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艺术的会合

科学与艺术的会合——李政道的艺术情

(一)

1926年11月25日，李政道出生于上海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祖籍江苏苏州。天资聪慧的李政道从小就特别勤奋，酷爱读书，勤于思考。王淦昌院士曾深情地回忆：“在浙大求学时，李政道的勤奋好学是出了名的，老师布置的功课他很快就做完了，他央求：‘王老师，我觉得您布置的功课不够味，能不能再出些题目让我做？’”

李政道院士出席“2006上海国际科学与艺术展”开幕式（方正怡摄）

李政道院士在演讲

1946年经吴大猷教授推荐，李政道获奖学金赴美深造。他的勤奋、刻苦、善学、多思，令创造性思维突飞猛进，短短几年，就和杨振宁一起推翻了被视为恒古经典的“宇称守恒律”——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1957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那年，李政道才31岁。

1972年9月19日，在阔别祖国26年后，李政道踏上了魂牵梦萦的故土。难能可贵的是，那时正值“文革”，李政道每逢见到国家领导人，总直言相谏：科学和教育乃立国之本，得赶快抓起来！于是，在李政道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办起来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CUSPEA）工作开展了，中国的博士后制度建立起来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拔地而起了，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有起色了……他还开创了一条将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科学与人文相贯通的学问之道。

（二）

1999年11月3日，笔者有幸聆听了李政道大师深刻而又不失幽默的讲演——《物理学的挑战》。讲坛的大屏幕上打出了演讲的题纲和大量精美的图片。李政道以科学与艺术的贯通来作为讲演的结束语，这是听众万万没有料到的。

李政道院士在演讲《物理学的挑战》

“今天，我们庆祝中国科学院建院50周年，我想向大家展示几幅画。”打在大屏幕上的第一幅画是李可染先生特意为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举办的“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国际学术研讨会”所作的标题为“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的国画。

1999年，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建成了世界上最高能量的重离子加速器——相对论性重离子对撞机（RHIC）。在高能量下，两个金核中的物质互相穿越，所携带的相当部分能量却留下来了，人们希望以此激发真空。真空是一个没有物质的状态，却充满了能量的涨落，其复杂的动力学状态被表现出的静态所掩盖起来。两个迅速背向飞离的原子核间的区域，有很短时间没有物质（与通常的真空相同），却被激发。这种激发的复杂性同宇宙100多亿年前产生的最初瞬间——大爆炸时，情况相似。为称颂人类有可能通过RHIC来探索宇宙的起源和真空的复杂性，李可染教授作了这幅画。

“你看，这两头牛画得非常之好。牛完全是静的，对角相峙，而这相峙之态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它们没有外向的动态，可是你能感觉到它们内部有动态。如此才能产生‘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啊！这幅画是李老最后几幅画之一。他曾跟我说，这以前他一生从来没有画过一幅表现争斗和矛盾的画，他画的牛永远是和平的，不过现在为了科学一定要跟自然界作斗争，‘对撞生新态’的牛是需要的。这是李老为科学家而画的，他画中的‘争斗’是外向又很静的，但里面充满了力量，充满了新态。”李政道以科学的内涵来诠释艺术精品，令听众耳目一新。

李可染教授创作的《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曾用作“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国际学术研讨会”招贴画的主题图

李政道展示的第二幅画是米开朗琪罗在梵蒂冈教堂天顶上创作的“上帝创造人”的壁画。按西方宗教的信仰，人是神的形象造成的，可是也可以反过来，神是人用自己的形象制造出来的。李政道仔细剖析了这幅画的特色：“你们看，人的手指与上帝的手指之间有一个空隙，这个空隙里面好像也充满了要创造的新粒子。”话音未落，听众们都会心地笑了。到底是科学家，有如此通透的创新理念。其实，自从米开朗琪罗画了这幅画以后，西方再也没有人画这类创世纪的画了，毕竟这幅“上帝创造人”已达到艺术顶峰了。

