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院士回老家访问吴孟超的父母

肝胆相照——吴孟超的人生选择与事业追求

20世纪90年代初，因编辑《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笔者有缘拜访了吴孟超院士，以后为撰写《上海画报》人物深度报道，又多次采访吴老。2008年秋天为《中华读书报》“人物”专栏约稿，又特意去拜访吴老。原约定下午1点在吴老办公室见面，直等到3点，吴老才从开刀房（他习惯称手术室为“开刀房”）出来。那天，他又做了三台手术。一位86岁的耄耋老人、国际肝胆外科泰斗级的大家，如此痴迷于手术，已不能光用“敬业”来理解了。治病救人已成了吴孟超的天职，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诚如古希腊医学的奠基者——希波克拉底在其著名的医德《誓词》中所庄严承诺的：“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无论置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

换副眼镜看报纸（2011，方鸿辉摄）

在肝胆医学事业上展翅翱翔的雄鹰（2011，方鸿辉摄）

人生选择

2006年1月9日,一身戎装的吴孟超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从胡锦涛主席手里接过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证书。

从事肝胆外科60年,曾荣获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医学专家”称号和国际肝胆胰协会授予的“杰出成就奖”等殊荣的肝胆外科学科开拓者、著名医学教育家吴孟超教授，每忆及童年，总会沉重地说：“常听人说，童年是幸福的，而我的童年是极其辛酸的……”

“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耄耋之年的吴孟超院士坚持操刀手术（2011-09-19，方鸿辉摄于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第六手术室）

1922年8月31日，吴孟超出生于福建闽清白樟乡一户贫苦农家。为了养家糊口，父亲跟乡里人去了南洋，以打工挣钱来养家，然而家里还是经常揭不开锅。“我来到这个世界后，就一直缺衣少食，营养不良，直到三岁方能走路。童年时实在饿得慌，就往外婆家跑，舅舅心疼瘦得皮包骨头的外甥，常去稻田里捉几只青蛙给我补养，这种美味至今记忆犹新。”这兴许是吴孟超童年最温馨的时光，也难怪他母亲以后常对他说：“没有舅舅，你熬不过来哟！”

迫于生计，吴孟超五岁就随母亲飘洋过海，到马来西亚沙捞越的诗巫，寻找在那里做苦工的父亲。一家人身居异国，举目无亲，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六岁时，吴孟超已在米粉作坊干活了，吃的是本该喂猪的香蕉蕊子。八岁时他就随父亲去割橡胶，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拿盏油灯，光着脚，到橡胶林里去割胶。如今，吴孟超常风趣地说：“现在想来，这也算是我早期的操刀训练吧！”

吴孟超院士回老家访问（2002）

吴孟超的父母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再穷也要让孩子上学，作为长子的吴孟超成了家里的希望。在当地进步华侨办的光华中学，吴孟超的学习是同龄人中少有的刻苦和用功。因为生活的艰辛，使他早早懂事并铸就了坚强的毅力，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那年头，光华中学从祖国内地来了一位新校长，经常给我们讲国内抗日战争的形势；当时还有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侨抗战救国、支援延安抗战活动……”

吴孟超从小操刀割橡胶

从这些难忘的回忆中可见，“祖国”已在少年吴孟超心里播下了种子，而孙中山先生题名的“光华学校”的校训—— “求知求义最重实践，做事做人全凭真诚”，也在吴孟超心里萌芽了。他萌发了“要从屈辱和伤痛中挺起来”的念头。于是，初中毕业后，吴孟超并没有遵循父母为他做的“去学做生意或者去英国念书”的安排，而是与六位同学相约，回国抗日，报效祖国。

1940年1月3日，在侨务委员会的安排下，吴孟超和他的同学们从沙捞越出发，途经新加坡、越南（当时称安南），前往祖国内地云南。

这是吴孟超人生道路的第一次选择。

“记得在西贡登陆时，验关的法国殖民统治者要我在入关护照上摁手印，由于我看到欧美旅客都是签字过关的，就抗争：‘为什么不让我签名？我会英文，我会中文，我会写自己的名字！’‘黄种人签什么字？你们全是东亚病夫！’”

吴孟超夫妇回母校（1993）

青年吴孟超看见的是殖民者的狞笑，忍受的是弱者的屈辱，摁下了手印，也在心中埋下了为中华民族争气的种子。

祖国，在吴孟超心中是神圣的。可踏上国土，却是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正义的人们惨遭杀戮。吴孟超想方设法去延安不成，上疆场与日寇决一死战已无望，那么只能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路了。他安下心来就地求学，同时报考了云南大学附中和同济大学附中，结果被两校都录取了，他选择了同济大学附中。

