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与奉献

事业与奉献——龚岳亭的治学与处世之箴言

1981年盛夏的一天，绿阴覆盖下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研究所像往常一样静谧，所长王应睐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拆开一封由美国中西部州立大学协会举办的“世界知名科学家巡回讲学”的邀请信。

龚岳亭院士在办公室（2008，方鸿辉摄）

该派谁去讲学呢？

原本的邀请该由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教授提名的，但德高望重的老校长认为，应该让上海生化研究所派科学家前往。因为他们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用集体的智慧人工合成了胰岛素，这项科研创新的成果曾震动了全世界。由于那时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该项成果一直未能很好地在国际上作过交流；国际科学界也一直想了解中国在生命体合成方面的研究与进展。带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去做巡回讲学，不仅有利于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也能向世界展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崭新面貌，提高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与创新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

对参加集体攻关的每一位科学家，王应睐都了如指掌，在这一世界前沿研究领域中，他们都是杰出的，无论派谁都堪当此任。但是，他还是在龚岳亭的名字上画了圈。

慈祥乐观的生物化学家龚岳亭院士（2008，方鸿辉摄）

霍奇金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前排右二）在参观生化所时与王应睐、曹天钦、张友尚、梁栋材、龚岳亭（后排右二）合影

治学与处世箴言

1949年，龚岳亭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1950年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圣约翰大学是美国教会在120多年前创办的一所大学，中西文化结合，对学生进行能经得起考验和有效的教学，有着良好的学风。该校化学系主任是我国老一辈化学家——程有庆教授（后任教于苏州大学），他不仅崇尚西方科技，同时恪守中国儒家文化修身处世的准则，强调严谨治学和仁义礼智信，对龚岳亭的影响很大。由程教授介绍他进入生理生化所，龚岳亭又有幸师从温良恭俭让的化学家沈昭文教授（两位恩师亦是该校的同窗好友），从事氨基酸与蛋白质的代谢研究。沈先生也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并有“活字典”之称。他道德修养高尚，科研作风严谨，强调对学生要身教重于言教，且晓之以理、导之以行、动之以情。学生们深深佩服他，也打心眼里敬爱他。

龚岳亭院士满怀感恩之情特地赴苏州探望恩师程有庆教授

龚岳亭圣约翰大学毕业照（1949）

龚岳亭院士在导师沈昭文教授科研执教65载暨85寿庆会上表达对恩师的感谢

良师的循循善诱，使刚步入科学殿堂的龚岳亭养成了良好的科研素养和人文素养，逐步建立起“人生五C”的治学与处世箴言，即融“事业”（Career）、“聪悟”（Cleverness）、“奉献”（Contribution）、“协作与合作”（Coordinationg & Collaboration）、“纯洁天良问心无愧”（Clear Conscience）五位于一体，以此格物致知，励志报国。

龚岳亭的结婚照（1954）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是我国生物化学科研的大本营，在德高望重的王应睐所长主持下，荟萃了一批杰出的生化科学家。受浓郁科学氛围的熏陶，龚岳亭如鱼得水；厚实的学养与踏实的为人处世也促使他很快懂得科学事业的重要性。20世纪50年代初，龚岳亭就有机会参加有关防止战备粮霉变受潮的生化研究，与王应睐老师、陈善明及孙册师兄师姐一起研制出军粮抗氧化剂。作为研究小组一员，荣获了1956年中国科学院颁发的高级生化集体科学奖。

