才来为自己工作。您觉得哪种方法会比较好？

林日波：假如你要快，找一个比较好的公司买下来，可能贵一点，但也是个好方法。首先要确认这是一家好公司，你要请专业人员来帮你判断；然后如果自己没有能力来经营，要学会放手让海外的管理团队来做；接下来你自己要有学习能力，你要找一个机会自己来经营，不然你只是买了一个资产，而没有真正买到管理能力。在全球化的问题上，买一个公司比较快，自己做比较慢，看你的时间和计划。什么都是有价钱的，你买下来，你做好你也可以卖给别人。

东方企业家：您怎么看待新加坡航空和淡马锡在入股中国东方航空中出现的波折？

林日波：对不起，恐怕我得对新加坡航空公司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并购案保持缄默。

至于如何把握类似事件，我认为，身处公司世界，尤其是那些卷入此类事件的上市公司，我们应该尊重股东的决定。因为他们是那些影响他们利益的事件的最终决定者。

但是，我们看待收购价格时应该客观和公正。既然收购价格预先已经在公告中被公布，它就应该得到遵守。公告发布之后，即使价格开始上涨，你也不能反悔说，相对于现在的价格，已经公布的价格太低了。这不是一个公平的比价。

价钱也可能下跌。如果是这样的话，又该怎么办？收购者也不能退缩。交易必须进行。

如果事件可以按照我们看到的方式进行，未来的公司交易中，收购者将不会信任公司的股东们。信用已经丧失了。这在长期内会损害公司利益。

重组中航油

东方企业家：当初中航油重组时，他们是怎么找到您的？

林日波：淡马锡介绍的。2006年3月份，中航油重组，需要新的董事——你现在看到的坐在台上的都是新的董事和新的独立董事。中航油董事中有四个是中航油母公司派来的，一定会代表母公司的想法；两个是BP派来的，肯定要考虑BP的利益。最大的股东占有12％股份，是中国政府。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独立”很重要，而且看你是真独立还是假独立。假独立不行，必须是真的独立，独立意味着你对每一个股东要平等。

上市公司一上市就等于每个人都可以买你的股票，比如现在新加坡政府在某家公司有12％的股权，假如有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想多买点股份，想做大股东，没有问题。但你是大股东不等于公司运作全部都按照你的方法去做。要这样看，你为什么要做股东？就是想要这家公司做大做强。对于投资者而言，公司是谁的无所谓，关键是为了把它做大，股东是股东，管理层是管理层，投资者是投资者。比如淡马锡就是投资者，它投资了很多中国的银行，但它只是投资者而已。

东方企业家：中航油重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去重组的？

林日波：第一他们欠银行很多钱，而且股票的价钱太低，已经停牌不可以买卖。假如国资委或者中航油不打算继续做，按照法律，是可以的，只是对不起投资者而已。但中国国资委和中航油母公司不想让这家公司破产，他们还想要重组这家公司，所以需要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重要的是公司管理要做好，包括投资者之间怎么分工。

东方企业家：怎么分工呢？

林日波：我是公司治理评估委员会的成员，其他成员中还有两个新加坡人，两个中国人。我们三个新加坡董事和两个中国董事开会讨论，按照讨论的结果撰写报告，报告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告诉市场和小股东，我们决定继续把中航油做下去！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要给市场、股东和投资者信心。

第二，想要重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又没有本钱，这就要找新人来投资。中国国资委可以继续投入，继续做大股东，但是要让别人信任，还要找其他公司。总会有人相信我们。我们找来了BP，世界最好的石油公司之一。然后找来淡马锡，也是全球最知名的投资银行之一。不但找来了钱，而且这三家投资者都会带给大家信心。

后来我成为重组后公司的董事长。对于中航油来说，首先，在制度上，你是大股东，但要找另一个人做独立董事长，你这个大股东同意不同意？这对大股东来讲是一个比较艰难的决定。大部分人可能都不会同意，我是大股东，凭什么要找另外一个人来做董事长？但是中国国资委就同意了，这很了不起，他们想明白了。因为，在董事会里面，我这个独立董事长不是控股最多的，假如真的要投票表决，我也是少数。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退一步很有道理，而且很聪明。

东方企业家：您认识之前中航油新加坡的总裁陈久霖吗？

林日波：我不认识他。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他赌油赌错了。假如油价上涨的话，他就会赚钱，公司也不会陷入困境。这很难讲。但是去赌场，不是每次都可以赢的。也有今天不好，明天再来的。所以即便赌错，假如你有一个底线，可能就不会输的这么惨。这是管理的问题，他为什么可以无限制地赌下去？他的权力为什么没有任何限制？这应该改。

