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尘留迹终难忘

履尘留迹终难忘——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

嗜书如命的学者

2005年春，由中科院院士王梓坤著的《莺啼梦晓——科研方法与成才之路》一书被评为上海市第五届优秀科普读物荣誉奖。奖状很大，上下用厚厚的透明塑料封固。作为责任编辑，王梓坤授权我领受颁给他的那张大奖状，由于无法邮寄，只能在那年9月初赴京参加首届科技传媒论坛时把奖状捎去。会议期间请了半天假，先去三里河的中科院讨论一本书稿的事，然后赶到位于北太平庄的北师大校园，去拜访王梓坤先生。

王梓坤在书房（1988）

暮色中踏入由启功先生手书的“乐育楼”，一栋20世纪50年代的老建筑。曾任北师大校长的王梓坤就住在二楼一个普普通通的单元里。三间不大的房间都摆满了书，凡是墙壁的地方都挤满了高高低低的书橱，王梓坤的嗜书如命可见一斑。

数学家王梓坤院士的风采

王梓坤高兴地收下我送去的奖状，关切地询问图书的社会反响及销售状况。

《莺啼梦晓——科研方法与成才之路》是2002年初出版的。全书分卷上与卷下。卷上的“科学发现纵横谈”是发表于“科学的春天”的同名小册子的修订稿，主要是改变了当年的一些提法并加了不少插图，有助读者理解并增加一些可读性。“科学发现纵横谈”纵谈科学发现的一般过程，横谈科研人员应具备的德、识、才、学。阐述中生动地引用了古今中外大家的学问之道、成败之鉴，令当年刚从肃杀的“文革”严冬中熬过来的人们，欣欣然闻到了春的气息。一时洛阳纸贵，四五十万册的销量，激励了一代学子走上了科学探索的道路。“科学发现纵横谈”以清新独特的风格、简洁流畅的文笔、扎实丰富的内容，情理交融回味无穷，使人陶醉于美的享受之中，难怪不少篇章会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卷下的“履尘留迹”以人才培养为主题，探索优生优育、学文学理、师生情谊等教育思想，其中尤以“百年树人亦英雄”为教师吐气成云。2008年9月，《莺啼梦晓——科研方法与成才之路》又出了第二版，至今依然热销。

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涉及了即将来临的每年一度的教师节，因为王梓坤毕竟是中国教师节的倡导者。

中国教师节的倡导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早上一起床就突然想到教师应该有自己的节日。”

1984年12月9日，时任北师大校长的王梓坤一早起来就灵感突发地想到要为教师设立节日。严冬的北京，清晨5点，天依然漆黑，王校长就习惯地到办公室做准备工作。那天他确实很亢奋，急着想把这个念头告诉旁人，但谁会这么早来上班呢？直到上午8点，他才拨通了《北京晚报》一位熟识的记者的电话，兴奋地谈起他的想法。第二天的《北京晚报》刊出了一条题为“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的短新闻。这就是倡议设立教师节的最早文字记载。事后，王梓坤把这个想法用文字表达了出来：

关于在全国开展“尊师重教”月的建议

王梓坤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尊重师长，重视教育，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

在振兴中华、加速四化的大业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一切根本中的根本。为此，必须重视教育。关于这方面，中央领导同志已有多次指示。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谨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尊师重教”月的活动，该月的一天即定为“教师节”。敬请各级领导向所属范围（或在全国广播，或在电视讲话）作几次讲话，以进一步引起全国人民对教育工作的重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并鼓励年轻人安心从事教育工作。日本在战后能迅速成为经济大国，最基本的经验就是重视教育，这可为我们所借鉴。开展“尊师重教”月，收效快，影响广泛而深远，同时又不需要国家投资。因此，我们谨提出上述建议，供中央领导参考。

王梓坤院士向记者介绍教师节庆祝大会的情况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笔耕中的王梓坤院士（2008）

