炽热的情感

深沉的意志　炽热的情感——张香桐百年坎坷寻脑之道

耄耋老人充满青春锐气

诞生于1907年11月27日的神经生理学泰斗——张香桐院士，2007年11月4日安静地逝于上海，走过了整整百年的坎坷之路。

进入耄耋之年后，张香桐理应颐享天伦之乐，然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依然充满青春锐气，有使不完的劲，做不完的事。只要身体没有不适，几乎天天早晨按时出现在上海生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办公室，读论文、会友人，或写出访随笔，或写科普文稿，或编往事回忆……忙得不亦乐乎，生活得有滋有味。百岁老人的心中充满着生命之欢乐，事业之追求。

张香桐院士与重孙女在一起（1987）

张香桐有诗人般的激情，有童稚般的纯真。诚如诗人歌德所赞叹的：“这些人是不平凡的天才，他们在经历一种第二届青春……”

读书与思考是张香桐院士的嗜好（2003，方鸿辉摄）

“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情感；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塞缪尔·厄尔曼语）生理年龄的青春诚然可贵，而能永葆心理年龄的青春，就更难能可贵了。张香桐肌肤虽已衰老，然他对科学事业的执著与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因为他明白：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唐必致灵魂；忧烦、惶恐、丧失自信，定使心灵扭曲，意气如灰；生命是如此短促，“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必须争分夺秒”！这是令张香桐充溢勇锐之气的源泉。

青春，对于百岁科学泰斗张香桐是永存的，毕竟他有“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情感”。

人生的历程往往由机遇决定

张香桐常说：“人生的历程往往由机遇决定，不由自己的意志去安排，犹如深秋落叶随风飘荡，不知所终。”

张香桐生于华北一个凋敝农村的贫农家庭，直到1921年他14岁时才有条件进正规小学读书。为了维持学业，他做过各种苦工，才得以读完大学。当时连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还会有机会出国留学。这个神话般的故事需从20世纪30年代说起。

1933年，张香桐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做心理系汪敬熙教授的助教。汪先生支持并鼓励张香桐做关于“刺猬听觉反射运动”课题的研究，指导他跨出科研成功之路的第一步。通过不懈努力，聪慧的张香桐学会了如何设计实验，如何进行研究，如何写科学论文……以后，又随汪先生来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

“刺猬听觉反射运动”等课题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的兴奋，激发了初出茅庐的青年张香桐有了强烈的科研冲动，也令他理智地认识到：神经解剖学是神经生理学的基础，没有坚实的解剖学基础，将来绝对不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神经生理学家。兴许是命运的关照，这时研究所里正好聘来了一位具有国际水准的、精于神经组织学技术的赵翰芬先生。张香桐抓住这个机遇，努力跟赵师学习整套的神经组织学解剖技术，逐步掌握了组织切片染色技术，获得了对脑结构深入研究的手段，也为日后独立开展脑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张香桐院士在寓所向来宾展示其书法作品（1999）

正当张香桐如痴如醉于人类及各种哺乳动物耳蜗形态学的比较研究之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侵略者相继占领了上海、苏州，进逼南京。研究所大部分成员都惊慌而逃，以寻求安全。张香桐因无家室之累，和另一位年轻实验助理员朱亮威自告奋勇，要求留下来，担负起将三维的耳蜗模型等科研器材予以原地深埋的工作，同时筹划并承担将所内的图书及大部分仪器运到内地去的重任。

当时正值盛夏，历年来费尽心血制作的大量形形色色的耳蜗模型用的材料均是石蜡和蜂蜡，高温下会变形，如此玲珑的模型一旦变形，就会失去科研的价值。情急之中，他们决定将这些蜡制模型用棉花包裹后装入大瓷缸里，再用石板封固，将这些大瓷缸一个个深埋于研究所东侧的一块空地下。本想一旦把日军赶走后，可将它们挖出来。谁也没料到抗战打了这么长时间，日寇又是如此残酷地扫荡。直到1957年，张香桐回国后才有机会重返南京，对于他来说，寻到原研究所旧址并挖出梦寐以求的各类耳蜗模型是第一大事，但遭受日寇狂轰滥炸后，当年深埋的宝贵模型已荡然无存了。这令张香桐极度失望。