实际上对政府也是如此，每一个位子都是大选选出来的。可能在政府体制上我们不同，但是所有上市公司和股东都要有这个意识，经理人的权力应该得到制约。这是股东的钱委托给你管理。这不是一个你自己的、非上市的公司，怎么做都可以。既然要上市，就要遵守规则。

东方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您应该跟中国政府打了很多交道吧？

林日波：主要是国资委和中航油的人。

东方企业家：交流容易吗？

林日波：没问题，因为想法是一样的：要把这家公司做好。我可以对他们说，这条路应该怎么走。但这是你们的公司，我做好了，接下来该你们自己来发展。

东方企业家：您和孙立（中航油集团总经理）的交流呢？

林日波：成为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独立董事长时，我就对孙立说，你应该来做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董事和副董事长。我的想法孙立同意很重要，因为他是中航油集团的总经理，如果我在这边想做的事情他不了解，就会很麻烦。假如他不做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董事和副董事长，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想做的一些事情，中航油集团的一些人士不同意，或者程序非常复杂很多人过问也会很麻烦。所以我这么要求。我对他说，这是你们的公司，将来还是要你或者中航油集团或者国资委派人来做董事长。他对我说，这个事情不要讲了。他不要跟我谈这个事情。但这是我的想法。我把公司做好了，将来还是该你们来发展。

东方企业家：您觉得中国这些国家控股的大公司，包括中航油在内，它们应该如何发展？

林日波：第一，应该上市，给人民一个机会来投资，同时，上市也是在花别人的钱来做大公司。中国政府没有必要百分之百地控股，手中掌握超过50％的股份就可以保持自己的控制权。如果你打算在境外上市，你自己要想通：你考虑的第一位的不是国家的事情，因为国家的事情投资者不必去管，也没有心思去管。第二，你要考虑，自己打算将来在海外的业务多些，还是只想在中国发展。如果只想在中国发展的话，就不要计划海外上市，你不必在海外欠人家的钱。假如你的想法是想要在海外也做大，就需要在海外上市。

东方企业家：很多人印象中，国有企业是效率比较低的。

林日波：新加坡淡马锡是谁的？政府的。唯一的股东是新加坡财政部，但是它的管理层没有一个是政府官员，都是生意人。每年淡马锡的经营层要向财政部报告，因为政府是所有者。但是财政部完全不干涉淡马锡的经营。国资委在这点上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如果你想要让中国的国有企业真正有效运转，你的董事会里就不要坐满国资委委派的官员，而且甚至不必是中国人，只要对公司的运行有好处就可以。我跟中航油母公司讲，你们没有必要派很多人来，为什么你要派那么多人来，其他人替你做就很好。脑子要改一下。

与众不同的成功

东方企业家：您怎么看待家族企业这种形式？东南亚有很多家族企业，而且有很多都很庞大。

林日波：一开始一定要有家族企业，无论在香港、新加坡还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家族的控制能够让一个公司在最初成长很快。但是下一代孩子可能不是每个都想做生意，有些想，有些不想。想，有能力做最好；想，没有能力做也麻烦；有些不想做的长辈叫他做，他不高兴也麻烦。所以我觉得，家族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应该用外面的人才。这样做效果很好，因为一般来讲，职业经理人都是想要帮你做好，而不是帮你做坏。但是家族企业的掌管者要鼓励职业经理人，不要因为他不是自己的亲人就区别对待。而且，要想做大做强，应该上市，不上市很难做大。

东方企业家：为什么新加坡没有产生像长江实业、鸿海科技这样庞大的公司？

林日波：是机会的问题。比如说香港，政府很少做公司的生意。而新加坡政府在新加坡做的很多。为什么？因为这些行业开始的时候投入很大，风险也很大，谁都不敢做，新加坡政府就先做，做完之后，放手给私人做。比如说航空公司很难做，新加坡政府就去做，做完了就上市，让公众参与投资，分享收益；电信也是一样。香港是全部给私人做，所以不同样。房地产也一样，新加坡政府也做。新加坡政府的想法是，每个公民一定要在这个国家拥有一个地方居住。这可能有政治上的需求，政府要公民住得好，赢取公民的支持。但香港特区不是这样，香港房价很贵，特区政府也没有干预。台湾也很少干涉大家做生意，也都放开给私人做。每个地区的政府的想法是不同的，也不一定要说是哪种更好一些。

