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步是关键

蔡怀光

主持人：有这样一个男生，20岁一进大学就成了学生会主席，23岁毕业，25岁就成为了一位名记者，是怎样一段精彩的人生？是怎样一个优秀的大男孩？让我们走向蔡怀光的身边，掌声有请人文学院2004届毕业生蔡怀光同学。

……

主持人：坐在这样一位优秀的青年记者旁边，我的压力挺大的。你经常是采访别人的，今天突然间被人采访，现在心情怎么样？

蔡怀光：就角色换一下吧。

主持人：你觉得作为一个记者最重要的精神和品质是什么？

蔡怀光：品质，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人格，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有逻辑分析的能力。从学历来说，现在在座的各位都应该比我有出息，你们接受四年的本科教育，将来一定前途无量。

主持人：我们跋山涉水，找到了一些关于你的十分珍贵的照片。大家想不想来看一下？（播放蔡怀光儿时的照片）

我觉得你小时候就很有当记者的天分，你看那双眼睛多么锐利，就是发现新闻的那双眼睛。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远大的梦想？

蔡怀光：小的时候总想做老大，那时候台湾片、香港片特别多，看到人家做老大、总经理，这是我小学一直在想的事情，有这么一天能够坐在好大好大的办公室里，背后是落地窗，前面进来都要敲门，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主持人：其实小学五年级时，在家里就做过总经理，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下你的故事吧！

蔡华光：用现在的时尚用语说，这事还真把我妈给雷倒了。那天我妈下班回家，进我房间的时候发现9平方米的小房间，窗帘被拉上，我正对她坐在写字台前，两手扒开就像这样，写字台前面还写着两行字：财运亨通，大吉大利。中间三个大字：总经理。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照片。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现在的身高和体重是多少？

蔡怀光：身高和体重是一比一的关系，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八。

主持人：果然是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其实这位嘉宾在高中的时候就是一个风云人物，那时候应该是老大是不是？还跟校长谈判过。

蔡怀光：是。那是2002年，那时中国打进世界杯，第一场比赛是对哥斯达黎加，早两个礼拜之前我们就找老师探过口风，老师说不许看，要上课的。那时我们高一，有好多男生不满意过来找我，说这个世界杯不能看怎么办？我当时就赌气说了一句，“我们逃课吧，可能我们也等不到中国第二次打进世界杯了，一生一次的东西”。当时赌气的一句，没想到第二天像下了文件一样，百分之七八十的男生说“咱们逃课”，事态已经不在控制范围之内了，我被逼上梁山——教学楼的五楼校长办公室。我敲门进去，我说校长是这样的，现在大家都要逃课看世界杯，你能不能完成我们的愿望。校长非常通情达理地说，行，下午你们停课看世界杯。那次之后，大家都特别信任我，有什么话都对我说。

主持人：你大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学生会主席是不是，当时是怎么把那些老前辈挤出去自己当学生会主席的？

蔡怀光：当时其实本来没想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是11月30日吧，一直没有填报名表。当时人文学院辅导员老师是吴汉龙老师，他对我有点印象，说要不你也来试试！那天我在图书馆一楼自习室，我说我没有什么好的，要不填主席吧！奥运会刚刚过，陈忠和有句话我印象很深，他对中国女孩说按照打不赢去打，我就按照选不上去选。反正我选主席肯定没希望，我就放松一点结果就去面试了，那次面试是做游戏，挺合我胃口的，游戏目的是看你的领导能力和执行能力，一帮人拿着一根牙签用手抵着围成一圈，中间用牙签连接，你怎么不把牙签弄掉，而且最后每个人还要是面朝外的，就让大家想办法做这种游戏，最后选出3名候选者，我是其中之一。复试通过之后，我有点紧张起来，那我到底要干吗，那时候树大条件还没这么好，自行车乱停乱放，我们寝室的同学也丢了自行车，有的人嫌食堂的菜不好吃，行，我就把这些问题写上去吧，如果能解决了，我自己也是受益者之一，没有想到就这些比较务实的问题，后来让大家选了我，演讲的时候也没有说什么宏大的志向，就说我有信心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这种信心给了大家也给了我。

主持人：今天现场来了一位像风一样的男人，普通话像我一样不标准的男人，他非常了解你，其实你最后毕业那一年是他做的辅导员。掌声有请人文学院辅导员杨礼雕老师，请他给我们讲讲他心目中的蔡怀光是怎样一个人。