1937年8月的一个傍晚，张香桐他们刚装完箱，研究所的一角就被日军炸弹击中，垮了下来。等张香桐从剧烈震荡与烟灰弥漫中恢复意识之后，发现自己半身已被埋葬于碎砖乱瓦之中，奇迹般地生还且并未受伤，只是眼镜被冲击波刮走，不知去向了。

张香桐和同伴历经艰险把研究所的图书、仪器向大西南迁移，从此开始了战乱中颠沛流离的生活。眼见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一种屈辱、绝望与愤怒的感情吞噬着他的心。正义和激情驱使张香桐毅然卷起行李，买了一张从桂林北上的长途汽车票，打算投奔延安，北上抗日。经过十多天颠簸，总算到达了贵阳，刚住进小客栈，他的钱包和行李被盗走了。连客栈的房钱也付不起，又怎能买下一程的车票？严酷的现实将张香桐的幼稚和莽撞击得粉碎。张香桐沮丧地在贵阳街头踯躅，疲倦、饥饿向他袭来。

正在惶恐之中，一只大手落在张香桐的肩膀上，他下意识地反应：我遇上警察或流氓了。回头一看，不觉一惊，原来是他中学与大学的同窗，时任贵阳教育局的局长。通过那位同窗的介绍，张香桐又有幸与昔日的朋友——时任贵阳医学院解剖学教授的齐登科和生理学教授的王志均联系上了。不久，他们便推荐张香桐去薪金较高的安顺陆军军医学校教书。

紧紧抓住天赐良机

求知欲强烈的张香桐在教书的间隙常去贵阳红十字会图书馆阅览，无意中读到了约翰·福尔顿的《神经系统生理学》，为其学识所倾倒。不知天高地厚的张香桐居然给这位神经生理学大师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去他的实验室学习的欲望。其实，他当时写这封信，完全是一时意气。在信中，张香桐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福尔顿教授的钦佩，并天真地表示：倘能在这位神经生理学大师的身边从事科研，那该有多么幸福啊！周遭的同事嘲笑他的异想天开：“连你这样一个穷光蛋也能到美国去留学，那太阳肯定会从西边升起了！”

谁知三个月后，张香桐确确实实地收到了约翰·福尔顿教授的电报和回信：如果能自筹路费到达美国，将给你一份奖学金。

连连获得如此机遇，真乃人生之大幸。张香桐明白：这是天赐良机，稍纵即逝啊！

有准备的张香桐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遇，迅捷卖掉他仅有的衣物，包括珍藏多年的一部Schaff’s Textbook of Physiology。办妥一切手续，整整折腾了半年多，终于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如果年轻时没有憋着那股敢冲敢拼的劲头，眼前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回忆往事，张香桐用右手握拳撞击着左手的掌心，动情地说道。

1943年3月24日，张香桐抵达耶鲁大学，从此踏上了另一段漫长的寻求神经生理学知识的人生之旅。

耶鲁大学医学院生理系设立的猿猴脑外科手术室，是完全按照人类脑外科手术标准建立的，曾经开展过大脑前额叶切割等一系列重大科研实验。张香桐如鱼得水地利用起这个优越的学习环境，在医学院严谨学术作风的氛围中，系统地接受了脑外科手术的基本训练，掌握了脑外科手术的一系列特有的技能，诸如“上皮下直线藏针缝合法”等，这些知识与技能为他日后进行的中枢神经系统外科手术和相关实验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入耶鲁大学医学院不久，福尔顿教授就对张香桐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并能顺利通过耶鲁研究生院的入学考试被接受为博士生，我可以帮你申请补助金并减免你的学费。”至于入学考试，由于研究生考试委员会考虑到张香桐曾在被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过多年，还发表过一些有水准的论文，经批准可以免除笔试，但必须立即通过两门外语考试。好在张香桐在北大求学时，第二外语已初学了法语，而平时又自学了德语，尚能阅读一些专业文献。于是，张香桐鼓起勇气进入了试场。法语的试题是翻译法国生理学家克劳德·伯尔纳的《生理学研究引论》第一章，德语试题是翻译德国解剖学家爱丁格尔的《人类与动物中枢神经器结构讲义》绪论，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都译成流畅的英语。考试对于勤奋的张香桐来说如同过盛大的节日。工夫不负有心人，多年的努力在考场上便见分晓，张香桐顺利地办完入学手续，成了耶鲁大学研究生院的正式博士生。那年，张香桐已36岁。