东方企业家：那您怎么看待新加坡这种与众不同的成功呢——政府非常广泛地参与商业？

林日波：可以说，新加坡的成功大部分依靠政府。政府通过计划确保每个人都得到公平对待。你可能做得很好，也可能做得不好，但你不能说自己没有得到公平对待。新加坡有多个民族共同生活，每个民族都得到了政府的公平对待。相比之下，马来西亚政府就有些偏袒马来人，大部分生意给马来人做，这是不公平的。而且，国际上普遍诟病东南亚，甚至包括东北亚的韩国、日本存在的政商关系，在生意上偏袒同掌权者和执政的政党有关系的商人。对其他商人来说，这就是不公平的。在公平的环境下发展商业，对企业家和商人来说，可能财富的积累慢一些，但也要好一些。

东方企业家：很多人说新加坡的成功就是一种政府的成功。

林日波：但是没有人民就没有政府。政府每五年大选，执政者从政党选过来，这个政府新加坡人民喜欢，那就让这个党做下去，因为它做得公平做得好。就像董事会对待经理人一样，你做的好人家不会想让你出局。政府每五年要换届大选，执政党做不好就有麻烦，这跟企业负责运营的经理人同董事会和股东的关系一样。

东方企业家：您的意思是，新加坡当下就是像治理公司一样治理国家？

林日波：对，一样。大的政府关联公司新加坡有很多，比如新加坡航空，比凯德置地。有些公司已经上市，有些还没有，但政府会计划在做好之后，让这些大的政府关联公司上市，让所有新加坡人分享到这些公司的收益。

华人资本主义

东方企业家：有人说新加坡包括东南亚是一种儒家资本主义，可以这么说吗？

林日波：简单地说可以，因为我们是华人社会，孔子的理想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文化和责任感我们都认同，很难改了。可能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么做，但如果分析一下，你会发觉自己就是在这么做。

东方企业家：那您自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大吗？

林日波：我自己觉得有，但我的孩子就不知道。我那一代可能是因为教育的原因，我们很多人都是开始读华校（华语教学的新加坡学校），然后才转英校（英语教学的新加坡学校）。我孩子那一代，他们开始时接受的就全都是英语教育。

东方企业家：这种影响会表现在哪些方面？

林日波：比如人和人的关系、孩子同父母的关系。比如，受西方文化影响大的商人会说，要用“脑子”来做生意，不要用“心”做；做大事情应该用“脑”不用“心”，用“心”会影响你。但我觉得用“脑”分析事物的时候好，但在做的时候要用“心”做，如果不用“心”，只用“脑”，做的决定可能就不公平。华人重视关系和情感，这都是“心”，不是简单的理智的“脑”。

东方企业家：体现在公司管理方面呢？

林日波：管理公司方面，首先我觉得公平最重要。第二，领导者要以身作则，如果你让别人做一件事情，自己要带头做，只讲而不行动，大家都不会信服你。第三，要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你要想，如果我是那名接受我分配工作的下属，我会怎么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东方企业家：您觉得您跟下一代的企业家，年轻的一代有什么不同吗？

林日波：在我身上这种区别可能不是很明显。和他们交流的时候，我会这样说，我们的想法不同，不是你的想法错我的想法对，或者我的想法错你的想法对，而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和看事情的角度不同。在经历上，我那一代可能吃苦多一点。因为我们经历的是新加坡建国之前和建国之初最艰苦的岁月。而且，对我们这一代华人来说，赚钱养家是最重要的。可能下一代就不同。

东方企业家：他们会不会变得越来越美国化、西方化？

林日波：这没有办法。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路。

东方企业家：你几乎目睹了新加坡崛起的整个过程，您认为它能够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

林日波：生存的欲望，也可以说赚钱的欲望。新加坡什么资源都没有，想要生存下去，必须非常努力去赚钱。最开始的时候，钱最重要，有了钱，什么都可以慢慢来发展。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很大，历史很长，也有资源。而我们新加坡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什么都没有，包括水，包括填海用的沙子，连运沙子的车也要从新加坡之外找。所以钱最重要，没有钱就没有国家，没有国家，我们都完蛋。

东方企业家：现在仍然是这样？

林日波：现在好一点。现在每个人都有房子住，有饭吃，有学校读书。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之前什么都没有，没有水，没有油，都是从外面买的。