学校位于远离昆明100多里地的宜良县狗街镇，上课是在一所破庙里，吴孟超依然学得有滋有味。第二年，学校迁回昆明市。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吴孟超与马来西亚父母的联系中断了，经济来源没有了，他不得不通过变卖衣物、沿街卖报、誊抄资料和当家庭教师来维持生计和学业。生活的磨难，令吴孟超的学习更发愤了。1942年夏，学校迁往四川李庄镇。1943年高中毕业后，吴孟超在当时的同班同学、现在的妻子吴佩煜的建议下，一起考取了同济大学医学院。

青年吴孟超（1945）

那年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作为穷大学生，吴孟超的生活实在太艰难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的教育部明文规定：凡来自海外的归侨学生，可根据自愿原则，返回原来的所在国，由政府发放路费。吴孟超很想获得这笔路费回一趟马来西亚沙捞越，去见见日夜思念的父母和弟妹，而当时吴佩煜的父母又在昆明。于是，他们约了另外几位同学沿着从昆明到四川的原路折返。到了昆明，在等待申领回马来西亚路费的过程中，迫于生计，吴孟超不得不临时担任侨务处的抄写员和中山高级工业学校教员。耳闻目睹社会的现状，吴孟超的想法又有了转变：“我千里迢迢从马来西亚回国，旨在好好读书，学到真本领为国效力，以不辜负父母的期望。如今我已在同济医学院读到三年级了，再苦读两年，实习一年，就可当医生了，怎能半途而废呢？何况马来西亚沙捞越家中的情况又不得而知，岂可盲目回去？……”因此，尽管领到了一笔路费，吴孟超咬咬牙克服了想家的念头，毅然买了飞机票回到了上海。

吴孟超夫妇回母校（1996）

兴许是吴孟超的毅力感动了上帝，偶然间得知，父亲已于前几年回到了福建老家，用在沙捞越积攒的钱买了一块地，打算建房，以备将来叶落归根。说来也巧，同济医学院要延迟到当年12月才能正式开学。吴孟超便趁这一天赐良机，回了一趟福建闽清老家，与父亲重逢了。谁知，这却是吴孟超与父亲的最后一次相见。不久，父亲又返回马来西亚沙捞越了，而吴孟超也在20多天后回到了同济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业。

那时，上海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面对大批华侨青年飞回南洋，吴孟超毅然选择留在祖国，迎接新中国的曙光。因为吴孟超自回国第一天起，就下了决心：儿回来，就要为祖国妈妈擦干眼泪，抚平创伤的。

这是吴孟超人生道路的第二次选择。

遗憾的是，吴孟超18岁离家后，再也没能在亲生父母跟前尽孝道。只能从弟弟由千里之外寄来的亲人照片中，遥祝他们平安幸福。真可谓“忠孝不能双全”啊！

大学毕业时，吴孟超万万没料到学校让他留校干小儿科，因为他儿科考试成绩优秀，得了95分（满分为100分）。但是，干儿科与吴孟超的性格显然不合。当吴孟超向校领导提出转外科的请求时，却引来了这样的忠告：“你身高才1米62，能干外科吗？”这话深深刺痛了一颗倔强的心。吴孟超人矮，志向可高着呢！

兴许是苍天有眼，一个很好的机遇让有准备的吴孟超逮到了：当时华东人民医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前身）招聘医生。凭着对人民军队的挚爱，也凭着对外科事业的执著，吴孟超毅然前去应聘。

吴孟超（右）与郑宝琦教授亲切交谈

外科主任郑宝琦教授不解地问：“你外科才考65分，为什么偏要搞外科？”

“我对外科最热爱，我的个性也适合当一名外科医生，可学校留我干小儿科，我不愿干，就到这儿来了！”

面对吴孟超的憨厚、坦诚与执著，郑宝琦为发现一棵好苗子而兴奋，毅然录用了他。郑宝琦的慧眼也许令我国儿科医学少了一位名医，却为人类物色了一位肝胆外科的开拓者，一位与人民肝胆相照的医学教育大家。

大学毕业时的吴孟超（1951）

从此，吴孟超在郑宝琦教授身边投入地工作。古人有“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的断言，吴孟超也许的确有当外科医生的天赋，他的老师、被称为“中国近代外科之父”的裘法祖院士说:“我的这个学生就是勤奋。”