张香桐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1946）

张香桐到耶鲁以后，花极大的精力在灵长类动物蛛猴的神经生理学研究上。他做了大量的实验动物尸检，积累了丰富的病理解剖数据与经验。因此，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也顺理成章地定为“以蛛猴之尾为例论述中枢神经系统的分段分层和部位投射”，并获得福尔顿教授和执行导师的首肯。也由于论文中的资料都是亲自实验的结果，提出的见解都有一定的独创性，其答辩的结果当然令所有评委满意，因此张香桐的博士论文被全体评委一致通过。作为论文评审委员的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解剖学家哈罗尔德·波尔教授在张香桐答辩通过后，兴奋地同他握手并致贺：“我很遗憾，你不是在我的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的。”还随即转身对福尔顿教授说：“我是多么希望我的实验室也有像张这样的学生啊！”

意外的奖励

1992年10月，张香桐接到中国电子学会一封意外来信：受“国际神经网络学会”委托，拟乘11月在北京举行国际神经网络会议之便，授予张香桐“终生成就奖”。

这份意外的奖励令年逾八旬的张香桐十分惊讶。国际神经网络学会是由全球从事电脑研究的工程师们组成的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张香桐与这个学会似乎从没发生过任何关系，自己对电脑的发展也没作过任何贡献，是否是一种同名同姓的误操作？直到看到表扬辞方才释然。

“张教授自1950年开始所做的多种关于大脑皮层神经元树突电位的研究报告，形成了一种划时代的重要标志。他为树突电流在神经整合作用中起重要作用这一概念，提供了直接证据。而在这以前，人们一直以为，动作电位是脑内信息的唯一向量。张教授的这一成就，为我们将来发展使用微分方程和连续时间变数的神经网络，而不再使用数字脉冲逻辑的电子计算机奠定了基础……为了张教授对于我们有关生物神经网络的理解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国际神经网络学会谨愉快地表示出对他的崇敬。”

事情还得从张香桐戴上博士帽之后说起。

纵观当时神经生理学发展的趋势，张香桐明白：神经系统活动的主要表现是其电变化，若不以其电变化为研究对象，是不可能揭示神经生理之奥秘的，而自己在神经电生理学方面的基础还较薄弱。有鉴于此，张香桐在得到福尔顿导师的应允和推荐下，去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伍尔西实验室进修，足足学了一年，干了一年。这一年的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使张香桐既掌握了电子学理论，又学到了诱发电位技术，还完成了不少极富意义的工作，诸如有高度创新性的“直接电刺激锥体束引起的大脑皮层上逆流电反应的分布”、“蛛猴大脑皮层感觉区的功能组织”和“肌肉神经传入纤维的分析”等。值得一提的是，“肌肉神经传入纤维的分析”当初并没有列入计划课题之中，只是张香桐在赴巴尔的摩途中路过纽约，顺访洛伊德博士时无意中谈起的话题。年轻力盛且思维活跃的张香桐敏锐地感觉到该话题的科学意义，当即与洛伊德决定合作研究这个课题，双方各自在两地用“双盲法”测了猫后肢28条肌肉神经及其四五千根神经纤维，得出了令人信服的一致性结论：支配大腿上肌肉的感觉神经纤维的直径较支配小腿上肌肉的神经纤维为大；支配伸肌神经纤维的直径较支配屈肌神经纤维的为大；支配白肌纤维神经纤维的直径较支配同一肌肉的赤肌纤维的为大。并证明每条肌肉的传入神经纤维，依其直径大小为准，分布曲线都有三个高峰……这项神经生理学研究成果被美国出版的《神经科学百科全书》推崇为：自公元前300年至1950年的2250年间对神经科学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惜时如金，终身学习（1998，方鸿辉摄）

1947年，张香桐应聘回耶鲁大学后，用熟练掌握的电生理学方法开展了一系列有关神经生理学的研究，相继发现了大脑皮层与丘脑之间的巡回线路，提出了视觉诱发电位与三色传导的假说，发现了被誉为“张氏效应”的“光强化效应”……尤其是在树突功能研究的科学程途中，张香桐留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足迹，诸如以较弱的电流直接刺激大脑皮层可有选择地兴奋锥体细胞的顶树突，来系统研究树突电位，进而发现了逆向皮层反应中的树突电位，寻找到树突与轴突在功能活动上的主要差别，发现了两种不同的突触兴奋，并寻找到“单个电刺激施于大脑皮层表面后大脑皮层兴奋性变化”简洁优美的数学表达方式……其实，张香桐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有关大脑皮层生理学的研究，而从50年代开始，几乎倾全力于树突功能的研究，相继发表了9篇很有影响力的论文，已成了国际神经生理学知名度很高的学者。