12月15日，为进一步推动此项倡议，王梓坤诚邀北京师范大学的著名教授钟敬文、启功、陶大镛、朱贤智、黄济、赵擎寰等开了一个讨论会。教授们一致赞同这份倡议书，联名向社会提出。于是，在12月16日，《北京日报》刊载了以“北师大校长王梓坤倡议每年九月为尊师重教月，建议九月的一天为全国教师节”为题的简讯。这已是有关设立教师节倡议的第二次媒体报道了。

谁知道仅隔一个多月，在1985年1月21日的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居然通过了这项建议：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

“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设立了教师节，太兴奋了！我真的感到非常非常高兴，并立即着手准备第一个教师节的庆祝工作……”已经过去20年了，王梓坤回忆起这一幕，依然很动情，并反复地说：“我感动万分，也非常高兴！”

1985年9月10日，第一个教师节的到来确实让北师大的教师们异常兴奋。作为校长，王梓坤决定举行一个全校师生参加的万人大会，以隆重庆祝第一个中国教师节，向全社会传递“尊师重教”的理念。在大会进行到高潮的时候，令人激动的一幕发生了，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们打出了“教师万岁”的横幅。这四个字是教育系的四位同学分别写成的，没有刻意安排，也没有预先布置，这是同学和老师们发自内心的声音，会场一下子沸腾了，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了。

第一届教师节时，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操场的集会上打出“教师万岁”的横幅（1985）

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当年的这四位同学中的三位被请回了母校，其中一位远在新疆的同学还千里迢迢给王梓坤捎来了一些葡萄。王梓坤感慨地回忆：“他们告诉我说那四位同学已经有三位来了，他们看到我当然感到很亲切，他们说当年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所以四个人在底下不声不响地做了这件事。这些同学真的对老师是很尊重的，他们的心情也代表了全体同学的心情。”

王梓坤从不宣扬自己的功劳，一再表示，教师节的设立充分表明全社会是关心教育的：“我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两次发出倡议后，我的精力也主要扑到校务上，没有再多做什么。而和我同时发出倡议的许多老师，像黄济教授就是政协代表，还有其他关心教师的人们，他们有更多机会提到此事，促成此事。”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王梓坤教授若有所思地说：“当时‘文革’结束已经好几年了，社会舆论很尊重教师，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很重视教育，认为‘教师是阳光下最光荣的职业’，他们也很关心改善教师地位、待遇的工作。但是，当时许多地方领导的思想认识还不够，只知集中精力抓经济生产，教师的地位、待遇的实际改善步伐还不大。来北师大这所全国师范排头兵大学担任校长后，我整天想的就是如何办好学校，如何提高教师的地位、待遇，这个念头一直在心里盘旋。也许就因为这，才有了那天早上的倡议吧！”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师节集会上，王梓坤校长向邓颖超献花（1986）

作为成绩卓著的数学家、我国概率论研究先驱之一，王梓坤能从心底里关心教师的社会地位，也着实展现了这位科学家的人文风采。作为从井冈山革命老区的农民家庭走出来的院士，王梓坤内心深处一直有着深深的教师情结。王梓坤从小得到恩师的栽培，从懂事起就立志成才后从事教育。于是，在23岁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义无反顾地选择到南开大学当一名数学教师。教学科研成了他一生钟情的事业。以后尽管有当选天津市副市长等的机遇，他都辞而不就，于1984年5月来到中国的最高师范学府——北京师范大学，当起了校长。

王梓坤认为：尊师重教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已提了这么多年，可至今仍有一些地区还拖欠教师工资，校舍倒塌的报道也时有所闻，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教育还有很多困难。因此，“教师节”这个全国教师的节日应纳入“科教兴国”大战略之中，全社会要继续深入为教师、为教育办实事，决不停留于“过节”的形式，要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地位和生活，为国家培养出优秀人才。“这才是设立‘教师节’的最终目的。”