吴孟超身高只有1.62米，手术室特地放置了一个木垫子，他每次都站在上面做手术。

1951年华东人民医学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吴孟超心情舒畅，事业有成。

这是吴孟超人生道路的第三次选择。

同济医学院由上海内迁武汉，吴孟超最敬仰的老师——裘法祖教授因故滞留上海。1954年，裘教授应聘到长海医院任兼职教授，这一消息令吴孟超激动得几宿没睡。好学的吴孟超从事临床工作不久，多么渴望有第一流的名家指点呀！

吴孟超院士每次手术都站在垫子上。九旬老人依然在操刀，同事们便在他身后特意放入一把转椅，以备他万一感到累了可稍坐片刻，可他上了手术台就浑身来劲（2011-9-19，方鸿辉摄）

“有缘直接看裘老师做手术，聆听他亲切的教诲，真是我的福气！”说起从师裘法祖的经历，吴孟超至今仍喜形于色。“我抓住一切机会向裘老师求教，跟他一起手术，观察他的手术技巧，欣赏他的操刀艺术。有一次裘老师在病房住了两个月，我也卷着铺盖在病房一呆60天。”其实，吴孟超如海绵般吸收的不仅是裘教授的手术之道，还有裘教授作为医生的为人之道。裘教授品德高尚，知识面广，话虽不多，却句句说在点子上。他说，做一名好医生要“会做，会讲，会写”，吴孟超心领神会，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将这三点作为自己培养学生的指导目标去开刀做实验，讲课带学生，写书写论文。

“裘老师常说：治疗病人犹如将他们‘一个一个背过河’；对待功、名、利、禄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这些富含人生哲理的话语，同先辈们说的‘医乃生死所系，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呵！”

吴孟超院士为恩师裘法祖整理领带

正是这些为人之道与为医之道的熏陶，使吴孟超获益匪浅。在60多年从医生涯中，他一贯待老师敬若父母，待病人不分贵贱，待战友心地坦诚，待学生甘为人梯。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军队，吴孟超尊重老师是出了名的，虽然自己已经是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了，还是中科院的院士，但是每次开会他还总是跟在老师的身后，他总是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老师的影响。就连在中央军委召开的授予吴孟超为模范医学专家的大会，他也专程邀请恩师裘法祖参加。事后，裘老激动地告诉记者：“江泽民说他是劳动模范什么什么……他请我去的，两千多人开会，都是元帅将军参加，只有我一个人穿着普通的衣服在那里，人家一看到我，先让我们介绍，说我是吴孟超的恩师裘法祖，他们就拍手，我都哭了……”

吴孟超夫妇均为军医

在名师的点拨下，吴孟超不仅学术上突飞猛进，人文底蕴也日益丰厚。

1956年3月吴孟超被提升为外科主治医师，并参军入党，可谓三喜临门。但是，吴孟超的心情并不平静，他一直在思考：下一步该怎样发展？带着思考与疑问，吴孟超又请教了裘教授。裘教授坦然地告诉他：“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学科日益细分，学术日趋专精，普外是个古老的专业，胸外科已从这里分出去了，现在肝脏外科很薄弱，不妨朝这个方向去发展。”恩师一点，心有灵犀。吴孟超完全领会了裘教授的意图，要在学术上做一次重大的抉择。

裘法祖院士（左二）出席表彰吴孟超为“模范医学专家”的大会（1996）

新学科——肝胆外科，是医学发展的方向；中国是肝癌的高发区，肝胆外科有很大的社会需求。而20世纪50年代初外国权威曾预言：中国人要有自己的肝脏外科，起码要等二三十年……这一切都让年轻军医吴孟超思绪澎湃。于是，他挥笔写下了“卧薪尝胆、勇闯禁区”的誓言，带领胡宏楷、张晓华两位医生，于1958年组成了肝脏外科“三人攻关小组”，他们披挂上阵，去揭开中国人向肝脏外科进军的序幕。

这是吴孟超人生道路的第四次选择。

如今，吴孟超深有感慨地说：“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会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是在人民军队，我可能会当个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受党组织教诲，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分子。从医，让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

吴孟超与恩师裘法祖在院士大会上

肝胆相照

尊重前人的学识，尊重科学的事实，是吴孟超勇闯肝胆禁区的基本素养。为了搞清肝脏解剖理论，吴孟超首先跑图书馆，查阅了当时凡能见到的几乎所有带“肝”字的中外文书刊，虚心学习前人的经验。20世纪50年代末，他就和方之扬医生一起把一本美国人编的《肝脏外科入门》翻译出版，作为进军肝胆外科学的一场“热身赛”。