1956年，满怀建立我国自己的神经生理学实验基地的愿望，张香桐回到了上海。由于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的干扰和科研经费困难等原因，实现科学梦的道路实在坎坷又漫长。经过六年的努力，终于在60年代初才初步建起了我国第一个神经组织培养实验室，还成功地培养成活人类大脑皮层单个神经元，并追踪观察其生长发育达142天之久。在电生理实验室的配合下，张香桐终于又获得了观察研究神经元树突功能的简陋条件，科研活动相继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张香桐院士相信勤思有助健康（2003，方鸿辉摄）

20世纪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电脑人脑化”是发展的必然方向，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必须弄明白“人脑是如何思维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彻底认识神经元树突的功能及不同突触联结的原理。张香桐在20世纪上半叶研究树突功能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料到，树突功能会同日后人类创造的智能化计算机有“瓜葛”，也从没指望50年后国际神经网络学会会向他颁发“终身成就奖”。获奖后的张香桐深有感触地说：“一种基本理论研究的价值及其社会意义，往往不是立即被人们所认识与重视的，必须等到社会文化及其他与之相关的分支科学都发展到某一程度时，它的光芒才会开始发射出来。”

“你的帽子上又多插了一根鸡毛！”

针灸起源于中国，如何将这种传统医学技术纳入现代医学，是神经生理科学家的责任。多少年来，正确揭示针刺镇痛现象的机理一直是对神经生理学家的一个挑战。张香桐敏锐地感到：以针刺代替药物麻醉产生镇痛效应，说到底是神经生理学的课题。对此，神经生理学家绝不能熟视无睹或袖手旁观。

张香桐院士亲自做电生理实验（1965）

为了获得针刺麻醉的第一手资料，以真切了解针刺镇痛的生理机制，1965年5月，当时已年近六旬的张香桐果断地向上海市卫生主管部门申请，要求在自己身上进行一次不用任何麻醉药物，只靠针刺来镇痛的左侧肺切除的全真模拟手术。申请被批准后，张香桐在上海江湾结核病院外科手术室实实在在地体验了一次真切的针刺镇痛模拟“手术”的全过程。

那天张香桐身上足足扎了60多根银针。模拟“手术”后很长一段时间，被针刺过的上、下肢仍不能自由转动，左手几乎完全丧失了运动功能，甚至连自行打领带、扣扣子都不行。张香桐的老保姆在一旁怜悯地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去自讨这份儿苦吃？”

张香桐却不以为然地笑道：“以一人之痛，可能使天下人无痛，不是很好么？”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作为一名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通过实践与亲自体验，真切地认识到针刺镇痛是两种不同感觉传入中枢神经系统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张香桐研究团队所取得的揭示针刺镇痛机理的科研成果，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在美国兴起了针灸热，日本、瑞典等国纷纷邀请他们去作报告。张香桐本人则相继被聘为巴拿马麻醉学会名誉会员、比利时皇家医学院外籍院士、国际痛研究协会荣誉会员等。该项科研成果也相继于1978年、1980年分别荣获全国科技大会成果奖、中科院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及1980年度“茨列休尔德奖”。

“茨列休尔德”意即人类正在跨越进入世界统一文化的“门槛”。该大奖的授奖典礼于1980年7月15日在美国波士顿举行。那天，张香桐荣幸地见到了他的师母。自1956年学成归国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香桐跟恩师——福尔顿教授失去了联系，恩师不幸于1960年仙逝。张香桐耿耿于怀的是，一旦有机会重返美国，定要去答谢恩师。那天，由恩师的侄女——耶鲁大学海洋学教授莎丽·惠特兰博士开车从纽海文护送师母到授奖会场。张香桐与师母久别重逢，悲喜交集，不胜今昔之感。80多岁高龄的师母为张香桐的科研工作又能荣获国际学术界承认表示祝贺，并风趣地说：“我非常高兴，能看到你的帽子上又多插了一根鸡毛！”（印第安人凡对自己部落作出贡献的人，酋长会在其帽子上插一根鸡毛，以示表彰。）

张香桐院士接受国外记者采访

这一幕，令耄耋之年的张香老在同笔者交谈中依然兴奋不已，依然记忆犹新，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事件这般清晰。

