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

沈松勤

一、李白与杜甫的历史评价

李杜作为我们诗歌史上的大家，历来的评价是不一致的。他们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怀才不遇，这是文学史上一般的叙述模式。李白与杜甫在中唐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评价了。白居易的“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第一句讲的是杜甫，第二句讲的是李白，最后一句是“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白居易的这首诗对李杜的评价就是“伟大的诗人”，到了后来，对李杜的评价渐渐发生了改变，尤其对杜甫，宋代时他被称为“诗圣”，且更多地与政治发生联系。北宋大诗人、大政治家王安石的《四家诗》选编了杜甫、韩愈、欧阳修、李白的作品，在这个排列中李白排在最后。这就引起了后人的猜想，认为王安石瞧不起李白，同时史料中记载了王安石认为李白的诗歌十有八九不离女人，从中可以佐证王安石是瞧不起李白的。而这种观点，在以往的大学者的文章当中，也认为王安石是瞧不起李白的。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整个唐代和北宋，王安石只选了四家，李白被选的这个举动，可以证明王安石并不轻视李白。从王安石的《杜甫画像》中可以看出，杜甫在他心目中的形象是忠君爱国。后人评价杜甫“一饭不忘君”，就是从王安石这里开始的。这样也就把杜甫上升到伦理、政治的高度。这就给白居易对杜甫“伟大诗人”的评价赋予了特定的内涵。

宋代以后一直到近代，对李白、杜甫的评价多见变化。但是对杜甫诗圣形象的概念始终未变。换句话说，王安石以后，对杜甫形象的评价既有他诗歌上的伟大成就，又赋予了政治的内涵。因为历来统治者需要这东西。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李杜的评价又经历了几次变化。

1．轰动整个学术界的是郭沫若出版的《李白与杜甫》。在毛泽东主席要进行“批林批孔”的运动中，高度评价了历史上的法家。在彻底否定儒家的背景下，郭沫若出版了《李白与杜甫》，这本书的主要倾向是郭沫若踩在杜甫的肩膀上，把李白高高举起。书中称李白是一个伟大的法家，而杜甫是儒家的大地主，利益的代表者。事实上，尽管杜甫出自官宦之家，但一生都相当贫困。郭沫若从杜甫诗歌中找到一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证据，把杜甫说成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诗中道：“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郭沫若认为：（1）杜甫若不是大地主阶级的代表者的话，哪来这么多的茅草；（2）杜甫如对劳动人民有感情，为什么在诗中骂劳动人民的小孩为小鬼。但不管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小鬼是一种昵称。郭沫若先生就从这个角度来论证杜甫思想是反动的，是代表封建阶级利益的。郭沫若先生是大学者，应该知道其中的不妥，而正是政治歪曲了学者的人格，利化了学术。这就是毛泽东时代对李白和杜甫的评价。

2．上世纪80年代，提倡的是工业文明，提倡自由、民主，认为李白是唐代自由民主的代表，杜甫却“一饭不忘君”，是一个集权利益的代表。这个评价在当时的学界是相当流行的。

3．20世纪初，“百家讲坛”中称李白是古惑仔。李白的一些诗句，如李白为了一个女人，“杀入红尘中”。不过这首诗到底是不是李白本人所写，还在争论中。“百家讲坛”是世俗文化的凝合，后期的一个普遍趋势就是附和民众的一些低级趣味。不过“百家讲坛”对李白的评价是深入世俗民心的。

二、李白与杜甫的异同之处

这两位伟大的诗人相同的地方在于都有伟大的政治抱负，政治情趣十分的强烈，尤其在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指导下，政治情趣体现地更加强烈。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提到，政治是人的一种生命情结，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其他的社会人，政治常常作为一种契机，作为一种视野，甚至是一种生命情结，是一种价值取向，被诗人渗透到诗歌创作之中。但是，李白和杜甫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政客，他们的性质是诗人，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不多见的伟大诗人。