“三人攻关小组”在制作肝脏标本（1959）

研究肝脏该从哪里入手？当然得从解剖学入手。肝分左右两叶，人云亦云。吴孟超非要亲自看看，直接用手去触摸。那时，“三人攻关小组”为了制作肝脏腐蚀标本，曾尝试用塑料、X光胶片等作填充材料，但都不理想。中国乒乓球队的容国团获得世界冠军的消息启发了苦思冥想中的吴孟超，他创造性地将乒乓球溶解后注入肝脏血管，定型居然成功了！完整的肝脏构架如同美丽的珊瑚，血管走向纵横交错，美不胜收。

1959年4月吴孟超小组制成了中国第一具能满足科研需要的肝脏腐蚀标本，预示着他们在突破禁区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之后，他们又花了两年时间，先后制作了200多具肝脏标本。白天黑夜，一具具看，一枝枝学，对照文献研究。从攀援缠绕的无序状态中，吴孟超找出了肝脏血管的走向和分布规律，并据此提出了至今仍被医学界沿用的中国人肝脏解剖的经典理论——“五叶四段”理论，实现了中国肝脏解剖理论的重大突破，也奠定了我国肝脏外科的解剖学基础。

吴孟超制作的肝脏血管模型

这种实践和理论的探索折射出了吴孟超与科学精神的“肝胆相照”。

肝脏解剖的“密码”掌握了，吴孟超才敢去禁区闯一闯。每当看到一批批肝癌患者的去世，吴孟超心如刀绞。中国是乙肝和肝癌高发区，由于无法手术治疗，许多肝癌病人只能等死。逐步掌握肝脏解剖学后，吴孟超知道了肝有一定的分叶，每一肝叶有相关的动脉、静脉和肝管的支配，而按肝的分叶切除，理论上不会出现过多的并发症；在20世纪60年代初规则性手术切除是肝癌获得根治的唯一希望。

过去经典的切肝法是在低温麻醉下进行的，就是先将病人全身麻醉，再把病人浸泡在冰水中，待病人体温降至35℃以下，然后做手术。这种方法不仅费力费时，看起来还挺惨，手术往往会有并发症。“现在既然已经掌握了肝脏解剖的第一手资料，为何不能在常温下作肝切除手术呢？”吴孟超在人性化理念的驱动下，首先在动物身上开创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常温下无血切肝法”的实验，取得了一系列成功。

1960年3月1日，由吴孟超主刀完成了中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术。这一零的突破，终于打破了常温下肝脏切除手术的禁区！

禁区被打破以后，吴孟超再接再厉，于1962年完成了“肝叶切除术后代谢改变的研究”课题，以降低手术并发症，提高了手术的疗效。1963年夏，吴孟超和同事们又成功地为一名患者实施了中肝叶切除术，突破了“禁区中的禁区”。中肝叶切除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肝脏外科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因为长在肝脏中叶的肿瘤是最棘手的。

吴孟超院士在查看肝脏标本

“说我胆子大敢闯禁区，其实在手术上我一向是小心翼翼，慎之又慎的。”吴孟超之所以敢做肝中叶切除术，说到底是因为有过硬的解剖理论与实践，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将裘教授的教诲装在心里，努力将病人“一个一个背过河”，而不顾个人的荣辱得失，“医术虽有高低，医德最最要紧”。

崇高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源于吴孟超“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职业自觉。在吴孟超看来，“医本仁术，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医生之于病人乃子女视于父母，其首要不在于手术做得如何流光溢彩，名响四方，而在于如何向病人奉献天使般的温情。”在吴孟超的医学哲学与生命伦理里：一名好医生应该眼里看的是病，心里想的是人。始终把病人看作是大写的“人”，才能不把医院开成药铺，才能不把病人当作摇钱树。凡是由他亲自操刀的手术，每次结扎都坚持用手、用线,他常不厌其烦地对年轻医生说：“我们要多用脑和手为病人服务，用一次缝合器械，‘咔嚓’一声1000多元就花掉了，那可是一个农村孩子几年的读书费用啊！我吴孟超用手缝线可分文不要。”

“又摘下一个大瘤子！”