杨礼雕：两位都是我们人文学院曾经的主席，其实我也曾是人文学院的主席，2001年的……我对他印象很深刻，我是2006年从艺术学院又回到自己的母院。三个角色吧！第一，他扮演了学生的角色，非常幽默睿智，有敏锐的洞察力，非常明显，大家可以看出，略带叛逆性，他不是辅导员眼中非常乖的主席；第二，应该是记者，他一开始讲的一句话是说做记者高中生就足矣，这句话现在的各位包括我们到现在还无法理解为什么会这么说，但他用他的精神已经证明给我们看。说实在的，他是一名专科生，但是他作为一名记者所具备的气质，就是有胆识、有追求，这两点是蔡怀光这短短两年里面能够展示给我们的两点；第三，他是一个男人，因为他身上具备爱憎分明非常明显的特征。爱，我不说，恨，对社会上不和谐的音符他是疾恶如仇的，无论哪一种他都敢碰。

主持人：你讲了那么多，我想听一下蔡怀光对杨老师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蔡怀光：大学毕业那年，杨老师来到人文学院，我知道他喜欢踢足球，我跟他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性格直爽，喜欢直话直说，中间没有产生过什么矛盾，但是双方都感觉到了对方的威慑力，应该是非常愉快的一段时间，正好是工作刚实习那段时间，也是一边忙着学生会工作的那段时间，通过实习有了很多想法，通过跟杨老师的交流也知道一个学生在毕业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应该把握些什么，所以我要感谢杨老师。现在杨老师在学工处工作，像你这样的辅导员多一些，学生应该会很开心。

主持人：你做了两年半的学生会主席，你觉得这段经历带给你以后的工作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蔡怀光：社交、礼仪，一句话表明自己的心思。

主持人：你曾经跟我讲，去四川是一个很突然的决定，当时你是怎么做的？是不是也是当学生干部这样一个经历让你做出了这样一个很果断的决策？

蔡怀光：从小事做起吧！四川地震这样的国家大事件，我作为一名年轻记者，是非常想冲到第一线的。“5·12”那天，我在宁波准备一个法庭的稿子，结果一闭庭，法官接到一个电话说地震了，天一广场上面都是人，我赶紧冲出去，一边冲一边给杭州总部打电话，说宁波这边地震了。那边说，小蔡你别急，全国都在震。我当时的预感觉得可能是一次比较大的地震，因为在我们江南这一带很少地震，我们也不在地震带上，应该是哪边波及的，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渤海，那天稿子也没写就回到出租房里看电视，四点多的时候一路从湖南湖北一直确认震中在汶川，是7．8级到最后修订的是8．0级的大地震。

从那天开始，我除了想去现场之外，考虑最多的是我在本地能做些什么事情，本地的高校和爱心企业肯定会伸出援助之手，本地肯定也有在四川灾区的人在这边打工，他们的家人是怎么样了，我就从小处开始着手。一直到5月13号的早上，我忍不住给报社打电话，说我想去汶川，其实当天报社已经有两名摄影记者去了，他们去城站火车站，再到上海乘飞机。这次报社没派车子，因为中宣部命令除了中央级媒体，像我们这些省级媒体都不允许私自派记者去四川，5月13号，5月14号，5月15号，我连续三天给报社打电话，报社跟我说还在考虑。5月17号那天我在奉化，前面已经连续看了五天报道，每天都是凌晨两点钟睡的，把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全部看完，一直在那边分析地形和地图，5月17号那天我在奉化农村采访，突然电话来了：你明天坐最早一班飞机，现在就赶飞机。

我想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没有在大学学生会有过锻炼的话我是绝对没有那么快的速度的。宁波到杭州两个小时的路，奉化农村到宁波市区两个小时，那个时候是一点钟，我最早也只能七点钟赶到杭州，我先订机票，是第二天早上六点钟的飞机，直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我先打电话给我爸让他给我订机票，打电话给我妈让她给我买口罩、绷带、止血的布、酒精棉花什么的，打电话给我女朋友让她给我备足十五包的压缩饼干。晚上七点钟，我到家的时候这些都已备齐，还有一样，我没有睡袋、指南针，连个像样的登山包也没有，那天我逮到我姑父带我到迪卡侬兜了一圈，一直到晚上八点钟的时候，我把第二天去四川的准备都做完了，其中我自己只做了一个小时，我想如果没有我在学生会锻炼的一些逻辑分析、应急突发事件的能力，我想肯定是完成不了的。