龚岳亭与母亲在一起（1937）

事业与奉献

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年头。在“大跃进”的声浪中，迫切期望摆脱几个世纪以来贫穷落后帽子的中国人用豪言壮语设定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雄伟目标。中国的科学家们也热切希望做出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诚如生物学家邹承鲁院士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所写到的：“在当时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各种各样的想法一个接一个地被提出来，经过激烈的讨论，而又一个接一个地被否决掉。当时争论极为热烈，经常是两三个人同时争着发言，所以现在很难想起确切的是谁首先提出了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想法。”不过，人工合成蛋白质的这一主张一提出，马上获得大家一致赞同。这不仅因为大家都知道蛋白质对生命的重要性，它是所有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还因为在那个时代谈蛋白质的人工合成还有相当的神秘感。因此，能人工合成蛋白质无疑是一个惊人的科学壮举。这个想法也赢得了领导的支持，并且得到此项目得以进行的充足的经费。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应追源于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话：“蛋白质是生命的存在形式”，合成了蛋白质就是在合成生命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之所以选择胰岛素作为当时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对象也是有道理的。胰岛素是由动物胰脏分泌以调节血糖水平的蛋白质激素，至今在临床上一直作为治疗糖尿病的特效药物。由于胰岛素只有51个氨基酸，分子虽小但“五脏俱全”，是一个典型的蛋白质分子，也是当时唯一已知一级序列的蛋白质，其一级序列的测定工作1955年刚由英国科学家桑格教授(F.Sanger)完成，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龚岳亭曾向笔者解释：“胰岛素是一条由21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A-肽链和另一条由30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B-肽链，通过两个硫-硫桥键连接成双链的蛋白质单体分子，A-肽链自身还有一个链内的硫-硫环。胰岛素是一个典型的球状蛋白质，有突出的结构特征，即特殊的空间构象，氨基酸残基排列成不同的花样：有的呈螺旋结构，较为紧密;有的则呈β-转角，使肽链的走向转折;有的又处于较伸展的状态，富于柔性。这些结构特征称之为二级结构单元。进而肽链又按一定的方式折叠或卷曲成特殊形状的完整分子，称之为三级结构。不仅如此，单体的胰岛素分子在一定的条件下尚能聚集成二体或六体，称之为四级结构。如果上述的特定构象遭到破坏，蛋白质就会变性，随之丧失生物活性。因此，人工合成胰岛素不仅要完成肽链的延伸，还要按一定氨基酸顺序相接的肽链能够自然地折叠卷曲成具有α-螺旋、β-转角、硫-硫键正确配对，形成与天然胰岛素同样构象的生物活性分子，并获结晶，表现相同的活力。这确是一项科学意义重大、难度又很高的基础研究课题。1956年，当颁发诺贝尔奖给桑格时，英国权威杂志《自然》的评论文章曾预言:‘人工合成胰岛素还不是近期所能做到的。’”

在1958年，有关蛋白质研究领域仍集中于它们的生物功能和物化性质，对结构-功能之间的关系了解是不够深入的，对化学合成具有高级结构的蛋白质则更是知之甚少，确实充满着“神秘色彩”。选定胰岛素作为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对象时，首先要解决三个硫-硫键能否正确配对;其次，多肽合成在当时国外的最高水平，也仅有α-促黑激素(α-MSH)由瑞士Robert Schwyzer研究合成的实例，国内只有初步合成催产素的经验，美国科学家Du Vigneaud因合成催产素(9肽)而获诺贝尔化学奖;第三，合成工作中需要大量氨基酸原料和化学试剂，我国尚不能自给，要花大量外汇采购;第四，尚要建立一整套蛋白质、多肽纯化和分析技术。面对上述许多困难，好在生化所和分院的领导都给予鼎力支持，并能充分尊重科学家的百家争鸣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以群策群力，并及时有效地在上海和北京两地先后召开了几次协作会议，还举行了一系列学术报告会。当时，生化所的年轻人在导师的指引下，认真准备，热烈讨论，无名利之争。经过科学论证，制定出五路进军的具体措施，即以天然胰岛素的硫-硫键拆合和氨基酸生产为先行;多肽化学合成为主力;同时建立与改善肽的分离、纯化与分析技术;并探索肽的激活（磷酸化）与酶促转肽等生化途径。总的精神是:“全面准备，多路探索，上下并举，重点突破”。