李政道应用类比的逻辑思维，又对称地展现了第三幅画，是常沙娜教授创作的“东方创世纪”—— 《创天》。常沙娜教授的这幅画作，以双手托出宇宙的表现形式，展示了人以智慧创造世界。画面若虚若实，将其与米开朗琪罗的画对照，体现了阴阳反差，后者比较硬朗，前者比较柔和，这是中外艺术的不同，东西方思维的差异。李政道鞭辟入里的话语，听众为之叹服。

米开朗琪罗创作的《上帝创造人》

最后，李政道意境幽深地展示了刘巨德教授创作的《大鹏》，指出其表述的是宇宙开始的大爆炸。宇宙的过去与未来，始终是人类一直在苦苦求索的大课题。李政道有板有眼地诵读了庄子的《逍遥游》：

常沙娜教授创作的《创天》，曾用作“物质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招贴画的主题图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

刘巨德教授创作的《大鹏》，曾用作“宇宙的过去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招贴画的主题图

全场屏息静听。从《逍遥游》意境中脱出，李政道稍作停顿后指出：“这个‘鹏’就代表大爆炸，这个鸟就象征整个宇宙，它跟宇宙一起产生出来。我把庄子的这一段的大意译成英文：

Boundless Freedom （the Big Bang）

Praise the bird that named Peng.

Whose body extended several thousand miles long.

When Peng flew, glorious to behold,

His wings were the clouds in the sky,

And all heaven rode on his back,

Nothing could contain him.

我把‘鹏’译成Peng, Peng的音跟大爆炸的英文Big Bang的Bang的音有点像。最后我祝中国科学院的将来也具有这样的大爆炸——科学的将来！”

全场对李政道的精彩演讲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其实，听众对李政道掀起的科艺与人文相结合的“李旋风”早有所闻，早有所感，然而如此真切地聆听他的生动诠释倒是头一回。报告会散场后，人们依然沉浸在科学与艺术融合的意境之中。

（三）

自1987年以来，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在李政道亲自领导下每年都会组织一两次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各个学科领域的学者作最新的学术报告，还组织了数十次规模不等的专题“工作月”，请国内外前沿科技领域有相当学术地位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一起交流和工作。这种能有国内外学者参与的广泛交流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沟通，对国内学者及时了解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李政道深谋远虑地构画的这一系列学术会议，不但邀请了世界一流的中外科学家和中国青年学者参与，而且每次会议都诚邀知名画家根据会议的科学主题发挥艺术想象力，构画艺术精品力作。这些画家包括李可染、吴作人、黄胄、华君武、吴冠中、常沙娜、袁运甫等艺术大家，也包括才气横溢的刘巨德、鲁晓波、陈雅丹等中青年画家。

李可染先生创作的《晓阳辐射科学光》，曾用作“同步辐射光的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招贴画的主题图

吴作人先生创作的《无尽无极》，曾用作“二维强关联电子系统国际学术研讨会”招贴画的主题图，也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标志性图案

李政道的本意决非仅仅追求一种用绘画来诠释科学的特定领域的美感及其形态，更致力于探索在“一个更深奥的意境中进行科学和艺术间的对话”。

如吴作人教授为1988年5月由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举办的“二维强关联电子系统国际学术会议”，创作了《无尽无极》的主题画，以“现代太极图”诠释了老子《道德经》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观点，寓意如此繁杂的现象均始于简单的“道”；也寓意世界是动态的，宇宙的全部动力、物质、能量均产生于静态的阴阳二极的对峙；太极貌似静态结构，实质蕴育巨大势能，可转变为整个宇宙的动能。现在，吴作人教授的这幅现代太极图已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标志图案。由此，可见李政道的匠心独具。这些作品都闪耀着艺术家的创新思维，也给科学家在欣赏美的同时，展开形象思维的空间。