非凡教师的人格魅力

王梓坤不仅对教师关怀备至，对学生也关怀有加。

1996年秋，我有幸邀请在汕头大学数学研究所任所长的王梓坤院士到深圳书市，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的青少年版首发式作成才启示的科学人文报告。报告会的前一天晚上，去深圳机场接王梓坤教授，车过边防哨所时，心是悬着的。因为，下午5时临上飞机时，王梓坤突然想到没有办理入“特区”的通行证。可这时，东道主之一的深圳市委宣传部机关已下班，我这个从上海赶来的“客地人”又有什么能耐，只能对王梓坤院士说：“您把所有相关的证件都带上吧！”期待与关卡的边防战士商议了。车入哨卡，一位战士礼貌地检查了王梓坤的院士证，幸好还有一本再有6天就要到期的护照，王梓坤被顺利放行。一过关卡，压在心头的石块总算落地。要知道，若是王梓坤进不了深圳，麻烦可就大了，别说第二天的报告会砸了，而年近七旬的王梓坤院士得原地返回汕头……一切都不敢想象。化险为夷后的车厢里，顿时活跃起来。王梓坤兴奋地聊起自己是怎么受聘去汕头大学创办数学研究所的，讲到怎样培育英才，也引出了教师关注优秀学生成才的故事：

博士论文答辩会后王梓坤（左五）与李占柄教授（左四）、李增沪教授（右四）以及学生们合影（2002）

王梓坤院士在北京师范大学作《名人成功的启示——学业、创业、立业》的报告（2009）

1952年，王梓坤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开大学当上梦寐以求的数学教师。从教才一年，领导分配他去协助刘长凯先生在南开大学举办的一个全国干部补习班。年轻的王老师教学自然格外努力，学生管理、习题辅导，井井有条。他发现这个五六十人的大班上，有一名女同学特别努力，既聪明又踏实，还有一个独特的大名——劳安。这些都令王梓坤久久难忘。1954年夏，这班同学补习结束，各自走上继续深造或工作岗位，那位聪慧的女学生劳安也从此杳无音信了。对于历年来教过的优秀学生，王梓坤总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总会不由自主地关注他们的成长，这兴许也是激发王梓坤日后研究名人成才的缘由吧！几十年后的一次偶然机会，在新闻广播中听到朱镕基总理携夫人劳安出访的报道，马上激活了王梓坤敏感的神经，总理夫人是否就是他一直惦念着的学生劳安？王梓坤兴冲冲地去资料室查找新华社记者摄的相片，一看，果然就是当年的劳安，只不过比年轻时稍胖了些。

王梓坤的兴奋劲别提有多高，但他还是把这份关注与祝福深深地藏在心里。

王梓坤校长与他的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张新生（左）、陈雄（右）合影（20世纪80年代末）

王梓坤眉飞色舞地讲述这个故事后，再次强调：千万别传出去。并一再表明，“人们总是说学生敬仰老师，其实老师也一直关注着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尤其是优秀学生，师生情重么！”

现在，朱总理已不在位，重述十几年前的这段往事，倒折射了一位非凡教师的人格魅力。

王梓坤先生，伟大的教师。

难能可贵的科普工作者

王梓坤是一位数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概率论。作为中国概率论的先导之一，他的工作是紧随着这门学科的发展而前进的。20世纪60年代初，他研究马尔科夫链的构造，彻底解决了生灭过程的构造与泛函分布问题；70年代，他研究马尔科夫过程与位势论的关系，求出了布朗运动与对称稳定过程的时间与位置的分布，并研究了地震的统计预报问题，著有《布朗运动与位势》《概率与统计预报》等著作；80年代，他研究多指标马尔科夫过程，在国际上最先引进多指标Ornstein-Uhlenbeck过程的定义，并研究了它的性质；90年代初，除继续上述工作外，还从事超过程的研究，这是当前国际上最活跃的课题之一。上述各课题都是当时国际上的重要方向。始终紧随时代的发展，力求在科研重要前沿作出成果，并关注成果及方法的概率意义，是王梓坤数学研究的特色。除了理论研究，王梓坤还在概率论应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诸如他曾领导南开大学统计预报组的学术研究，该预报组首创的“随机转移预报方法”、“利用国外大震以报国内大震的相关区方法”等，曾多次成功地预报过一些地震，受到国家地震局重视，并获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同时结合地震进行了地极移动的理论研究。他还曾与部队合作，完成了在计算机上模拟随机过程的研究，提出了理论方案，并编出了计算程序。当然，限于规定，此项工作只能在内部交流，未能公开发表。