李白和杜甫在精神气度和思想性格方面有很大差异。

1．时代的差异。尽管李白比杜甫大8岁，但他们主要的创作时代是不同的。杜甫精神气度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自我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来自于时代的因素。李白所处的时代是充满希望，也是唐人扬眉吐气的时代，尽管在开元后期，奸臣李林浦执政，但唐的国力还是很强大的。而杜甫的主要创作生涯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国破家乱、满目疮痍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叹息与悲哀、失望与哭声。时代精神既反映在人的行动上面，也鲜明地体现在文学作品当中。从整个时代来看，怎样的精神就出现怎样的行动。作为作家，他感受时代精神后，内化为自己的生活感受，以诗歌或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学作品是历史精神的表现形态。

2．思想性格的差异。李白不能屈身，腰间有傲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这样一种灵魂，李白表现得相当突出。当然，他的这种气质是有时空的，在李白创作的旺盛时期，卯足了这种傲骨的气息。到了晚年，被流放夜郎后，有所变化。傲骨这词是对李白大半生性格的最好写照。然而李白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处的时代精神。因此，使他具有了“黄河之水天上来”、“长风破浪会有时”的自信之心，有一股豪壮之气。因此，他的诗歌具有了“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这么一种壮阔的意境和豪放的情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在诗中，李白以大鹏自比，可以看出李白的高傲，但李白的诗歌给人以振奋，在振奋当中，得到灵魂上的升华。

而杜甫生活在平凡的人间，车水马龙当中。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先生尚未受政治影响的时候，为成都草堂题词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这是对杜甫性格和精神的集中写照。杜甫的诗歌写了大量的贫困与愁苦，贫困写的是杜甫自己，也是民间大众。因此，我们在读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时，会有完全的不一样的感觉。读杜甫的诗歌感受到的是痛苦，但会在痛苦中感受到震撼，在震撼当中得到灵魂的升华。

3．李白、杜甫的形象。李白首先是想要功名的，谋帝王之术，奉其智能，愿为辅弼。天宝元年，唐玄宗邀请李白到宫中。李白又是个道教徒，3年之后，唐玄宗仍将李白当作一个道教徒，并赐金还乡。李白是个侠客，又是个酒徒，“斗酒诗百篇”是个让人羡慕的酒徒。李白作为酒徒追求的是醉乡的真与美。他扮演的道教徒、侠客、酒徒这些角色都是李白，但又都不是李白。因为李白对功名的执著不及杜甫，对道教的钻研不及常年静心修炼的羽客，对行侠的爱好比不上专业的侠客，对杯酒的贪爱比不上刘伶，但是只有李白才能将这些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元素综合在一起，而且综合得很好，他将自己的功业、生活、信仰、艺术贯穿在一起，化为一体。而贯穿其中的就是李白作为布衣知识分子，身上具有一股锋利的锐气，向王侯贵族要自由、平等的精神。李白的这种锐气和精神表现在他对功名的追求之上，学习谢安，既要一鸣惊人，干得痛快，又要功成身退，活得潇洒。李白豪放不羁，即便是在长安唐玄宗对其一见难离的生活当中，想到的还是归隐。李白视皇帝如朋友，视同僚如草芥，一方面表现出他的傲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的气度，不愿做低三下四的事情，要保持自己的人格，李白的这种精神、气魄应该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归根到底，李白的这种性格、气质源自于他内在的自信与自尊心，并且是在国力强大的盛唐时期培养成的。

杜甫同样是时代造就的一位伟大诗人，但他与李白不同。杜甫的思想比较单一，不像李白扮演了多元的角色。他的思想是儒家的忠君爱国及民本思想，这些始终占据了杜甫思想、灵魂的主导地位。他具备李白不具有的感性和理性兼容并美的性格。从杜甫的诗歌当中，他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感性，这能保证他能深入把握各种事物的深层底蕴；另一方面，具有周全的理性，这能保证杜甫走出一些事物的蒙蔽，做到博观兼才而无所偏视。从古到今，现实当中，往往一些人感性偏多，理性偏少；也有一些人理性偏多，感性偏少。而杜甫却能把理性和感性兼容得很好，这是他为人的禀性，体现在他的人生上就表现为正视现实，不逃避现实，能以博大、均衡、健全的精神状态，担负起一切的艰苦、悲痛，又不会被现实当中的悲苦所击垮。