李政道院士向邓小平介绍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此外，在李政道亲自率领下，作为非官方的学术机构——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于1993年和1995年分别与炎黄艺术馆、《科技时报》社合作举办了“科学与艺术”研讨会。作为科学顾问的李政道，还参与构画了从2004年起至今每年举办的“上海国际科学与艺术展”。在快节奏的科研生活中，李政道力图让艺术走出象牙塔，让科学家去拥抱艺术，力促科学与艺术架起桥梁，相互沟通，相互启迪。

（四）

传统的观念认为：科学强调客观理性，重实证，重逻辑推理，主要靠理智，以抽象思维为主来探索自然界的奥秘；而艺术则强调主观感受，重想象，重美感表述，主要靠激情，以形象思维为主来探索人类感情的奥妙。因此，在常人看来，科学与艺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怎么让它们来沟通?

李政道认为：常人忘却的恰恰是作为人类文化长河源头的科学与艺术都依赖于人类的社会实践，都依赖于人的头脑中创造力火花的闪现；也忘却了创新是科学和艺术的共同灵魂，因为它们都追求真、善、美的普遍真理。

吴冠中教授画的《流光》，曾用作“复杂性对简单性国际学术研讨会”招贴画的主题图

如果说，科学家是在千方百计地设法解释以前大家所不理解的现象；那么，艺术家则形象生动地设法描述大家早就理解了的东西。艺术与科学追求的都是简单、对称、和谐的美学原理。说得绝对一点：艺术的规律都是科学的。难怪清华大学的刘巨德教授会慧眼独到地说：“与科学相比，艺术是通向宇宙的另一条大路。大凡有所贡献的艺术家，其心灵无不上通天宇，下达人性；为高扬自然生命精神和人性生命精神的和谐而努力；为建造人类真、善、美的精神家园而献身。他们共同以崇高的人性精神爱抚自然，又以博大的宇宙情怀爱抚人性；他们在造化的恩宠中，与天同乐于动，与地同悲于失。”

若将艺术家特有的美感、幻想、和谐等灵智，以及直觉、想象、形象等思维方式，作为一种通用素养融入科学之中，那么对科学创新必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推动。

有人问爱因斯坦：“死亡意味着什么？”

爱因斯坦毫不犹豫地回答：“就是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

吴冠中教授与李政道院士论“通感”

可见，科学巨匠的精神世界也得靠艺术来滋养。

因此，李政道教授见解独到地说：

“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

艺术，例如诗歌、绘画、音乐等，用创新的手法去唤起每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着的、已经存在的情感。如李白（公元701—762年）在《把酒问月》中写道：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

……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惟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而三百多年后，苏轼（公元1036—1101年）在《水调歌头》中写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咏诵这些诗词的时候，它们的相似之点和不同之处同样感动着读者。尽管李白、苏轼生活的时代和今天的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了，但这些几百年乃至一千年前的诗词在今天人们的心中仍然能够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

同样，我们现在阅读莎士比亚的著作，或者观赏莎士比亚的戏剧，不论是原文或译文，也有着和几百年前英国的读者和观众相似的情感共鸣。情感越珍贵，反响越普遍，跨越时空、社会的范围越广泛，艺术也就越优秀。

李政道院士创作的《格》，曾用作“用并行计算机的格点规范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招贴画的主题图

科学，例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是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新的准确的抽象，这种抽象通常被称为自然定律。定律的阐述越简单，应用越广泛，科学也就越深刻。尽管自然现象不依赖于科学家而存在，但对自然现象的抽象和总结是一种人为的，并属于人类智慧的结晶，这和艺术家的创造是一样的。”

科学和艺术的关系是同智慧和情感的二元性密切相联的。对艺术的美学鉴赏和对科学观念的理解都需要智慧，随后的感受升华与情感又是分不开的。没有情感的因素和促进，我们的智慧能够开创新的道路吗?而没有智慧的情感能够达到完美的意境吗?因此，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的，两者都在寻求真理的普遍性。普遍性一定植根于自然，而对自然的探索则是人类创造性的最崇高的表现。诚如一个硬币的两面，科学和艺术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而富有意义。

