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科举

肖瑞峰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国。诗歌是最早发达的一种文学题材。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诗歌发展到唐朝，就进入了全盛时期，出现了高度繁荣的局面。所以历来把唐朝称为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一提到唐诗的繁荣，很多学者，包括大学时代的老师，也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各种文学史教材，都喜欢列举一个事实——清朝康熙年间编的一部《全唐诗》，其中收入了2200多位诗人，48900多首作品。许多学者、许多教材都把这看做是唐诗繁荣的重要标志。确实，这样庞大的数量，不失为唐诗繁荣的标志之一。

我们都知道，中国最早的诗歌作品产生于西周以前，那么从西周到唐以前的隋，差不多绵延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年里头遗存下来的诗歌不到两万首，而唐朝不到300年，却留下了将近50000首诗歌。这样一比较，唐诗确实在数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但如果仅仅从唐诗的数量上来参照唐诗的繁荣，这还是一种表面的看法。如果不是前瞻而是后顾，不是跟前代比，而是跟后代比的话，唐诗在数量上恰恰是没什么优势可在的。宋诗、明诗且不说，就说清诗的数量，迄今为止还没人做出准确的统计，且仅仅《晚晴簃诗汇》这一部书就收录了6000多位诗人。而现存的清代诗人的专辑，据不完全统计大致也有6000种左右。即使以每种专辑收入100首来计算，数量就相当可观，而事实上清代高产诗人很多。唐朝高产诗人，李白至少是一位。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李白作品也不过区区千首，而大多散佚不传。韩愈在《调张籍》中感慨李杜诗歌“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唐代高产诗人就算白居易，也不过几千首。宋代陆游创作时间跨度特别大，20岁开始写诗至80岁，60年间万首诗。而这样的高产诗人在清代实在太多，康熙乾隆《御製诗》就是百篇量。每部专辑收入100首来统计，清诗的总量也超过了600000首，是流传到今的唐诗至少12倍之多。

但是今天我们很少有人说清诗是繁荣的，原因在于清诗的质量远远不及唐诗。我们做个小小的测试就不难看出这点，在座的各位在幼儿园时代就开始接触唐诗了，即使记忆力再不济的同学，能够背诵的唐诗的篇目恐怕也不会少，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诸如此类的不假思索，张口而出。而相反，在座记忆力再好的同学能背诵清诗的数量也不会太多。这个就说明清诗远不及唐诗脍炙人口，远不及唐诗朗朗上口，以至于家喻户晓，辗转相传。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那为什么诗歌的繁荣出现在唐朝这个时代，而不是出现在唐以前或唐以后，原因何在？描述唐诗繁荣的局面并不困难，困难在于揭示唐诗繁荣的原因。其实对唐诗繁荣的原因，古人早就开始思考了。南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道，“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他将唐诗胜过宋诗归结到一点，即唐以诗取士，写诗成为一种专门的学术。

何谓“唐以诗取士”？“唐以诗取士”又有着怎样的内涵和外延呢？这就牵涉到唐诗与科举的关系了。在隋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中正是一个官名，好比各个地方的组织部长，他的职责和作用就是替朝廷发现、推荐和选拔人才。这种不是通过考试，而是通过推荐选拔人才的做法，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在这种门阀制度下，两个文人才华差不多，能力也差不多，但出身门第不一样，政治前途和政治遭遇就完全不同。不妨以谢灵运和陶渊明为例稍作说明，谢灵运和陶渊明历来是齐名并称的，一个被视为山水诗的创始人，一个被视为田园诗的创始人。但在“九品中正制”这种门阀制度下，他俩的政治前途表现出不同的轨迹。谢灵运出身贵族，18岁袭封康乐公，即使后来由于封建王朝改朝换代，一贬再贬，最后还是永嘉太守。而陶渊明出身庶族，29岁才当上江州祭酒，最后一次归隐田园前所当的最大官职也就彭泽县令。

没实行科举考察制度之前，通过推荐来选拔人才的做法，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样一种局面，堵塞了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议政和参政的道路。到了唐朝，科举制取代中正制，通过开设各种科目考试来发现和选拔人才。在科举制度下，一般说来只有才能的大小，没有门阀的高低，为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打开了仕途的大门。唐代科举科目众多，有明法科、明史科、明算科等，最常见的两个科目是明经科和进士科。明经科主要考的是儒家经典著作的熟悉和掌握程度，考试方式非常单调，一般只是口试、贴经（填空）。而进士科分三场考试，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场是诗赋创作，要求当场完成一首诗、一篇赋。根据诗赋的创作水平决定是否录取。这就是所谓的“唐以诗取士”。