到了四川之后，果真不出我所料，前去的两个记者差不多快饿死了，他们背的除了相机还是相机，连口水都是在前往灾区的路上捡来喝的，我的压缩饼干救了他们一命。十五包压缩饼干到最后我们一共五个人撑了十天左右，睡露天，遇到过毒蛇、蜈蚣、蝎子，每天早上都会被晃醒，山区里面恐怖的回声一直回荡在耳边，当时人实在太累，我们同事甚至最后精神崩溃到跟我说，小蔡你睡觉的时候看着指南针，它一乱动我们就逃。去灾区采访，我们的教科书告诉我们要有一种超越人格的意识，就是说不大喜大悲，始终保持冷静。但是遇到这种事情我们谁都不能保持。这些都是我在四川拍的一些照片，当中一些视角，就比如这张狗的照片，我站在一个狗的高度几乎站在与狗平视的一个角度去拍，绵竹汉王镇的一条狗，后面是废墟，其实后面本来是居民小区，十几幢楼，那天刚好进行爆破拆除，下面压了多少人谁都不知道，只有这条狗孤单地站着。

在四川也碰到了不少人，北京中石化公司一个总经理叫张强的就是我在四川灾区碰到的，那天是5月19号，李克强到北川的那天，北川县是靠近他们绵阳安县的地方。我在安县采访，安县到绵阳是20公里路，我身上只剩下20块钱，怎么办？问村民借摩托车，我没开过摩托车只开过电瓶车，村民也不会开，他问我会不会开，我说我会开，我在杭州开的就是。结果一路上就是，我旁边是大卡车，这边是摩托车，一路上摇摇晃晃一直开到了离北川县城十公里的地方，碰到了叫张强的那位总经理。我一看像是同行，穿着马甲、多袋裤，拿着相机，还背着个摄影包，我说是同行吧，他说我过来看看这些孩子，我看到一个给一百块钱。在灾区这样的人很多，我知道我没钱，所以我只能用这些图片，这些图片后来被送到平遥国际影展作为搜狐媒体圈博客圈的几组图片被展出，我知道我没有这么多钱去切切实实帮助他们，我只能通过自己作为一个记者，用这些图片，有多感人，有多少细节，我都要把它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今年1月13号，我们再回访浙江援助的青川县的时候，我们的连续报道，我们的汶川基金，团省委筹集的，由我们来宣传报道的基金，已经帮沭河乡筹到了500万～600万的基金，捐助希望小学。我觉得我跟那位总经理比起来的话，我在做我的事情，我发挥了我自己最大的作用，去四川这么一趟，可能也就值得了。留下的这些文字、这些图片，和国内的这些大师们比起来的话还相差很多，但我已经做到了一个在二十三四岁这个年龄阶段所能做的一切，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主持人：你是在大学里面边学习边实习，实习了13个月才转正。在转正过程中，你是从一名摄影记者转正为文字记者，当初是怎样跨过这个坎的？

蔡怀光：是这样的，大二时我很羡慕其他同学，听他们说在哪边的日报、晚报实习，而大二的我一无是处，他们回来之后跟我讲了很多采访的趣事，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实习。大三有这么个机会，青年时报摄影部招收实习生，我就去了。

其实我当记者的初衷非常简单，我喜欢体育，喜欢足球，希望拿着相机在黄龙体育中心拍一些中超的明星，有这个就足够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就完成了我一个心愿了。13个月的实习，每天走10公里路，我们叫扫街，不是自行车，是走路，背着十五六斤的设备满杭州跑，当然也没有瘦下来。

13个月之后，当告诉我有转正的机会，就是正式签合同的机会，是2007年我刚毕业那会儿。第二年那边觉得我实习得差不多可以转正的时候，摄影部名额突然满了，告诉我你去做文字吧。我一下子懵了，大学里我除了看文学的书和小说之外，新闻的书除了教科书我基本上没有碰过。怎么办呢，写都不会写。过去的第一个月我拿的钱是450块，而我们稿费的任务量是1200块钱，我没有完成任务，我急了。我们主任是一个东北人，我觉得东北人特别好说话，我过去跟他说：“主任，你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让我跟着老记者跑，就把我当实习生带，稿费他们打两百给我打五块，我无所谓，只要能让我学。”那时候大家都把我当孩子，我心里憋着一股气。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个人的第一篇《涉黑赌点在闹市树立十年不倒》稿件当年获得铜奖，那篇报道一共做了半个月，前前后后我没有运用一点文字技巧，因为我当时根本没有文字技巧。