从1958年开始，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化学系三个单位联合，以钮经义为首，由龚岳亭、邹承鲁、杜雨花、季爱雪、邢其毅、汪猷、徐杰诚等人共同组成一个协作组，进行集体攻关。由王应睐所长挂帅，曹天钦副所长学术指导，分成三个研究组，分别由生化所邹承鲁主持AB-肽链拆合组，纽经义和龚岳亭主持B-肽链合成组，有机所汪猷和北京大学邢其毅主持A-肽链合成组。在钮经义教授带领下，龚岳亭投入到B-肽链的研究与合成中去。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59年初，生化所贯彻自力更生原则，白手起家，由钮经义、沈昭义、龚岳亭几位组织有关人员，日以继夜，在较短时间内结束了国内不能自制整套氨基酸的历史，保证了胰岛素合成工作顺利进行，而且从此创办了生化所东风厂，供应全国包括氨基酸在内的生化试剂。

裴钢院士倾听龚岳亭院士话语（2008，方鸿辉摄）

在前人对胰岛素结构和肽链合成方法研究的基础上，协作组开始探索用化学方法合成胰岛素。经过周密研究，他们确立了合成牛胰岛素的程序。合成工作是分三步完成的：第一步，先把天然胰岛素拆成A、B两条肽链，再把它们重新合成为胰岛素，并于1959年突破了这一难题，重新合成的胰岛素是同原来活力相同、形状一样的结晶。第二步，在合成了胰岛素的A、B两条肽链后，用人工合成的B-链同天然的A-链相连接。这种牛胰岛素的半合成在1964年获得成功。接着用人工合成的A-链同天然的B-链结合成半合成胰岛素。第三步，把经过考验的全合成的A-链与B-链相结合。在1965年9月17日完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

龚岳亭在实验室设计合成GnRH类似物的情景

从1958年末到1966年初的8年时间里，作为研究组副组长，龚岳亭将整个身心沉浸在实验之中。当时，他们不仅要做肽分离、肽库、转肽、合成等方面的工作，同时还要开展检测试剂和原料氨基酸的生产。这些，在大家的协同努力下，都一一做到了。

B-链的合成，在同所的拆合组的协助下，进展相对要快一些。到1963年，他们已陆续发表了十几篇论文，都是中外文一起发表的，成为预报重大收获降临的先声。B-链的合成以及由人工合成的B-链与天然的A-链构建成胰岛素首先获得成功，其结果也于1964年发表了。而A-链的合成却遇到一些麻烦，因此龚岳亭又加入到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小组中帮助解决问题。

1964年，他们将合成的A、B两链分别与天然的B、A链重组，可达到4%的胰岛素活力，超过当时国际先进水平。成果在当年召开的北京科学讨论会上披露后，使第三世界科技同行们深受鼓舞，并引以为豪。1965年，三个组协同进行最后冲刺，即进行合成肽段的高效组合，产生全部活力和结晶，并获得圆满成功。1966年，他们又进一步重复了1965年的结果，增加了更多的鉴定数据，至此，才向世界公开宣布：中国首次合成活性蛋白质——牛胰岛素成功。经过严格鉴定，它的结构、生物活力、物理化学性质、结晶形状都和天然的牛胰岛素完全一样。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这项成果获1982年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日后，邹承鲁院士曾回忆：“当我们通过小白鼠惊蹶实验以证明纯化的人工合成胰岛素确实具有和天然胰岛素相同的活性时，那一刻真是令人终身难忘。这个最后进行的实验是在1965年的一个清晨进行的。只有与这个实验直接有关的人员才允许观察小白鼠经受第一个人工合成蛋白质处理的反应，而其他关注此事的人只能在另一间屋子里焦急地等待。当注射了合成胰岛素的小白鼠惊蹶实验宣布成功时，那实在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1965年在人工合成胰岛素完成时的实验惊蹶反应获得成功的景场（右三为龚岳亭）