不断学习，提高医术，有所创新

多么人性化的换位思考，多么富有人文关怀的情操！在吴孟超的从医和医学管理“辞典”里明明白白地录下了：病人生病已经是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已经花光了家里的所有，有的还负债累累。我们当医生的，一定要设身处地为病家着想，替病家算账。正是如此精打细算，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切除一个肝脏肿瘤的手术费、治疗费等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也赢得了国内外病人的极大关注和声誉。

2008年5月12日，突如其来的汶川特大地震牵动了所有人的心，也牵动了吴孟超院士的心。5月15日上海吴孟超医学科学基金会立即为灾区捐赠价值510.6万元的抗休克、血容量扩充的急救药品。心系灾区的吴孟超还在第一时间内组建了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医疗队，日夜兼程赴重灾区救助伤病员，他虽无法亲临第一线，却时时牵挂着当地百姓，对医疗队遇到的疑难重症病人他都带领留在医院的专家亲自组织远程视频会诊……

长时间手术后的饥渴

至今，年届九旬的吴老只要没有重大的会诊或出差，几乎每个工作日都会步履轻盈并带着微笑走入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开刀房，他曾自嘲：“这可能是我的手术依赖症。”这几年，吴老每年主刀完成的手术不下200台，连年富力强的医生都难以做到。2010年初，为《科学的道路》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笔者曾与吴老家通电话，本想周日他应该在家，却是他夫人接的电话，“吴老去医院了”。师母让我劝他多歇息，少开刀。当我把这个意思向吴老表达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扯蛋！别听她的。”语气之坚定，不容我细释。

这些都折射出吴孟超与病人的“肝胆相照”。

1963年，吴孟超一口气写了八篇系列论文，提交全国第八届外科学术会议。国内主流媒体也进行了相关报道，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向肝脏外科进军》的科教片，发行国内外，得到同行的交口称赞。

科学的发展总是循序渐进的，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临床医学家对疾病的认识与解决，也往往经过由临床实践到理论与实验的研究，再回到临床实践这样的循环，使认识逐步深入，水准逐渐提高。吴孟超率领的科研团队一步步解决了肝脏解剖、手术、止血、术后并发症、中肝叶切除等难题后，1975年又成功切除了世界上迄今仍属最大的18千克的肝海绵状血管瘤。

90高龄的吴孟超院士依然精力充沛手术不停（2011-09-19上午，方鸿辉摄）

1982年吴孟超接诊了一位患肝母细胞瘤仅4个月大的婴儿。说实在的，婴幼儿的肝脏切除术难度实在太大，一般的医院根本不敢接手。但是吴孟超还是决定收下这名小病人。作了精心安排后，经过5个小时的精细手术，吴孟超从婴儿的身上切下了重达600克的肿瘤，比婴儿的脑袋还大。第二天，美联社特意刊发了通栏报道：中国成功实施了第一例婴儿巨大肿瘤的切除手术。如今这位当年的婴儿已是29岁健康美丽的姑娘了，护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大恩人”所在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这兴许是上苍的安排。这台手术也保持着世界上年龄最小的肝脏手术纪录。聊及当年的手术，吴老记忆犹新：“我这个人做手术确实胆子比较大，虽然有难度，只要自己有把握，我总抱着尽可能为病人着想，好接收的病人尽量接收。不过，事先我都要自己亲自检查清楚。婴幼儿的肝脏手术确实跟成人的难度不一样，手术做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肿瘤长得很大，得看它肝脏的体积有多大，当然成人也要这样计算。那么小孩子难度在哪儿呢，毕竟人比较小，耐受性差，风险比较大，就这样。”

下午三点走出开刀房后才用午餐是常有的事

高尚的医德将如此高难度的手术化为“就这样”的自如。

永不满足，勇攀高峰，是吴孟超执著的事业追求。他有战略家的眼光，更有勇士、斗士不知疲倦永往直前的毅力和精神。在鲜花与掌声中，吴孟超的学术脚步迈得更坚实了。

自甲胎蛋白被发现后，肝癌的早期诊断才真正成为现实。吴孟超提出了以“男性，40岁以上，有肝炎或肝硬化病史者为高危人群”的概念。对高危人群的肝癌普查大大提高了小肝癌的发现率。他组建了国内第一个肝脏外科专科实验室，改进了甲胎蛋白检测方法。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吴孟超致力于新的肝癌标志物的探索与发现，在此期间先后发现醛缩酶同工酶A、岩藻糖甙酶、α1抗胰蛋白酶、异常凝血酶原等多种标志物，这些标志物即使是在甲胎蛋白阴性的情况下也能较高水平地表达，弥补了甲胎蛋白阴性肝癌标志物诊断技术的缺乏。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发现了甲胎蛋白异质体，并自行制备了这种标志物的单抗，建立了敏感的检测方法，极大地提高了甲胎蛋白低浓度阳性患者的鉴别诊断水平。