东方企业家：很多商人很崇拜李光耀，包括李嘉诚先生的小儿子李泽楷。

林日波：是啊，没有李光耀就没有新加坡的今天。他们那一代政治领导人很关键。我有个越南朋友，他讲到，两个越南孩子，如果一个选择到台湾读大学，一个选择到大陆去读大学。20年后见面，两个人绝对处在不同的境地。那些在战时选择移民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新加坡华人，现在回到新加坡都很羡慕留下来的人。政治领导和政府很重要，现在看来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可能几十年后就会大不一样。

由政而商的人生

东方企业家：您做了20年的政府官员，具体都是做哪些工作呢？

林日波：我做教育跟劳工。

东方企业家：这段政治生涯对您的影响大吗？

林日波：我跟你讲，第一要有脑子，学习能力要很强，学东西要很快。当然，这要看你本人，如果你不想学也是学不到的。自己很重要。第二，关系很重要，政治生涯让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要结识各种各样的人，不能因为自己做官就把自己隔绝起来。

最重要的还是自己，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事实是很多东西根本不懂，所以要学。

东方企业家：新加坡政府体制能够培养出好的商业人才？

林日波：政府对待人才，首先是高投入，政府资助你去读书，然后留下来为政府工作。政府不想让太多人才流失在政府体系之外，因为保持一个高水平的政府非常重要。一个年轻人，在为政府工作之后，可能会想，我究竟要不要离开政府机构，到外面工作。但你有责任为政府工作一定年限，因为政府付出很大成本来培养你的才干。

不过毕竟有些人喜欢从政，有些人喜欢做生意。就好像有些人喜欢留在新加坡，有些人喜欢到外面寻找机会。这完全是个人选择问题。

东方企业家：当时为什么选择离开？

林日波：我在政府工作了20年。20年之后，我就想，假如我继续做下去，我还是一名政府官员，假如我走另外一条路，可能我就可以做些别的东西。我想了两三次。我太太对我帮助也很大。这时候，正好一个朋友的公司想上市，有这样一个机会。他们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两兄弟年龄都比我要小。他就问我，你要不要过来，帮我的公司去上市。

我没有生意的经验，但是我仍然选择去。第一，我可以去，因为太太可以照顾家里。第二，有机会。第三，是胆识的问题。放弃一个仍然有前景有保障的职业，去做商业，你敢不敢？有时候人会胆怯。但是我敢。我过去帮助朋友的公司上市，又做了20年。这是一家新加坡最大的建筑公司。

东方企业家：后来为什么又离开呢？

林日波：我去帮两兄弟把公司做上市。上市之后，我们一起做酒店、做股票，后来又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我从20多岁开始工作，20年时间做政府官员，20年时间去为一个家族企业工作。20年后，我说，我想要去做别的东西。因为对于一个家族公司来讲，它的发展开始慢了下来。自己的公司，如果不继续投入，放钱到公司里，公司就不会发展；增发新股又会削弱自己对公司的控制力。私人公司的问题就在这里，不想放钱进去继续投入，也不情愿增发新股。这就等于你不能够继续发展。所以我跟他们说，我已经和你们一起工作了20年，我的年纪也慢慢大了，我需要去做一些新的事情。我出来开始为多家公司做董事。

东方企业家：您是怎么快速学习的呢？怎么保持学习能力？

林日波：首先自己要有改变的意识；第二要学，学习的方法有很多，可以跟朋友学，可以跟专家学，要善于请教别人。如果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很完美，做过大官，什么都懂，就学不到新东西了。不要觉得自己很聪明，假如你认为自己聪明就完蛋了，就不会去学东西了。

东方企业家：为什么将近70岁还要选择继续工作？

林日波：我做官20年，做上市公司总裁20年，有很多经验，所以他们请我来做董事长、做董事会主席。我跟很多中国人讲，你们60岁就退休，退休以后做什么？所以中国也要改，要学会使用很多人才，而不是让他们去养老。

对于我来说，假如公司总裁好的话，总裁做多一点，我也轻松；总裁不好的话，对上市公司也麻烦，我就要每天去看他的麻烦，帮他解决这些麻烦。重要的是要知道这家公司该做什么，要想通该做什么，然后就制定方案去做。我现在供职的上市公司大概有10家左右。

对于之前的中航油而言，问题就是总裁太强，什么都做，甚至去赌。赌，没问题，但是要计划赌输多少就要收手。不是总裁什么都可以做，在康福德高，总裁可以投资，但我的总裁投资多少有个额度，多的时候不可以自作主张，要我来批准，再多的时候，我也没有权力去批准，要董事会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