龚岳亭至今仍清晰地回忆：“王应睐所长派当时任生化所副所长的曹天钦负责一个小组撰写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的论文与宣传资料。曹天钦怀着对这项工作的深厚感情和高度责任感，详细论述蛋白质的高级结构特征与历史渊源。人工合成胰岛素是科学上的又一次飞跃，它标志着人工合成蛋白质时代的开始，是生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胰岛素全合成工作是第一次有效地完成了由两条肽链组合成硫-硫键正确配对的蛋白质。这一实验强有力地证明，只要氨基酸排列对头，在很大程度上会自然形成α-螺旋β-转角等结构以及盘曲折叠成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也就是说，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其特定的空间结构，这是有深远意义的。由于蛋白质和核酸两类生物大分子在生命现象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人工合成了第一个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便突破了一般有机化合物领域到信息量集中的生物大分子领域之间的界限，在人类认识生命现象的漫长过程中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标志着人类在认识生命、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促进了生命科学的发展，开辟了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时代，在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尤其是生物化学的发展史上都有巨大的意义与影响。

全合成胰岛素工作的简报发表于1965年《中国科学》(Scientia Sinica)，详述全文发表于1966年《中国科学》，并出专集，发表于当年的《科学通报》上。

龚岳亭（左四）在美国巡回讲学时，在杨炳麟教授家中与华裔科学家们同庆中秋佳节

由于龚岳亭在肽链合成中作出的一些贡献，于1966年4月在王应睐、邹承鲁教授带领下，他有机会参加在波兰华沙举行的欧洲生化学会联谊会第三次会议。“在会上，王应睐、邹承鲁教授鼓励我理直气壮地宣传我们集体的智慧，群策群力的成果。我宣读了《结晶牛胰岛素的合成》论文。桑格教授亲临会场，听罢报告后，热烈祝贺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他说，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功实例是最后证实由他阐明的化学结构正确无误，这是最有力的证据。会议期间，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成为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们谈论的中心，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芬兰、奥地利等国的著名科学家都祝贺我们取得的成果。曾因首先阐明胰岛素化学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的桑格教授就指出：这一工作的完成是一项重大的事情，亦释放了他思想上的负担，因有人报道牛胰岛素的化学结构在某一顺序上与他的方案不符，我们的成果是最有力的证据。日后他曾慕名到生化所参观访问，表示对我们工作的赞赏，这当然是后话了。国际生化协会会长Ochoa教授(美国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曾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表示祝贺，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Slater教授说‘这是伟大的贡献’，并在同行界广为推荐我们的工作，扩大了影响。法国生化学会负责人Courtois教授、意大利比沙大学Rossi教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Hofmann-Ostenhof教授也都祝贺并表示钦佩，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曾任肯尼迪总统科学顾问的匹兹堡大学生物物理所所长，美国Chance教授说‘这是最令人兴奋的新闻’。印尼学者说‘这是中国的胜利’，他作为东方人也感到骄傲，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恶化是暂时的，将来必定会改变。加纳学者对这样重大的科研成果由中国做出来感到特别高兴。一位日本学者对新华社记者说，这是一项很重大的贡献，她感到很高兴。当时苏联与东欧诸国与我国关系较紧张，但苏联科学院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所长Engelhardt院士和匈牙利院士Straub也都向我们表示祝贺，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胰岛素全合成是一项非常突出的工作’……”龚岳亭至今还能如数家珍般兴奋地回忆起首次在国际场合公开披露有关研究情况而受到世界著名科学家赞扬的场景。

20世纪80年代龚岳亭与同事在实验室工作场景

20世纪70年代初，龚岳亭马不停蹄地将多肽技术应用于工业生产，研制出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作为促进性功能的活性肽，解决了淡水鱼类催产排卵问题，使我国渔业养殖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这项应用技术的开发，于1978年荣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如果用西方商业化的观点来看，若能在基础科学研究之外的应用技术方面做出开发，完全可以去申请“个人专利”，有望成为一位西方式的“科技富翁”，但龚岳亭连想都没想，而是把这项技术无偿地奉献给了国家，日后也从没收取过任何报酬。