吴孟超院士在实验室

自1983年起，吴孟超针对肝癌患者发现时已呈晚期的多、瘤体巨大且不能切除的多等特点，创造性地提出：对巨大肝癌先经综合治疗，待肿瘤变小后再行手术切除的“二期手术”观点；针对肝癌手术后易复发的特点，致力于寻找“肝癌复发再手术”的有效途径；针对肝癌合并肝硬化多的特点，又提出肝癌的局部根治性治疗的策略。吴孟超始终认为手术是肝癌治疗的最佳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治疗方法。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提出肝癌综合治疗的概念，指出肝癌需要序贯治疗，任何单一手段只是序贯治疗中的一个步骤，应合理地将各种手段有机结合形成整体力量，才能提高治疗效果。

自20世纪80年代始，吴孟超又将研究重点放在生物治疗和微创治疗两个领域：他在国际上最早提出肝癌“宿主免疫失调理论”和肝癌的“免化综合治疗”方法，并相继探索了单克隆抗体导向治疗、细胞因子治疗、过继性免疫治疗等一系列生物治疗方法。此外，“放射介入治疗”、“超声引导下无水乙醇注射”、“微波固化疗法”以及“射频疗法”、“氩氦刀冷冻疗法”、“高功率聚焦超声治疗”等微创治疗技术，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相继被采用并不断完善。此项工作的部分内容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

吴孟超院士在第12届亚太地区肿瘤会议上作报告（1995）

20世纪90年代，吴孟超率领的科研团队在国际上首先成功地开展了高难度的腹腔镜下肝癌、肝海绵状血管瘤切除术，肝破裂修补术和肝动脉结扎术，并且在肝癌早期诊断、肝癌病理特征、肝癌标记物、肝癌的免疫和基因治疗、生物细胞信号传递、肝脏移植诸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学术与技术的创新，直接让患者延长了生命，改善了生存质量，使肝癌术后五年生存率由20世纪70年代末的16%，上升到80年代的30.6%和90年代的48.6%。

吴孟超不仅仅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更是一位战略型医学家。他敏锐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提高防治恶性肿瘤的水平，必须依赖基础研究的进步。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着手组建了国内第一个肝癌专业性基础研究实验室，以后又先后与美国、德国和中国香港地区合作组建了三个实验室，开展了肝癌相关基因及其功能的研究，把对肝癌的研究深入到分子水平和生物治疗领域。吴孟超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系列与肝癌恶性生物学特性相关的重要分子机制，并对人体不同体积大小肝癌的DNA倍体进行检测，发现人体肝癌在瘤体生长至近3cm大小时，是DNA倍体开始从二倍体向异倍体转变、生物学行为开始从早期相对良性向演进期明显恶性转变的重要时期，这是国际上最早的从DNA干系水平认识肝癌分子生物学特性的工作，对重新定义小肝癌，指导临床上肝癌治疗方法的选择和疗效预测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发表在Cancer等国内外重要杂志上，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重要奖项。

手术前吴孟超院士（右）在细读病人的病史（2011，方鸿辉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吴孟超密切关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并在发现肝癌相关新基因的研究中一直处于前列。在他指导下，团队成员运用差异显示PCR技术和最新的基因芯片技术平台筛选人类肝癌相关新基因，筛选得到100多个差异显示片段，现已从中发现和克隆鉴定了4个新的全长基因，分别命名为HCCA1、H C C A 2 、H C C A 3和p28-Ⅱ，全部登录国际Genebank数据库，并申报了国家专利。近年来，又已对上述基因的组织表达特征和基本的生物学功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部分研究结果已发表在2001年的Br J. Cancer杂志及2002年的Oncogene杂志上。

为病人开刀前吴孟超院士必定会反复读片子（2011，方鸿辉摄）

吴孟超研究团队还率先开展肝癌相关的细胞信号传导研究。细胞信号传导研究是当今国际细胞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与国外该领域研究水平比较，中国起步晚，研究力量薄弱，在肝癌领域的研究当年属空白。为此，他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肝癌细胞信号传导研究实验室，相继发现并揭示了一系列信号相关分子功能，如发现抑制性受体SIRPα在肝癌中表达降低。由于SIRPα是一种对细胞信号具有负调控的分子，这种降低可能导致肝癌细胞由于负调控因素缺乏而出现恶性生长、侵袭转移等特性。又发现PCP-2与重要的肝癌相关基因beta-catenin结合，参与了肿瘤相关Wnt信号转导通路的调控。这些信号分子的异常可能是肝癌发生和侵袭转移的重要分子机制，上述研究成果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全军“九五”重大科技成果奖。