历史上的人物被现实击垮的只多不少。杜甫正因为有这样一种理性的驾驭，从而能够使他保持一副从容和愉悦。在杜甫以前的诗人，面对人生的艰难、困惑，有着不同的态度和反应。屈原因国破而怀沙自沉，杀身成仁；陶渊明惆怅独悲的时候就乘化以归尽，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王维在黑暗、悲愁的环境之下，选择了亦官亦隐的生活；李白一生傲骨，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选择了“须行即骑访名山”。杜甫则以博大精深、健全的精神状态正视现实，担负起现实给他带来的一切悲哀和痛苦。不仅如此，杜甫还用理性的思维剖解痛苦的本源。在当时的诗人当中，对安史之乱，对社会被破坏的反应唯有杜甫最多、最深刻。杜甫的诗歌创作之风证明，他将动荡时代的血和泪写入胸臆间。因而，形成了与李白迥然不同的诗歌风格。后人称李白为诗仙，王维为诗佛，称杜甫为诗圣，这实际上是概括了三人诗歌创作的风格与内涵。

4．李白、杜甫的风格。南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认为“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李白是诗才的大家，众体兼备，除七言诗歌创作稍微薄弱点，其他的如乐府、歌行、古风等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风格表现上乐府、歌行主要是以豪放、飘逸为主导，但也不乏委婉、细腻之作。总的来说，他的古风都表现为舒缓、雍容大雅，绝句自然明快、空灵秀丽。就创作成就来讲，李白的乐府、歌行、绝句最为突出，其中乐府、歌行的创作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自由创作而左右逢源。李白的乐府诗歌是先声夺人的，《将进酒》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首诗，一开始就有一股壮阔豪放的宇宙之势，令人惊心动魄。这里李白想入天外，将黄河想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境界上扩大了黄河的空间范围，变得声大势大、雄壮无比。这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当然夸张是有限度的。早在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夸饰篇》中就讲到夸张要有一定的分寸，不能超过一定的度。换句话说，夸张要有事实上的依据。“黄河之水天上来”这种壮阔的宇宙之势，是诗人的视野和气魄的外化形态。古人评价李白这首诗是从太白的心外化出来的，这首诗上句写黄河之水势不可挡，下句写黄河之去势不可回。在这一去一回、一消一长的宇宙面前，诗人营造了宇宙无穷、人生苦短的意境。“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他把人生归结到朝暮之间，使宇宙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这对矛盾更加突出。在中国的古代文学当中，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李白把这种悲伤之情变得更为浓烈，但悲而不现，伤而不露。从开篇两句来看，这种悲伤是在雄放与豪雅的气势和格局支配下的感伤。“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在高度自信支配下的一种感想。“人生得意须尽欢”，但李白的人生很少有得意的时候，一生之中多数时间都处于失意、悲哀之中。“天生我材必有用”，它向我们昭示了人生价值的实现不在于功名的高低，而是在于人生的自信，是自我的一种信念。这句诗可谓是一字千金的人生正理。“千金散尽还复来”也是一个高度自信的举止，这是隐含在他的举止里、回荡在骨子里的豪气。《将进酒》表现了李白离弃世俗、蔑视富贵的傲骨，同时也寄托着他的激愤之情。李白自命不凡，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但“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在现实当中屡屡受挫、处处碰壁，因此他用“古来圣贤皆寂寞”这样的话来聊以自慰，但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愤慨之情。