从李政道充满哲理的诠释中，我们不难理会：艺术的本质是用新的方法激发人的内在情感，好的艺术作品确实可以引起人的共鸣和情感交融。这种情感是超越时间的，诚如今天诵读一千多年前大诗人李白的作品仍为之激动；这种情感也是超越空间的，莎翁的作品无论译成哪种语言均能引起世界各国人们的共鸣；当然这种情感也是超越社会背景的。

李政道院士画作“遍野葡萄思美酒”

艺术追求创新，追求简捷，追求美。科学的本质在于追求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用思维和实验去发现并归纳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规律，去把它抽象和正确地表达出来，这就是人的创造力。当然，归纳的方法越简单，影响和表述自然界的现象越广泛，那么作为自然界组成部分的人类，对社会的推进和改变也就越巨大，科学也就越深刻。

常人对科学与艺术联姻的最大障碍乃是对“科学是美丽的吗”的诘问。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科学是深奥的、严格的、艰辛的、枯燥的；一提到科学家，眼前不由自主地会浮现出爱因斯坦那白发怒张、满面皱纹的沉思形象；一提到科学成果，老年人会毛骨悚然地回忆起战争狂人借用现代技术发动的两次血淋淋的世界大战，会联想到广岛笼罩过的蘑菇云、切尔诺贝利核冬天的肃杀凄怆，而年轻人则会不由自主地想起“9·11事件”中恐怖组织挟持的是充满现代技术的航空器和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甚至担忧生化技术、基因工程一旦掌握在科学疯子手中会给人类带来的灭顶之灾……科学怎么会是美丽的？

简直不可思议！

画家张仃为祝贺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成立10周年并成功举办多次学术研讨会而题的“细推物理，何用浮名”

看来，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是造成对“科学是美丽的”理解障碍之最大根源。

科学旨在“求真”，毫无功利，它代表了人类的最高智慧，旨在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寻找物质和思维的本源。科学研究的精神、思想和方法通过自然哲学去影响人文理念。诸如19世纪科学上的三大发现——细胞、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进化论，就直接导致了自然辩证法的诞生；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现代宇宙学及物质结构的观点，又让人们逐渐明白：我们是谁，来自哪里，要去何方；宇宙是怎么创生的；物质是如何构成的……总之，科学能让人类走出愚昧，科学也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从而让人类的生活更加和谐与美好，当然科学还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李政道院士画作“叶之恋”

只有“求利”的技术才具有既给人类带来福祉，又可能给人类带来祸害的双重性。诸如核技术的创生，既可和平利用，又可制成核武器以毁灭人类。即使是和平利用核能的核电站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得时时预防其核泄漏可能对人类造成的致命伤害。这次日本福岛核电站因地震和震后管理失当所致的核辐射，不是让全球上了一堂“技术是一柄双刃剑”的公开课吗？技术的利刃在斩妖劈魔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高悬在人类的头上。人们已经理智地意识到：技术行善可以造福人类，作恶将使人类遭受灭顶之灾。技术的进步又常使人类利令智昏地在自然界面前显示其“主人的地位”和“主导的才能”，而缺失对自然界应有的敬畏之心。直面霸权的失控、战争的残酷、环境的恶化、生态的破坏、资源的枯竭、人口的爆炸、生存的困难……人们从心底本能地呼唤：我们需要“科学的春天”，决不该陷入“寂静的春天”。看来，反对或节制技术作恶的不可或缺的武器乃是人文与艺术。技术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才能寻找到自身发展的“本源”。这种警醒标示着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这种认识又划清了科学与技术的界限，也才能还“科学是美丽的”以清白。