记得第一天有人打电话来爆料，所有媒体接到线索的途径都一样，“望江门这块有很多老虎机的营业点，他们骗我们钱，钱投进去了永远都赢不了，我输了三四千老板还把我给打了，因为我还不出钱来。”那天晚上我过去，一家家店我差不多全部亲身体验，试试自己会不会上瘾，结果我真的上瘾了，等我融进去的时候，我体会到一种一下子上瘾的无法自拔的感觉，再加上他们是民工，没什么钱，我就知道这东西是很有危害的。当天晚上我报警，没想到派出所来的前五分钟，所有店都关掉了，里面照常赌，外面卷帘门拉下来。我把视频拍下来，派出所的干警到了现场之后，看看周围给我打了电话说：“你在哪，哪家店不行？”我说：“就在你们身边，你们后面162号的这家店。”我的策划思维就从这一步开始，派出所民警走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件值得做的事。

如果说得细一点的话，这个事情我能把它炒作出来，什么意思呢？第二天我写了这个人的受骗经历，写了闹市区他们这种赌骗十几年不倒的那么一种情况，写了我自己的经历，到最后还把派出所民警的出警情况写上去了。当然，第二天见报的稿子我把派出所民警的这段删了，因为我知道我要有个谈判的筹码。果真第二天，派出所来找我了，说：“你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你再给我们发篇正面点的吧，我们去查处。”我的突破口从这开始，跟他们一直混到现在，跟所长也很熟悉，这个突破口开了之后，我从派出所民警那里了解到许多新的情况，他们会告诉我这帮人是从哪来的，他们平时都在干什么，平时有什么暴力抗法的案件，于是我就顺藤摸瓜，最终把望江门那块全都打掉。

有一天，我赤膊出现在学校旁边，那边刚好有一家赌店要关门，他们是江西帮的，我走进去问你们这边要关门了啊，我想让你们转让赌博机，他们说行。我要试机器，要先到仓库去看一下，他们这帮人很警惕，因为那时候风声已经很严了，三天时间跟我换了五个交易点，其中有一天，一天跟我换了三个交易点，而且五个壮汉把我围住，故意把我带错路。那是一个晚上，走了大概一个小时才把我领到他们仓库，我的一个袖珍型的相机就放在我的袖子里面，录音笔插在我这边，还有一部手机插在裤袋里面，预定拨出的号码是110，在仓库不远处的地方还有一个同事在接应。到最后我硬着头皮给了他们600块钱，才拿了一台赌博机出来，而最终结果是他们的赌博机仓库被我知道了。后来那年年底的时候杭州一共灭了3000多台赌博机。这就是当记者不需要过高的学历，门槛很低，高中生也能做的原因，他不要求你有太多的文法，他只要求你现场随机应变的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怎么把一箱子弹留下来自己慢慢打，来一个部门打一个，逼着他们，这才是我们舆论监督的力量。

主持人：工作两年，出过很多大稿，也写过很多新闻故事，2008年一月份，你曾经凭借爆料人仅有的一条线索帮助一名叫涛涛的11岁男孩找到他母亲，我觉得这也是你整个采访过程中让你印象比较深的一段故事，肯定要跟大家来讲一下的。

蔡怀光：这个印象比较深刻，涛涛这个小男孩是江西人，一开始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们只是接到一个电话，是萧山萧邵路一间网吧老板打来的，他说这边有个小孩一天到晚拿着一把刀，抽着烟来抢网吧的东西，有时候还来网吧里要钱，不给还睡在网吧里，跟个无赖一样，你们能不能过来解决一下。当时我过去了。

第一天没有等到涛涛，萧邵路旁边那条路叫半盘街，是一条千米长街。我突然想到那个小孩如果真如大家说的那么狠的话，一定有人知道他，我就一家家店挨家挨户的去问，结果千米长街上面我采访了大概20多个人，有二十七八个人见过这个小孩，其中大部分还遭到这个小孩的抢或偷。11岁的孩子做这样的事情，让我很好奇。

第二天我继续蹲点，晚上我已经跟半盘街当地的几个地痞（在网吧里鬼混的人）认识了，我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我说找涛涛有点事情，他们让我等。等待是非常枯燥的，从下午一点钟开始，晒着大太阳，坐在垃圾堆旁边一张板凳上面，再逛再坐，一直到晚上七点钟，涛涛才出现，那时候我已经跟他们老大混得很熟了，我说这个小孩子长期留在你这边你要吃苦头的。他说怎么，我说万一出点事情你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就这么忽悠他，我们就是做忽悠这行的。被忽悠进了，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小孩一过来一个巴掌扇过去，说你到底从哪里来的（他这样的做法也就证明他也不知道那个小孩从哪里来的）。小孩当天晚上给了我三条信息：第一条是他叫涛涛，第二条是他在萧山已经待了两年半之久，第三条是他之前是从宁波过来的，曾在天一广场卖过花，他之前在一所爱心小学上过学。