龚岳亭（前排右二）在英国伦敦商洽实验动物中心时与学术界及科技官员交流（1988）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参观上海生化所时在实验室听龚岳亭研究员（左二）的工作介绍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龚岳亭曾多次受到国外的邀请，分别在西德亚琛参加第二次国际胰岛素会议，在奥地利维也纳参加第十次国际糖尿病会议，在法国巴黎、尼斯等地进行多肽化学及家鱼人工繁殖的讲学和交流，在美国参加国际蛋白质与多肽化学合成会议……他均能以一名中国科学家良好的素养和流利的英语，出色地发挥“交流使者”的作用。

也正因为如此，才有本文起首所叙述的：王应睐决定再次选派龚岳亭去一个更大的国际讲坛为祖国争光。

协作与合作

龚岳亭领受了这项系国家与集体的荣誉于一身，向世界报告中国科学家“人工合成胰岛素”成果的不同寻常的任务。他的心既平静又激动，他要说什么呢？那就是珍藏在心里的“人生五C”的精神，这不仅是龚岳亭坚守的人生信念，同时也是他们这个科研团队共同遵循并坚守的科学准则。他们正是抱着强烈的为国争光的事业心，带着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以团结一致、无私协作的精神，以对祖国、对人民、对科学的一片忠诚，才摘取了世界生化领域桂冠上的明珠的。

同时，龚岳亭还要让世界知道，在科学上，人类从来就有共同的语言。人工胰岛素在中国成功合成的消息宣布后，中外科学家纷纷来电、来函祝贺，包括许多国际知名的生物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典的蒂茜力欧斯教授说：“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成功，比原子弹爆炸对我的震动还大……”美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多次致函，建议授予中国科学家此项研究以诺贝尔奖。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聂荣臻元帅，专门接见了全国从事重大科研课题研究的代表，龚岳亭有幸作为上海生化所的代表出席。聂荣臻元帅拉他坐在身边并叮咛：“胰岛素人工合成的工作是可以在国内外讲几句的，你们花费有限的财物，创造了令人振奋的成绩，为祖国争了光……”直到今天，世界仍在关注着这一科学大事，有个叫韦兰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其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第一个合成蛋白质是怎样在中国完成的》，长达一百多页的论文内容丰富，客观地介绍胰岛素全合成的过程，采访了许多当事者，包括如王芷涯等当时的领导，细致的描述十分动人，她对中国科学事业的昌盛引以为荣。

龚岳亭院士在澳大利亚讲学时在当地游览（1998）

龚岳亭的巡回演讲，在美国和国际生物化学界固然引起较大的反响，加深了世人对中国在新兴科学领域研究水平的了解。历时一个月的演讲一结束，日本大学医学会立即发出邀请，请他在日本全国内分泌大会以及东京大学、大阪大学讲学。在日本，龚岳亭同样受到隆重接待，日方专门提供一辆黑色豪华轿车和两名随员全程陪同。在东京大学，他还接受了该校授予的科学奖章。之前，该类奖章只授予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次能授予龚岳亭，充分表达了日本科学界对中国从事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的崇敬。

巡讲载誉归来不久，美国索尔克研究所就向龚岳亭发来邀请，希望他前往工作。该所分子神经内分泌学室主任是美国著名生物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吉尔曼。龚岳亭在美期间曾前往访问，彼此都有良好印象，吉尔曼许以高薪聘请他合作研究，但由于国内科研需要，他未能答应。接着，又有美国、法国、瑞士等国的研究机构多次向龚岳亭发出邀请，他也均以国内科研需要而一一婉谢。与此同时，加拿大蒙特利尔临床医学研究所也向龚岳亭频发邀请，该所所长克雷斯蒂安教授不仅是国际著名科学家，也是后来任加拿大总理的弟弟。与众不同的是他非常有耐心，从1981年至1985年，连续五年不间断地发来邀请，龚岳亭终于被感动了，在征得所里同意后，答应前往工作一年。