科学之美令人赞叹

其实，“科学的美丽”不仅体现在有人文情怀的科学研究者的心灵是美丽的，他们受到好奇心、责任心的驱使，为推动人类的文明进程，尽可能早地摆脱愚钝趋于理智，明知科学的入门处乃是地狱的入口处，依然心无旁骛锲而不舍，甘愿以苦作舟，甚至赴汤蹈火；还体现在科学研究者所具有的思想方法与精神风貌是美丽的，科学研究要求所有参与者具有探索求新、怀疑求实、实验求本、批判求诚、独立求真、源理求深的独特精神；而科学定理与规律的表述都毫无例外地体现了简单、对称与和谐的美学原理；再说，科学探究的对象更具有旷世奇美，美不胜收，不是吗？试问有什么能比宇宙诞生更具震撼美？有什么能比原子中“云深不知处”的电子云更具蒙美？有什么能比生命之源的叶绿素中的“绿色秘密”更具神秘美？又有什么能比“生命之梯”DNA回旋曲折的双螺旋更具活力美？还有什么能比纳米世界中用原子砌成的纤巧结构更具精致美？……

科学之美，令人赞叹！

（五）

李政道挚爱科学，并非功利地认其“有用”，而是洞察到科学中充满简单、对称、和谐的内在美。从小爱刨根问底的探索兴趣，令李政道闯入了科学殿堂。是发现科学中的美，令他对科学着了迷而终身不渝地挚爱科学。他通透地理解：科学不仅蕴含着真理，同时拥有至高的美感，其快乐、兴奋以及超出人类所能体味的卓越和非凡的感觉，这些在艺术中普遍存在的感觉在科学中同样能找到。李政道说：“一个人要创造就得有情感，艺术对科学的影响不是简单地说画一张画，就变成科学，科学的研究基础是观察、归纳和总结自然界的规律，这些都是需要理智的。但是，鼓舞这些强烈理智的推动力是基于情感的。同样地，艺术家用创新的方法激发人类普遍性的内在情感，可是这些创新的方法和观念是和理智分不开的。”

李政道能有这样通透的理性思维，也得益于他自小受到浓浓的人文熏陶。爱看“闲书”，爱提问题几乎是每一位成功科学家的共同“基因”，也是李政道具有的“基因”。

李政道院士在作生动演讲

1946年9月，李政道抓住吴大猷教授推荐而获得的留美奖学金之机遇，来到芝加哥大学。当时李政道怀揣西南联大的肄业证书，但他觉得自己已掌握了经典物理学，对量子力学亦已初通，以为能顺顺当当地读研究生了。可是，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没有大学文凭，进研究院几乎是不可能的。芝加哥大学倒是个例外，该校能接受没有正式文凭的学生，但有一个相当苛刻的条件：该生必须熟读过Hitchin校长指定的几十本西方文化的古今名著，并通过对这些名著的考试。当年的李政道别说熟读，就连这些名著的书名和作者都从来没听说过。好在他具有一般理科学生通常缺乏的深厚的人文涵养。于是，他灵机一动，向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负责人解释：自己曾读过东方文化中的不少经典名著，诸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对这些东方圣贤的学说有些造诣，而这些东方经典与Hitchin校长指定的西方经典是相当的。校方觉得李政道言之有理。两个月后，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主任的努力下，李政道被正式录取为研究生。李政道成才道路上这关键的一步，正是得益于青年时期文理相通的努力。从此，李政道更自觉地、有意识地将科学与人文贯通作为行动的目标了。

自20世纪70年代回国访问后，李政道看到了中国基础教育与大学教育中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学生知识单一，文理过早分科，一味注重“学答”而轻视“学问”……都令他深感忧虑。怎么办？身体力行。李政道以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成才之道，向人们展示科学与人文的“道”与“理”是相同或相通的。其相同或相通的根源，就在于对真、善、美的追求：科学求真，真中涵美；文艺唯美，美不离真；人文尚善，真善美一。从治学的角度，李政道呼吁培养通识之才，修炼通人之学，即横跨学科，博学多艺；倡导对学问不仅明其学，且要通其道，为学求通是关键，要将“理”与“道”贯通，将不同学术领域打通。好在学科间的相关性和互渗性给善于思考、乐于求知的人类带来打通学问的“金钥匙”。