吴孟超领导的上海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在基因治疗研究方面，通过多年努力终于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他的实验室在国际上最早建立了共刺激分子B7、ICAM-1、IGF-1等单基因和多基因联合转导的肝癌基因治疗方法，并在大量基因治疗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国内外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即基因治疗转导率低和靶向性差的特点），率先提出基因与病毒相结合的新的治疗策略（即应用对肿瘤表达的某些基因具有靶向性的“肿瘤增殖病毒”，携带上抗癌基因，利用该病毒仅在肿瘤细胞内特异性增殖及复制，而在正常细胞内不增殖的特点，从而成千上万倍地提高抗癌基因在肿瘤内的表达量），有效克服了传统肿瘤基因治疗的缺陷，体内外实验性治疗的疗效均证明这种疗法优于传统的肿瘤基因治疗与病毒治疗，由此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抗癌治疗方法，目前已经成功研制了两种新型肿瘤基因-病毒系统CNHK300及CNHK200。

吴孟超和裘法祖院士祝贺学生王红阳当上了院士（2005）

人类肿瘤疫苗的研究已有80多年的历史，但未有根本性的突破，原因主要是肿瘤呈低免疫原性，癌细胞表面缺乏特异性的标记，难以被人体的免疫系统所识别。如何增加肝癌细胞的免疫原性是肿瘤疫苗技术的关键。在此之前国外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长期探索，吴孟超所领导的研究所创新性地利用肝癌细胞与激活的B淋巴细胞进行融合，形成细胞融合瘤苗，这种瘤苗既保持了肝癌本身固有的免疫原性，又利用B淋巴细胞提供的免疫分子有效修饰提高了肝癌细胞的免疫原性，成为国际上第一项细胞融合瘤苗技术，研究结果最早发表于Science杂志，并在1999年获得国家生物一类新药临床试验批文。这一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引发了国际肿瘤疫苗研究的重大突破。在这一技术的基础上，国际上采用其他肿瘤细胞与其他免疫细胞相融合的报道大量增加，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为了进一步简化瘤苗制作步骤，吴孟超团队又创新性地以双特异性单抗修饰肝癌细胞，使T细胞被特异性地激活并发挥抗癌免疫功能，建立了另一项全新的双特异性单抗修饰的肿瘤疫苗技术，研究结果发表于Nature Med杂志。

这些也都折射出吴孟超与学术追求的“肝胆相照”。

亚洲是肝胆疾病高发区，仅我国每年死于肝癌的病人就有约40万。作为一名有时代责任感的医生，吴孟超深感任重道远。而医学科学的突飞猛进，也向吴孟超提出了必须组建学术梯队的大课题。60多年来，吴孟超的肝胆学术团队已由最初的三人小组，发展成专科、研究中心、研究所。1993年又组建了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三级甲等医院）和肝胆外科研究所，成为迄今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胆疾病诊疗中心和科研基地。如今，新成立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已在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新院区开工建设了，这将起到推动我国乃至国际肝脏外科发展的作用，并使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和诊治水平居国际领先地位，其核心人物就是中科院院士吴孟超。

吴孟超院士陪同联合国官员看院史

吴孟超院士接受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采访（1996，方鸿辉摄）

国际著名肝脏外科学家、国际肝胆胰协会前主席说:“吴教授对肝癌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工作在中国和国际都处于领先地位，他的成就令全球同行瞩目和敬佩。”

1978年，吴孟超敏锐地抓住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的大好机会，率先招收硕士研究生。之后，又率先招收博士研究生，建立临床博士后流动站。作为医学教育家的吴孟超深感人才是发展的瓶颈。“如饥似渴求才，人才多多益善啊。”这是吴孟超的一贯想法。无论科研和行政事务多忙，造就人才梯队是他不间断的也是最核心的责任。他尤其注重高层次和创新人才的培养，提出“哑铃模式”的崭新机制，得到教育部、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大力推广。