龚岳亭院士与两个女儿及外孙在一起

1985年秋季，作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龚岳亭来到加拿大蒙特利尔，进入临床医学研究所工作，主要进行多肽的合成和应用研究，如对脑肽等生物合成与作用原理的研究，并与克雷斯蒂安教授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对龚岳亭的工作评价很高，概括起来也正是龚岳亭的“人生五C”的箴言。克雷斯蒂安称龚岳亭是他“最好的合作伙伴”。因此，希望龚岳亭能长期留在加拿大工作，至少能延长在加拿大的科研年限。龚岳亭向他解释：中国人一向是看重信用的，自己既然与所里有约在先，只能工作一年，就决不能拖延。失信于人，那是非常难堪的。克雷斯蒂安教授表示理解，出于合作研究的互信，龚岳亭答应将自己最好的学生送到该所工作。这下，他才不再坚持执意留下龚岳亭的初衷了。

龚岳亭研究员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临床研究所工作期间与吴阶平教授（左三）一起学术交流

1986年9月，龚岳亭提前回到了上海，没顾得上享受一个月的休假，第二天就到实验室上班。事后，龚岳亭严守承诺，将自己得力的学生介绍给克雷斯蒂安，去做神经肽的合成，并帮助他培养博士生，还建立了一个多肽合成实验室。

纯洁和善良

1987年，当时的上海市科技党委书记陈至立同志、市科委主任金祖青同志提出要龚岳亭去任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听了感到惊诧，因为从1950年进所到现在，毕竟已在生化所度过了37个春秋，他的事业在生化所，他的科研足迹都是踩在生化科研的道路上……可以说，他的根已深深扎进了生化所。再说，对一名科学家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在自己的实验室里从事自己的课题研究，而不是其他。多少年来，实验室的生命钟摆调节着龚岳亭的生活与工作节奏，他已是如此地习惯它、钟爱它，现在要做如此大的“角色大转换”，龚岳亭确实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但是，陈至立同志强调这完全是工作上的需要：上海计划生育科研所现已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人类生殖研究的国际合作中心，为了使之与国际接轨，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专署（WHO-HRP）要求中国指派一流的科学家去主持工作，以保证能进行高水准科研和项目开发。由于龚岳亭近年来也曾从事人类生殖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在国际上已有相当的知名度，所以WHO-HRP主管中国方面工作的医学家韦布（Dr.F.Webb）博士，特地点名要龚岳亭加盟人类生殖研究。

龚岳亭研究员在日内瓦WHO-HRP述职后，受R．Schwyzer教授之邀到他苏黎世家中访问（1988）

龚岳亭意识到：计划生育确系一项基本国策，能否科学地进行计划生育、有效地控制人口、提高生育质量，对中国这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提高民族素质方面，都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还是同意去兼职。一名科学家绝不能违背自己的科学原则——要有事业心、奉献精神、协调与合作能力。

就这样，59岁那年，龚岳亭奉命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实验室，放下了原先的研究课题，安排好自己的学生，走上了全新的工作岗位。并且所有这些，都要归结到“纯洁善良”的科学道德上来：“我不能为了个人得失而推卸国家更需要我去为之努力的工作。”

龚岳亭院士侃侃而谈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2011，方鸿辉摄）

到了计划生育科研所后，龚岳亭才真正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诚如当年日本《读卖新闻》在一则报道中所说：“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相当于一个东京都的总人数，这种罕见的人口压力如不能解决，制定任何美妙的经济计划，大概都只能是画饼充饥。”

龚岳亭研究员（右）与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专署官员、科学家在沪交流（1988）

“任重而道远，好在后起之秀已成长起来了。我想，能融事业、聪悟、奉献、协作与合作、纯洁天良问心无愧于一体去格物致知、励志报国的箴言，也会镌刻在年轻一代的心里，并化作他们的行动准则。”龚岳亭满怀信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