第二天我就到宁波，根据他的线索（前两条都是废话，第三条比较重要）上网模糊查询爱心小学，查到宁波一共有三所，我就一家家跑，跑到第二家的时候，问有没有涛涛这个小孩，我拿照片给他们看。他们告诉我，他的父亲是吸毒的，母亲是舞厅里面的陪舞女郎，是这样一个生活环境。再采访了他的一些同学，了解一下他平时的习性，之后拿着学校仅给的一个电话号码和他父亲的名字，从派出所了解到他父亲的老家在哪里，知道他最后一个居住点在慈溪，找到当地的社区，找到他的房东，但都不知道他在哪儿。至此，我一共拿到的五条线索，全部断掉了。

第六条曙光出来了，我想到救助站。我去过救助站采访，里面人很多，我以前总觉得进入救助站，等你18岁之后就要到福利工厂。其实不是，救助站里90%的儿童到最后还是会被送回去，要不然他们的财政根本无法支撑他们维持下去。找到救助站后，由救助站再联系到江西当地的警方，最后再折返到浙江，在鄞州区才找到他的母亲。妈妈把小孩子领了回去。整篇报道就如在写一个江湖故事。涛涛跟他老大告别的时候，警车闪起警笛远去，涛涛流下了眼泪，老大在车门外招手，涛涛手上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的是老大林强的姓名和手机号码。

我们就在经历每一个人的故事，看每一个人的人生，看每一个人片段的经历，这也是从事媒体给我最大的帮助，我想我能在30岁之前把别人40岁要经历的事情都经历一遍，这就是我对我自己的帮助。而后，对于别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多掌握一份证据，多掌握一份线索就能多帮助一个无助的人。现在需要帮助的人很多，所以帮助在我眼前我力所能及的就是我们本身所需要的一种品质。

主持人：之后，你也把自己的稿件和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一些建议上交到团中央，也受到了团中央的重视。在二月份的时候你参加了抗冰救灾的系列报道，当时你啃过冰块也喝过雪水，应该说那个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下当时你经历这些时的自己的感想。

蔡怀光：那是二月初，我进了报社大概7个月时间。领导突然有一天把我拉过去说你马上买一张去江西英台的火车票，背上照相机。原来硬骨头六连正在江西抗冰雪救灾，根据宣传部指示，每家报社都要进行相关的报道。还好我当时脑子清醒了一下，英台离硬骨头六连所在的地方还有200公里的路，如果当时我真的只身前往的话，我就不知道我怎么回来了。我申请了一辆车，随行再带个摄影记者，那时候是雪天，高速公路上开不快，到江西境内已经12点钟。第二天早上，联系到浙江的部队，他们十点钟到达井冈山地区，没有吃早饭，士兵们已经在半山腰——海拔1030米的山上，他们要扛着一根1．5吨重的水泥管，这样的水泥管有18根，他们部队五十几个人，要一根根地扛上去。

当天我身上的设备也有十几斤重，跟着他们一起上山，没有喝过水。他们随行的有一个开水桶，有矿泉水，我没敢拿。为什么呢？当天有一个大校在井冈山，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央电视台在那边报道，这帮小伙子年龄都要比我小，扛着这根杆子走上1030米海拔的山用了两个多小时，中途只休息过三次。我实在是不忍心，他们走的都是像我这样的路，没有石阶只有泥土，还有一些化掉的冰块。怎么办呢？我爬到路边找一些雪，塞到嘴巴里，充充饥、补补水。走到山顶的时候，我和另一名摄影记者已经头昏目眩感觉自己已经死了一样。但是越是这样的情况，越是能出现出人意料的结果。

第一天稿子写完以后寄回去，我自己觉得其实真的没什么，可是编辑晚上连续给我打了三个电话来跟我确认你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他无法想象，就好像一个人1．5吨重分到50多个人头上，每个人65斤的重量，相当于一个煤气瓶的重量背在身上，要背上这座山。无法想象中间只休息3趟，编辑跟我反复确认了3遍，才给我一个整版，而之后又是一天，像这样的陡壁90度的，落差十五米，解放军下去了我也跟着下去了。

他们第二天的任务不是把电线杆往山上搬，而是从山上往山腰上搬，电线杆从这边顺下来，人再这么爬下去，我跟他们一起爬。杭州的另一份报纸叫《今日早报》，他们有个记者跑到山崖边，山崖就在我身边这个盆栽位置，他人就站在我这个位置，“那个山崖在哪？他们从哪边下去的？”他问旁边一个人。旁边那个人说就是从这边下去的呀。他说下面是村庄嘛，哪有什么山坡，他走近一看，看到了我。“向《青年时报》致敬，我们撤”，这时候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因为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今天我做到了。《青年时报》在那次抗冰雪救灾中，比其他报纸晚去两天，但持续性最长，故事性最强，这就是我们的报道。因为每一步我们都踏踏实实地走出来了。做记者的第二个特性：吃苦。