更值得一提的是，张香桐科研团队的针刺镇痛科研成果还得到了国际科学史大家——李约瑟博士的认可。在李约瑟与鲁桂珍博士共同撰写的《天针——针灸历史与理论》付梓之前，他们执意要张香桐作中文题词，刊于卷首。张香桐却以“佛头置粪，未敢造次”予以婉辞，但李约瑟博士执意索词，张香桐只好从命。这是当代著名科学史家对张香桐科研团队研究成果的充分肯定与赞许，令张香桐感到无限欣慰。提及此事，张香桐仍会兴奋地说：“天下没有任何事比自己的工作被同行专家所引述并加以赞许，更令人感到高兴了！”

这话多么富有哲理。

不图安逸与惜时如金

回顾百年人生旅程，张香老最大的安慰是不曾浪费过一天时间，即使在艰险的战乱中，也不曾中止过科研。

张香桐院士接受由李岚清副总理颁发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成就奖”（2000）

在抗日战争期间向大后方转移的日子里，张香桐总随身携带显微镜和切片标本，一有空闲就观察和研究。凡从事神经解剖学研究的人员都深有体会，那是一门极其枯燥乏味的课程，要背出数以千计的以拉丁文命名的专门术语，熟记它们的结构位置、大小和功能。青年张香桐在漂泊动荡的环境中，不仅全记住了，并构筑了一幅立体图景。在躲避敌机空袭的山洞里，他曾观察到大量白昼潜伏、晚间出洞觅食的蝙蝠，经仔细研究，写出了《斜方体的比较研究》论文，提出了蝙蝠的这种极端灵敏的听觉定位能力及控制飞行的机能，都跟其斜方体的解剖学特点有关，这项研究对现代航空雷达技术颇有启迪。而张香桐的关于刺猬脑干细胞核团的专著则是在抗日时期广西柳江上游的一座江心小岛上完成的。那时，作为研究所的图书、仪器守卫者，张香桐独自住在一座破庙里。他摆开了脑切片机和显微镜仔细观察标本，结合西洋写生技巧和中国工笔及水墨画艺术手法，精心绘制了四十多幅有关刺猬脑干的细胞图。这些做法，看似傻乎乎的，却真正铸就了张香桐过硬的科研功力。因此，日后他多次深有感触地对青年朋友们说：“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不必过早、过高地要求自己在科学上一鸣惊人，应尽可能抓紧点滴时间，多学些基本知识，掌握一些专门技术，为将来顺利开展科研，打下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张香桐院士亲笔题词赠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图书馆徐如涓馆长

1987年，张香桐应邀参加美国卫生研究院建院100周年纪念活动。会后他到威斯康星访友，不料途中发生车祸，左腿及胸部四根肋骨骨折。在孙女家卧床疗养期间，可算是张香桐一生最清闲的日子，无所事事令他感到若有所失，整天躺在床上岂不虚度光阴？一天，外国朋友来探望张香桐，看到墙上挂着的他书赠孙女的《朱子家训》词，请他解释词义。那天，正巧时任上海市政府领导的陈至立率团出访美国，获悉张香桐卧病在床也来慰问。听着张香桐用英语娓娓道来的《朱子家训》，便希望张香桐康复后把《朱子家训》英译出来，向世界传播中华民族的人文理念。对惜时如金的张香桐来说，出于对民族文化精粹的崇敬，何不趁卧床之机，做些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张香桐推敲再三，在保留原词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尽可能体现“洋诗”的韵味，竟在美国孙女家卧床疗养期间译出了《朱子家训》。

张香桐院士代表上海脑研究所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神经病学研究所签谅解备忘录（1983）

译文得到上海市有关领导首肯。回国后，居然被印成精美的小册子，作为馈赠外国友人的中国文化珍品，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事后，张香桐风趣地问到：“我这个‘不务正业’之举，是不图安逸抑或惜时如金？”

辛勤笔耕著作等身（2002，方正怡摄）

多么可爱的老人!