吴孟超院士关注学生的科研新成果（2007）

自1978年恢复硕士生全国招考以来，由吴孟超本人带教的硕士生已达80多名，博士生59名，博士后21名。他的学生中有“中国青年科学家”、“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科技金星”、上海市“十大科技精英”、上海市卫生系统最高奖——“银蛇奖”等荣誉获得者，学生中已有数十人成为教授，15位成了博导。而由吴孟超学术梯队为国内外培养的肝胆外科中高级专业人才已达几千名，其中70%以上已成为各单位肝胆外科的学科和学术带头人。他领导的肝胆外科研究队伍，已发展成“四代同堂”、老中青俱全、硕士以上学历占90%的技术密集学科，展现了国内外同类学科少有的技术和科研阵容。

科普报告后吴孟超院士和杨雄里院士为听众题词（1997，方鸿辉摄）

如今年届九旬的吴孟超仍不知疲倦地将自己的德、识、才、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并积极创建条件，让他们脱颖而出。吴孟超培养每一位研究生，首先关注的是教会他们如何做人，然后才是做事与做学问。凡是他的学生都明白，恩师一贯倡导：医乃仁术，行医是实践仁爱之道的修炼过程，因此要当一名好医生，必须要有德行，有爱心，有人道，有济世的品格；凡从医者必须具备三种精神，那就是无欲无求的献身精神，治病救人的服务精神，求实求是的科学精神；还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与精湛的技艺，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凡是他的学生都明白，恩师最讨厌的是：缺乏仁爱之心，以牟利为目标的行医，治病先看病家的地位、财富，对权势者或富人用心、对报酬丰厚的事用心，而对贫者轻忽甚至粗心；医术不精，不通医典，用药不上心，甚至误用乱用或不假思索地为病人用贵重药品；开刀不细致，甚至频出事故；抬高自己，贬低同行；侥幸治好一位病人则飘飘然，到处吹嘘，若治不好，则把责任推诿旁人或同行，甚至背地里诋毁同事或同行。

“桃李满天下”是对吴孟超作为一名医学教育大家的恰如其分的描述。吴孟超成为2008年上海十大教育功臣，可谓实至名归。凭着吴孟超的人格魅力，我国不少肝胆外科的精英都凝聚在他的周围，共铸肝胆外科的辉煌。如今吴孟超的科研团队仍在不断吸引有志于肝胆外科的青年才俊。

吴孟超院士为笔者编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题词（1996，凤鸣摄）

60多年的外科手术生涯,给吴孟超的右手留下了一个特别的标记:他的食指的指尖向大拇指方向蜷曲,而中指的指尖却向无名指方向蜷曲。摊开手掌,如果不刻意地并拢,食指和中指的第一节就会形成一个小小的“V”型。吴孟超看着自己的手，笑着说:“60多年了，每天要开刀、缝合、用手术钳，就变成这模样了。”这就是当年被朱镕基总理称为“国宝”的手！这个“V”型是60多年执著外科手术的标记，更是吴孟超肝胆外科事业有成的象征。跟在吴老身边的人都知道，他做手术时眼睛并不是总盯着手术部位，而是看着前方，只见他的双手在腹腔里游刃有余，但经常是不费一刀一剪，就麻利地把肿瘤剥离下来。这些“手法”别说是摄像机，就连跟随他多年的弟子们也没悟透。

至今，吴老只要没有非得出差或参加的会议，几乎天天会站在手术台前，“我经常是早晨八点半进开刀房，小手术能做两三台，大手术就做一台，从手术台上下来总差不多一两点钟了。”吴孟超平静地说道。

“吴氏穿衣法”——将手术袍高高抛起，双手顺势进了袖笼（2011，方鸿辉摄）

2011年9月19日，笔者亲眼目睹了吴老为一位肝癌患者切除10×12厘米肿瘤的全过程。手术干净利落，吴老精神矍铄。说实在的，九十高龄的医学大家从事临床的已鲜见，而上台操主刀的恐怕绝无仅有的吧！

1997年，吴孟超将自己多年来所获得的各类奖金全部捐献出来，申请成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目前已达1000多万元），设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奖”，对全国各地在肝胆外科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进行奖励，对肝胆外科领域的创新课题给予奖励。1998年1月，首届“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奖”颁给了中国工程院顾健人院士。迄今该基金已奖励了26位在肝胆外科领域作出创新性贡献的杰出专家。

慈祥的肝胆医学泰斗（2011，方鸿辉摄）

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第三届理事会（2000）

这些不也折射出医学教育家吴孟超与人才梯队的“肝胆相照”吗？

我们从心底里深深地祝愿，吴孟超与他们的肝胆外科事业明天将会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