主持人：我们的蔡校友其实是一个非常能吃苦的人，他在整个采访过程当中接触过很多的暗访，比如说那个红枣事件是不是，这应该是你做的第一个暗访事件。

蔡怀光：很多人把暗访看得很神秘，其实暗访在新闻业务操作手段当中并不是一种高明的方法，暗访又称为不堪的手法，只有你实在无法表明的时候才去做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抛开暗访不讲的话，当然其中涉及一些机密的东西我也不方便跟大家透露细节，我只能这么讲，我做到现在为止，舆论监督最高级的一级官员是省部级的官员，不过这类官员的话我根本不可能暗访，我如果跟他混得很熟的话，我就不干新闻这行了。这个时候就要运用到很多的人际关系，就是网络这么一种概念，什么是网络，人际的网络。

我们会把每段录音形成一份完整的内参（这些当然不可能发为公开报道），然后递交到宣传部、省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最后这位省部级的官员会登门给他现在觉得（或是在舆论媒体压力下）对不起的人道歉。在这之前，其中的细节我不方便讲，但我想告诉大家，暗访并不是一个很高明的东西，更加高明的东西是我们运用平时为人处世中能想到的一些环节，将各个关节打通。

主持人：其实在采访的过程中，你也碰到过一些很好玩的事，比如跟我们校长有关系的一个故事。

蔡怀光：是。我们亲爱的朱玉校长今天不在，我在采访过程中为朱玉校长喝过三杯酒。那是一次去金华磐安的采访，磐安那边有个车祸，当时那个事情很大，但是到了现场之后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因为磐安是个小县城而且经济欠发达，得知我们来了之后，他们就表现得特别热情。当天晚上除了磐安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没有到以外，他们县里面的领导全部过来了，就害怕我们把他们这个车祸说出来，其实我们根本没打算报道。当天磐安县县长坐在我身边一起吃饭，很豪放的，这么一瓶酒喝两口就喝完了。他们县长说：“小蔡，你到我们金华来，你应该先干掉一杯。”他说：“你之前不是说你是树人大学毕业的吗？”我说是啊。你们校长朱玉是我们金华人，金华人，那行，一杯。干掉以后，我知道校长是金华人，我不知道校长是磐安人，他们又说这杯你也要干，你在他老家。磐安是朱校长老家，行行行，干掉。第三杯的时候我想我跟校长太有缘，旁边坐着大盘乡的乡长，他说朱玉是我叔叔。我说你是？我姓朱。我无缘无故为朱校长喝了三杯酒。

现场互动：

学生1：以前一起拿过足球赛第一名，这个经历有没有讲，我经常沉浸在这个回忆当中，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蔡怀光：斌辉，你几几年生的？

学生1：我1986年的。

蔡怀光：那太悲哀了，你已经沉浸在回忆当中了。

学生1：我当时印象很深的是你界外球可以直接把球扔到对方球门的，你是我们强大的中后卫，这段美好的经历可能在座的各位也很想听学长讲述一番。

蔡怀光：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像是新闻岗位上碰到的很多同事，有的同事特别善于蹲点，他会在派出所门口一蹲就蹲四五个小时；有的人特别善于追问，像地铁塌方的当天，追问新闻官，跟在后面像苍蝇一样，跟了四五个钟头；有的人特别善于跟踪，特别善于伪装自己，自己开车、骑自行车、走路，一路跟着。我们那时足球赛就是这样，大一进来的时候是前锋，我记得十四个球当中有八个球是我进的，大二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发福了，胖的人体积大，当后卫；大三的时候凑巧拿到冠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踢的是小场地，我手抛就能从后场抛到前场的禁区里面，可以当角球用。所以每当我看到对方球员骂本方后卫说你干吗把球踢出边界给他们角球，我就很心满意足。我觉得就是这么一种心态，每个人找准自己的特点，把他发挥到极致。所以你现在不会记得我打篮球是怎么一个样子，你只会记得我在球场上手抛球是怎么一个样子。找准自己的特点我们就能找到自己的定位。

学生2：我比较喜欢一句话——一个好记者要有一副好心肠，在涛涛这样一个案子里面，帮助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已经有一副很好的心肠了，为什么写了这篇报道以后，你还要写未成年人保护意见给中央，是什么样的心理，什么样的动机，让你做这么多令人感动的事情？