执著地普及脑科学

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为编《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一书去向张香桐约稿。年过八旬的老科学家十分健谈，天南地北无所不聊，除了神经生理学和脑科学外，连书法、绘画、诗词、散文也很在行。泰斗级脑科学家张香桐不仅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他还热衷于科普写作，将脑科学研究的前沿与进展让公众也能理解。譬如他发表于《红旗》杂志1980年8月号的《开展大脑研究　提高民族智力》一文，整整13面；同年还在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癫痫答问》的普及读本；1992年又在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癫痫答问》的修订本。在《中国科技翻译》第5卷第2期（1992）上，他还饶有兴趣地探讨了科普创作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他自己身体力行，在科学传播上力争言之有物，行文生动有趣，而且能抓住一切时机，不懈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深奥的学问和他的科学感悟。

有几次上午去拜访他，已到了午餐时间，笔者肚子里已在唱“空城计”了，可张香老谈兴正浓，再怎么提示“该用午餐了”，他依然逻辑严谨、思路不乱地吸引你把他的话听完。是人老话多，抑或是对普及脑科学知识的痴迷？

吴健屏院士（中）、冯林音所长代表全所职工祝贺张香桐院士90华诞（1997）

令笔者记忆最深的是：在张香老应邀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做健康咨询节目的第二天，我正巧去他办公室，他兴致勃勃地大谈脑研究如何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智力水平。作为我国脑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他认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所以能创造如此灿烂的文明，就因为我们的祖先有比较发达的大脑，这可从周口店人到蓝田人等一系列考古研究中获证。但往后，中国人的大脑能否更加聪明、更加发达，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毕竟全社会脑健康已出现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环境问题、心理问题、社会老龄化问题……作为一名充满人文关怀精神的科学泰斗，张香桐言辞恳切地说：“千万不能歧视老年痴呆症病人，他们应得到加倍的关怀。以前我们周围确实没有那么多痴呆者，那是因为在大脑还没有出现萎缩前人已去世了，再说环境的污染也没今天这么严重……我劝老年人要多动手多动脑，脑健康是身体健康的保证，尤其要多看书，别老沉迷于扑克麻将，过于激动与兴奋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尤其不利。我想，长时间在电视屏幕前度日，也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毕竟电视有声有色，有音响有场景，有画面有文字……不如适量阅读或听听广播，它们只有文字或声音，需要通过你的大脑去将文字或声音转换为形象和场景，这种脑力操练有助于脑健康……”

张香桐院士在脑研究所办公室听方鸿辉介绍文稿（1996）

多么有人之关爱的情感，多么有科学家的责任感，对科学普及又多么有激情且言之有理呵！能化艰深于易解，张香老的肺腑之言让科学与人文水乳交融。我们不是孜孜以求“科学与艺术相结合”吗？看看耄耋之年的泰斗级大家的科普激情，听听他老人家的话语，我们应该能悟出一点什么吧！

张香桐不仅对记者、编辑不厌其烦地传播其科学人文情怀，甚至连小朋友的提问，也能在百忙中拨冗回函予以详细解答。诸如1987年2月5日，张香桐就曾给上海川沙城厢镇小学六年级学生乔颖回信，以通俗易懂的描述和措辞解释了“什么叫多动症，神经科学是属于生物学还是医学”这样深奥的问题。

笔者原本频繁地去中科院脑所，是因为每次去拜访张香老总能得到他老人家许多指点和教诲。尤其是拜读了他写的不少出访随笔，深深地被他开放的思想、前瞻性的创见和优美的行文所折服。在策划“科苑撷英”丛书的时候，就将张香桐出访随笔连同王梓坤的“成才纵横谈”、杨福家的“大学之道”等列为第一辑。我的想法也获得张香桐的首肯。可是没过两年，等选题批复后正式去脑所联系时，相关的所领导却告诉我：目前只找到张香桐出访东欧的零星几篇，由于办公室搬迁，有关他出访西方国家后写就的一些文稿暂时没找到，以后再说吧！说实在的，近几年要去脑所拜见张香老也确实没那么容易了。至今尚未让张香桐的这些美文得以出版，确实很无奈，也很遗憾。夙愿没能实现，因此也没能让广大读者欣赏到脑科学泰斗妙语联珠的话语和精彩深刻的见地……

不过，作为神经生理学界泰斗，张香桐对科学传播一如其脑科研之执著与追求，还是多么地令后生起敬啊！

作为上海科普作家协会荣誉会员的张香桐院士为协会题写“科普万岁”（2006，方鸿辉摄）

2005年12月6日，当笔者将上海科普作家协会首批荣誉会员证书送至九十八高龄的张香桐院士手中时，他兴奋地在签收本上挥就了“科普万岁”四个遒劲的大字。这又多么地耐人寻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