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前面32句抒发平生致君泽民之志，中间的38句叙述经过骊山时的见闻，揭示唐玄宗带领朝中官员在骊山寻欢作乐，感慨京城贵戚穷竭豪奢，不念民间疾苦。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极其鲜明地突出贫与富、荣与枯的对比。最后的30句，叙述回家途中的见闻及抒发感想。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篓有仓促。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总的来说，这一段由国事写到家事，再由家事写到国事。“入门闻号啕，幼于饿已卒”，这是家事，面对这种令人心碎的家庭变故，诗人感慨“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在悲痛之中，诗人自怨自恨，然而杜甫并没被自己家的不幸所蒙蔽，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思考。这是处朱门穿貂裘这些达官贵族感受不到的，杜甫却深深地感受到了，并产生了“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之感，这可谓是菩心侠气，在海底潜游的感性事件当中闪烁着理性的光辉。

关于揭示整个社会本质，杜甫是非常厉害的，他不是思想家，但作为一位大作家、大诗人，他首先是位思想者，他对社会有着敏锐的思想感受和思考，这也是他成为大文学家的一个元素。杜甫写这首诗的29天后，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势如破竹，占领长安。杜甫对社会的担忧变成了事实，这正是杜甫对社会的思考，他用一首作品表现出来。总的来说，整首诗表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特点。

三、现场互动

老师A：关于李杜、屈原和《红楼梦》等中国文化评价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这些诸多的评价对今天的文学生成、文学事件有什么激发作用？

沈松勤：这个问题涉及很多，我就挑重要的来讲。首先，文学不是自然科学，文学阅读的特点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文学作品特性所规定的阅读过程，也是一个再创造过程。对李白、杜甫、屈原不同的评价，在不同的时空当中，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再复制一个李白、杜甫、屈原、曹雪芹是不可能的，对一个作家的评论，各个时期都有它的出发点。这里我想应该分两个层次来看：（1）作为阅读接受这个角度来讲，都有读者当下的价值评判标准。这是一种再创造，文学作品有一种再生的能力；（2）就历史、文学史研究来讲，那是客观的。在历史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包括他的生平事迹，包括他参与的社会活动。学术研究要求尊重历史。郭沫若当时对杜甫的评价是违背历史的，但当时为了毛泽东的“批林批孔”运动，有它的价值，但作为历史它是不对的。这两个方面对任何作家作品的评价一定要分清楚，一个是再接受的解读，一个是作为历史的研究。

学生A：有些人说李白写的诗都是关于酒和女人方面的，您认为李白的诗是关于哪些方面的？

沈松勤：我们必须明确的是，酒不是形和像的描写，如《将进酒》也写到酒，《长干行》写到女人怀念自己在外从商的丈夫，这也是写女人，这没有黄色，反映了女性的一种情感。后人抓住这点，就夸大了酒和女人，这两词的内涵，有投人所好之嫌。

学生B：沈老师，刚才你讲到李白与杜甫都是追求政治的，但现在文人都是避免谈这个的，对于我们学中文专业的学生，参加政治方面的工作，追求前途，您是怎么看的？

沈松勤：一个是权，一个是钱，两者都需要，关键在于怎么去追求。第一，欲望是一个人、一个社会的基本元素。欲望是一个中性词，在于你怎么控制。控制好了，是一个人前进的动力，控制不好，是罪恶的深渊。第二，我们中文系的同学比较清高，这种清高可能是我们很狭隘概念上的清高。我们要有所作为，避开政治，只谈风月，是一种太关心政治以后的一种反应。我们对“清高”二字，要有正确的理解。所谓清高在我们适当的范围内，是对欲望追求的一种控制，而对政治当然要看清。其实，现在每个人逃不了对政治的纠缠。中国知识分子有个传统就是“忧国忧民”，这是对政治作为生命情结的另外一种说法。作为一个大学生、一个知识分子，不关心政治，社会不是要倒退了吗？现在不是在推进政治民主化吗？当然是全社会的人，我们大学生作为社会的精英当然是主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