蔡怀光：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常态的顺推的思维方式。做新闻其实是在很大的一块场地中挖很小的一个洞，把这个洞挖得很深。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能量有限，管不了那么一块事情，好不容易落到自己手中的线索是弥足珍贵的，而通过涛涛看其他的案例，我们还能看到有更多的未成年人站在犯罪的边缘，他们的命运怎么办？他们的未来怎么办？媒体既然介入了就不能做得太肤浅，我们尽量把身边的每件事情都解决了。

最近我们还在做一件有关民生的事。杭州的地面整治大家都知道，但是最近接二连三地出事，地面整治了三次，三次瓷砖的墙体还会脱落，砸中汽车，幸好没有砸中人。这背后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事情，其实新闻就在我们身边。你刚才说到的热心肠，这是一位好人都应具备的一些东西，而作为一名记者，他有这么一份工作，那更加是你的责任，你的义务。

学生3：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非常好奇，当时去应聘时，你是一个大专生，你是怎样把他们本科生甚至硕士生比下去的呢？第二个问题，你说读书时除了教科书之外很少看有关新闻专业的书籍，那你是如何在这份工作中创造自己的风格的？

蔡怀光：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吧。我现在没有风格，因为从记者这个行业来讲，其实跟演艺圈、文艺界真的差不多，如果说记者提早定下自己的风格，那最后唯一的结果就是千篇一律，所以没有风格。另外，记者没有专业。什么叫新闻专业？它里面分好多，我们时政部下面有跑政府的5套班子，另外还有跑林业的，跑农业、园艺、公园；再到我们科教部，它有跑大学、中学、小学；社会部，有跑突发、热线、暗访、调查，跑交警、消防、法院、公安的；再到财经部，跑股票、基金、上市公司的。记者是没有专业的。

所以我现在也面临一个问题，如果说不抓紧学习，不多学习的话，我的知识就会遇到瓶颈。比如前段股票特别红的时候，背后私募这些事情，如果没有一定股市经验，没有一定财经方面的知识的话，私募的东西我写不出来。又比如说最近发生的金融盗窃案件，如果没有一定的财会专长，我也不可能懂这些东西。什么伪造发票、私刻公章，然后再是各式各样的专业术语，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识你也做不了。我想你现在应该明白我那时为什么不去看所谓专业的新闻书，我那时更多看的是文史哲类的书，因为我感觉都市类报纸发展到现在一直有个忧虑，咱们的东西会不会写完了，咱们的线索会不会用完了，大家每天会看电视，会上网，看到的新闻都是千篇一律，这个东西以前在哪也发生过，再加上网络的千变万化。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写故事、抓细节，从小事入手来引人入胜，这才是我们都市类报纸现在唯一的出路。这是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作为专科生，在学历上面我当然不如本科生、硕士生，但这里面有一个信心的问题，还有一个心态的问题。我先说心态，我刚才说过我的理想无非是拿着相机到黄龙体育中心拍那些明星，这就是我当记者最初的心态。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班有38名同学，老师说将来想从事媒体行业的人举手，班里30人以上都举手。你想干吗？想当记者，想当编辑。当什么样的记者，什么样的编辑呢？有没有想过？可能会觉得我会视频剪辑，我会处理照片，我会排版写文字这些就是记者的基本功。没有，记者的基本功仅仅是理解和解读而已。给你一份材料，你能看懂并提出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专业。在学校的经历给了我机会，给我创造了环境，所以进入社会在这方面我比别人强那么一点点。在面试的时候给我们的题目就是现场电话采访，回来马上写一篇3000字的稿件。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事件，就是电影院出售低价票结果导致拥挤到最后有人受伤这么一个事情。那么我不能把他混成一团水来写，把他分成几个段落来写，每个段落都是一段独立的思考，现场当时是怎么回事，现场缘由是怎么回事，管理出现了什么问题，电影票低价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公安部门到最后为什么没有派出警力来维持，影院方面现在怎么表态，伤者现在怎么表示，分这么七八段来写，每段写400个字，3000字还不能到吗？把问题化得越简单越好，我们没必要把问题想得太复杂，3000个字不是那么恐怖的，7个段落，每个段落四五百个字你能把事情讲得清楚又都理出来，这样就是我们的职业，很简单。