李政道院士画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2009年6月15日，笔者又有幸聆听了李政道先生作的《挑战的物理》科普报告，在如数家珍般地回顾21世纪人类在原子物理、分子物理、核能、激光、半导体、超级计算机等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科技成果后，他清晰地指出：没有狭义相对论、没有量子力学，就没有这一切科学文化。而如何产生这类划时代的基础科学成果，如何能真正实现科学创新，他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列举了大量青年才俊成功进行科学创新的事实：爱因斯坦25岁创立狭义相对论，玻尔27岁创立了量子论，38岁的薛定谔和24岁的海森伯创立了量子力学，25岁的费米和泡利创立了量子统计学，25岁的狄拉克完成相对论性量子力学，28岁的汤川秀树建立了核力基础理论，费米41岁创立了核反应堆，盖尔-曼35岁创立了夸克理论，29岁的格拉肖和34岁的温伯格统一了电磁作用和弱作用，29岁的小林诚和33岁的益川敏英创立了对称自发破缺的发源和理论，39岁的克里克和27岁的沃森发现了DNA的结构……可见，科学成就往往出于青年，只有出了一代新的人才，才有望开拓一片新的领域。

那么，如何培养新的卓越人才呢？逻辑思维很强的李政道则侃侃道来：要认识方向，要营造环境，要抓紧时间和机遇，还需要有上一代科学家一对一的培养，当然政府的支持也必不可少。

李政道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57）

尤其令笔者难忘的是李政道讲述了自己师从恩师费米的一段经历；“记得20世纪40年代，我做费米老师研究生的时候，费米老师每星期都花整整半天和我单独讨论。费米的训练思路是，让学生对一切物理问题都能自己独立思考，找到答案。”李政道最有兴趣的研究方向是粒子物理，有一天费米问他太阳中心的温度为多少。李政道不假思索地回答：大概是1千万度。费米立即追问：“你自己有没有演算过？”李政道坦白地回答：“没有。”毕竟这计算太复杂了。费米则严肃地告诫：“一定要经过自己的思考和估计，才能接受别人的结论。”

正是遵循费米导师的教诲，李政道的学问之道始终坚守在“会问”，重在“经过自己的思考和估计”，也意在“学科间的贯通”。

什么是暗物质？什么是暗能量？这是21世纪物理学面临的挑战，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光凭猜测，需要的是科学的观测、实验、推理和演算，当然艺术的想象和推测也不能忽略。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观测发现，我们的宇宙不仅在膨胀，而且是加速地膨胀着，李政道根据宇宙膨胀的加速度推算出已知物质（电子、质子、中子等和极少量的正电子、反质子等）与暗物质之比小于五分之一；而已知物质的能量与暗能量之比则小于十四分之一。由此，他在2004年发表在《物理快报》的论文——《暗能量的可能来源》（A Possible Origin of Dark Energy）上指出：因为暗物质，我们的宇宙之外可能有很多的宇宙，并极富想象地以诗人的口吻简练地表述为：天外有天。

真是绝了！

类似地，有鉴于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由极高能量的100GeV金核与等能量金核对撞后所产生和发现的新的核物质——强相互作用夸克胶子等离子体(李政道称其为sQGP)的事实，2005年李政道在《核物理》上又发表了《强相互作用夸克胶子等离子体和未来物理学》（The Strongly Interacting Quark-Gluon Plasma and Future Physics）的论文，提出核能也许可以和宇宙中的暗能量相变相连的观点，并极简练地表述为：核天相连。

李政道在科学论文中也会不由自主地展露其诗人的情怀和表现出诗的意境。由此可见，学科的贯通与交融确确实实已深深地嵌入了他的文化基因之中。

李政道与沈文庆院士在交谈

2006年是李政道先生八十大寿，他献出了近年来自己创意并绘制的八十幅作品，在上海国际科学与艺术节集中展示，以袒露一名科学家浓浓的艺术情怀，向全社会倡导科学与艺术结缘的理论与实践，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藉此体味到：“越往前走，艺术越是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人从山麓分手，又在山顶会合。”

李政道院士为“2006上海国际科学与艺术展”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