王梓坤教授在澳大利亚麦克里大学接受名誉科学博士学位时与该校名誉校长（右）和校长合影（1988）

王梓坤还是一位杰出的科学方法及科学思想的普及工作者，这在院士中恐怕是鲜见的。王梓坤始终认为，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而且要培养学生的能力——学习能力、科研能力、思考能力、动手能力以及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生存能力。因此，他尤其注重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特别是名家能人的经验和体会。“20世纪60年代初，邓拓发表《燕山夜话》，我读后既叹其渊博，同时也想到似乎自己也可以写点什么。多年来，我有收集资料勤做笔记的习惯，但平日忙于数学的教学和研究，无暇整理。7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各校停课，这正是我完成宿愿的时机。”于是，王梓坤躲在9平方米朝北阴暗的斗室，不顾毛巾结冰，被头凝霜，虽手指冻烂仍坚持科普写作，且三易其稿，写成了上文述及的“科学发现纵横谈”。1977年承历史学家刘泽华教授赏识，撺掇他向《南开大学学报》投稿，居然被慧眼识才的编辑看中，立即刊出，连载三期，引起较大反响，王梓坤还在短时间内收到如潮涌般的上千封读者来信。刚刊出第一期，上海人民出版社曹香秾编辑就敏锐地感到一部有科学文化积累价值的名著即将问世，便急急打长途电话给王梓坤，希望尽快读到全文，并传递了愿意出书的意向。曹香秾的举动令王梓坤惊异，更令他感动的是，微分几何学的泰斗——苏步青院士慨然应允作序，这便是1978年在“科学的春天”出版的单行本——《科学发现纵横谈》。苏步青在该书“序”中对此书作了确切的评价：“《科学发现纵横谈》是一本漫谈科学发现的书，篇幅虽然不算大，但作者王梓坤同志纵览古今，横观中外，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挑选出不少有意义的发现和事实，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总结，阐明有关科学发现的一些基本规律，并探求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该力求具备一些怎样的品质。这些内容，作者是在‘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的情况下写成的，尤其难能可贵。”苏老还说，“作者是一位数学家，能在研讨数学的同时，写成这样的作品，同样是难能可贵的。”

王梓坤校长向马耳他共和国总统阿迦诺·巴巴拉女士授予北京师范大学名誉教育学博士学位，这是我国第一次向外国元首授予名誉学位(1985)

读者请王梓坤院士题词

打开《科学发现纵横谈》，扑面而来的是辉煌的诗篇——屈原《天问》的摘录：

这浩茫的宇宙有没有一个开头?

那时浑浑沌沌，天地未分，可凭什么来研究?

穹窿的天盖高达九层，多么雄伟壮丽!

太阳和月亮高悬不坠，何以能照耀千秋?

大地为什么倾陷东南?

共工为什么怒触不周?

江河滚滚东去，

大海却老喝不够?

哪里能冬暖夏凉?

何处长灵芝长寿?

是非颠倒，龙蛇混杂，谁主张君权神授?

呵!我日夜追求真理的阳光，

渔夫却笑我何不随波逐流!

屈原一口气提出了172个“为什么”，涉及天文地理博物神话，高远神妙，发人奇思。后人将这些自然与人文的奥秘一一破译或正在破译，从而在天宇高洁、微云欲散的月明之夜，每当我们冷静思考各种宇宙现象时，便不能不惊叹自然结构的雄伟壮丽、严整精密。大到银河系总星系，小到原子核基本粒子和复杂微妙的生物界，都遵循各自的发展规律不断运动着。在群星争耀的天空，人们找到了天体运行的轨道；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微观世界，人们发现了原子的结构；在万象纷纭的生物界，人们又寻找到进化规律，并正在寻找人类和动物基因组的构架……

王梓坤教授毕竟是数学家，对自然科学有着通透的理解。因此，无论纵论历史还是横看风云，所引证的大都是自然科学史上的典型事例。但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又驱使王梓坤教授不得不对科学史上的成败得失作令人警醒的思考。当然，这一系列疑问，使王梓坤教授的思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寻找人才成长的道路与科学研究方法后面的规律。