学生4：你现在是一名记者，你有没有想过以后会改行？还是会把记者当做一生的事业来发展？

蔡怀光：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媒体的大环境，我首先告诫各位女生，媒体这碗饭不是那么好吃的，它是催人老的。我周围好多女同事因为工作太累，病歪歪的，三天两头去医院。特别是干社会新闻这一行当的，我们有一句话，干社会新闻谁干谁死，非常辛苦的。

杭州地铁坍塌那天，是星期六下午三点十五分，星期六我们热线来源特别少，领导说银泰在打折，“400减250”，你们去银泰做个财经稿出来。一圈逛了之后，四点多回到报社，上网看爆料平台，一看地铁塌了。当时没有说具体情况只是说地铁的工地发生坍塌事故，然后一问，我们这边一个女记者过去了，她的从业经验已经有6年了，比我大四岁，已经过去了，我说老记者过去就没事了。四点半，中新社和杭州日报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你昏头了还不来，50多个人被压在下面，这时候我后悔啦，赶紧跑到楼下，那天我说过银泰在打折，我们报社到银泰直线距离也就一公里，没有的士，在风情大道，怎么办？我跟我另外一个同事说走，到地下车库去骑自行车。自行车一路骑到三桥，来了一辆公交车，他上来。自行车往旁边一扔，我要给公交车司机一种特别紧张的气氛才能给我10多站路一口气开完。我拿起电话空接在那边：“唉，你好你好，我马上赶到，今天没车，的都打不到，领导全部出去了，都到现场了现在。”公交车说你干吗，我说地铁不是塌了吗。“哦，你们赶去救援啊？”“是是是！”“后面有没有乘客要下车的，没有的我们后面几站就不停了哦！”一路上很顺利。

当天我是负责现场指挥，我只对副总编负责，副总编安排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现场各种记者的调配都由我来负责。女记者从晚上8点开始一个个打的从家里赶过来一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钟，我给他们的任务是3家医院3个女记者，蹲守在医院查看伤亡，记录下每一个伤者他当时所处的位置，他的老家、年龄，他跟哪个包工头到杭州来的？有没有接受过培训？他现在的伤情如何？每一小时跟我汇报一次，一直到凌晨3点钟，那时候天已经有点冷了，然后在现场东南西北四个角都派记者。我们这个部门很奇怪，12名记者10个女的，都是女将，东南西北四个角都派上记者，防止次生灾害再发生，防止这些突发事件再发生，然后再盯紧有没有生还人员继续被捞出来。再派记者混进市委会议室、抢险指挥室，看工程地图，他们图纸摊开来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知道，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知识用得穷尽了。可想而知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的时候我已经是浑浑噩噩，人也已经冻成一团，淋了一晚上的雨，先让几个女记者回去了。

9点钟回到报社交接，领导给我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九点半我回到家里，刚刚睡下5分钟，萧山公交公司给我打来电话说要报个料：“昨天公交公司一辆车子掉进去了，司机给你找到了，我们可以给你独家。”我只睡了五分钟再接着赶过去，这就48个小时过去了，只睡了5分钟。

然后第三天开始，中铁四局跟媒体耍起了花招，阻拦家属跟媒体见面，这时候又要想办法了，每天5个小时的睡眠，每天蹲守现场找这些家属。怎么找又是个难题。中铁公司一直在城站火车站、飞机场等这些家属来，来了之后直接安排到宾馆里面。我想到了办法，在萧山市中心把所有宾馆调出来。“啊，你好，我是四局的周主任，我们中局这边安排的一批客人有没有到？”宾馆听得云里来雾里去，我说中铁的，中铁的，着急死了，我们局长要来看他们了，安排在哪几号？15个宾馆找到3个宾馆家属在里面，我们再到宾馆楼下，他们当时派遣了自己的经济民警和当地派出所的人试图来阻挡我们采访。我楼下楼上走了一周，把他们房牌号搞清楚之后，我就在一楼等着，看这个人面色有点不对了，跟出去跟上就问。后来这招还是灵了。这就是我们平时所用到的部分技巧吧！你说跟我新闻专业有关吗？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学生5：我们知道记者证不是那么容易考出来的，但是你说你不太喜欢看书，那你考记者证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问题？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

蔡怀光：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记者证在媒体从业满一年之后就可以考。考的时候各个省的新闻出版局都会安排统一培训。虽然不爱看书，但是我没这么懒惰，每天作息时间是早上十点半起床，凌晨三四点睡觉，每天早上晚上除了把杭州所有报纸看一遍之外，还要看一下上海财经类的报纸和广州香港那边都市类的报纸，我们家都有订。再是看一些纪实性的、历史性的小说，这是我每天的生活。当你真要考记者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学里若能考及格，那么考出记者证也并不是那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