王梓坤夫妇合影于书房

读者为能在王梓坤指引下畅游知识海洋而快慰，为能领略到王梓坤诗一般的语言和文采而感到舒适。因此，《科学发现纵横谈》相继荣获了“全国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奖”(1980)、首届全国中学生“我所喜欢的十本书”之一(1981)。初版18年后的1996年，《科技日报》又将全书在报上连载，并获得广大科技工作者及学生的一致好评，这在我国科普出版史上实属罕见。

王梓坤院士并未因《科学发现纵横谈》的轰动而激流勇退，退出科普阵地埋首书斋；也并未因这本书的连连再版而坐享其成，荒芜了科普园地的勤劳耕作。王梓坤深有感慨地说：“科学发现无他，需要的是对人民的忠诚、不知疲倦的苦干和巧干。不谋私事谋国事，甘当孺子老黄牛。这样，就能无坚不摧、无敌不克，正是‘十年磨一剑，不敢试锋芒；再磨十年后，泰山不敢当。’”那么，“再磨十年”的作品是什么呢?这便是笔者有幸担任责任编辑的《莺啼梦晓——科研方法与成才之路》的卷下——“履尘留迹”。

全家福（2007年6月，摄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前排右起长孙王宇峰、小孙女王云扬，二排右起王梓坤、谭得伶，三排右起次媳马璇、次子王维真、长孙女王宇菁、长媳李仪、长子王维民）

王梓坤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对如何培养青年成才问题特别关心，积自己成才的体会和前人成功的经验，从科学的视角把成才之道归纳成十个字：理想、勤奋、毅力、方法、机遇。

王梓坤把理想比作是人们心灵上的太阳。认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如何，首先要看他的理想如何。如果说人有灵魂，那么理想就是他的灵魂。

王梓坤并不否认人的天赋各有不同，但一个人的成就主要是靠辛勤劳动取得的，而不全靠天才。除了崇高的理想外，他把勤奋列为成才的要素，他举出鲁迅、巴尔扎克、达尔文、牛顿、爱迪生和爱因斯坦勤奋学习和工作的故事，来说明“天才出于勤奋”这一真理。

王梓坤认为毅力是成才的另一要素。他指出：“毅力表现为不怕困难，敢于在一个方向上长期坚持，即所谓‘锲而不舍’，这样才能‘金石可镂’。有些人碰到困难后，怕白费精力，便中途放弃而转移方向。这样转来转去，虽然他一天也没有休息，却什么也搞不出来。由此可见，勤奋并不等于毅力；毅力来自对真理的热爱，来自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一个人的理想越崇高，他的毅力也就越坚强。才气就是长期的坚持和积累，天才在于毅力。”

王梓坤十分重视方法在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做科学研究和做其他任何一件事情都一样，光苦干不行，还要巧干，要想出高明的方法，高明的方法是极富兴趣的。认识一位天才的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的进步，并不比发现本身更少用处。”并告诫年轻人：“不断激励自己奋发图强的一个好办法，是找一位你最尊敬、最仰慕的人作为竞赛对手，学习他，研究他，赶上他，最后超过他。有了这么一位对手你就自然不会满足而是奋力追赶。”

王梓坤院士参观深圳大学图书馆（1996，方鸿辉摄）

王梓坤认为机遇也是成才的一个因素。因为人生活在客观世界中，有不少偶然机遇是难以预料的。人人都可碰上好机遇，问题在于会不会和能不能充分利用它。否定机遇并不是唯物主义：“平日不努力，有好的机遇也利用不上。机遇只照顾勤奋、勇敢而又有准备的人。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是极有害的。另一方面，放弃一切好机遇，也不一定明智。主观努力加上好的机遇，正如优良的种子遇上肥沃的土壤必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王梓坤的这些见解确是万世流芳的至理名言，是科学与人文水乳交融的精粹。我们当前科学传播所急需的就是这样的科普精品。

王梓坤先生，伟大的科学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