具体的考试情况是，明经科不大热门，报考人数偏少，比较容易考取，30岁考取已经算年纪很大了。而进士科报名的人非常踊跃，竞争也就相对激烈，50岁考取进士科还算年轻。当时流传着一句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唐代科举以进士科为贵，明经科地位相对较低。当然热门的选择就是报考进士科，而报考进士科的一个前提，你必须刻苦地学习诗歌创作，提高自己诗歌创作的技能。

唐代科举考试在考场上写的诗我们通常称为省试诗、试帖诗或应制诗。唐代的省试诗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许多严格的规定，很容易束缚思想。至少它有三条规定：首先，题目是固定的；其次，形式只能是五言诗；最后，篇幅只能是12句。省试诗时间、地点、内容受到诸多的限制，在科举考场上是难得产生好诗的。而祖咏的《终南望余雪》倒是考场上产生的一首好的作品：“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祖咏觉得标题当中的5个字，已经全部体现在这四句中，就搁笔不写。虽是一首好诗，但不符合科举考试的要求。正因为这样，唐代省试诗中的佳作极少极少。中唐诗人钱起的一首省试诗《省试湘灵鼓瑟》，被王世贞称作省试诗中的佳作。

严羽的《沧浪诗话》认为唐诗的繁荣是因为唐朝实行了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里最受人们重视的进士科又把诗歌创作作为主要的考试内容，这样就刺激了人们诗歌创作的积极性，从而带来了诗歌的繁荣。这种现象的产生，即和省试诗有关，也和行卷诗有关。如一位老学究所说：“唐人虽因以诗取士而攻诗，但其功不在省试而在行卷。”唐朝因将诗歌作为科举考试科目内容之一，促进了诗歌的繁荣，但这主要的着力点不是在省试诗而是在行卷诗。

这就牵涉到行卷诗的概念，所谓行卷就是举子在参加科举前，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一卷轴，送给当时一些有名望的人，请他们向主考官推荐，以增加自己被录取的希望。对于行卷的这种方式是无可厚非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凭借文学作品来进行自我介绍、自我宣传，甚至可以说是自我推销的一种手段。就像我们大学毕业后要求职，写一封自荐信以让用人单位增加对自己的了解。行卷的妙用在于假如主考官听信了身边有名望的人的推荐，也读过了考生以往的文学作品，对他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那么主考官在批阅该考生试卷会格外的留意。而唐朝刚开始实行科举制度，科举考试的试卷是不密封的，主考官可以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份答卷是哪位考生的。

事实上，大部分举子就是通过行卷的方式考取进士。白居易之所以29岁就考取进士，跟他成功地运用了行卷的方式不无关系。但也有编排不当、行卷失败的例子，如唐代诗人崔颢没注意编排的顺序，他卷首的第一篇作品《王家少妇》就惹怒北海太守李邕，被赶出门去。在唐代行卷的例子中，比较被大家所熟知的例子就是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这个诗体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这首诗是在参加进士考试前一篇投石问路的作品。张籍读后大为赞赏，写诗回答他说：“越女新装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为足时人贵，一曲菱歌值万金。”在张籍的力荐下，朱庆馀顺利考取了进士。

这是直接运用行卷的方式获得成功的，同样有一些诗人通过变相行卷的方式，同样也获得了成功。比如王维21岁就考取进士，早年凭借其多才多艺，成为贵族阶级的座上宾。终于有人将他引荐给公主，王维给公主演奏了《郁轮袍》，这首乐曲带点淡淡的忧伤，公主听的如醉如痴，顿时对他心生好感。引荐的人顺便告知公主王维不仅琴弹的好，诗也写得很好。这实际上给了王维变相行卷的方式，史书虽未记载当时王维念了哪些诗，但据记载，公主召试官至第，由宫婢传话下去。主考官当然心领神会。殿试之上，王维终于“大魁天下”，从此踏上仕途，名扬四海。

但用变相行卷方式也有惨遭失败的，比如孟浩然。他认为自己前期积累不够，直到40岁才进京赴考，此时的王维已早有任职。在这之前，孟浩然与王维早有诗文交往，这次来到京城想通过王维帮自己行卷。两人正谈到酣处，唐玄宗突然来访，孟浩然躲在床下，但发出了声响，王维只好全力解释，并力荐孟浩然，得到唐玄宗的应允，让孟浩然念几句诗，但孟浩然没把握这次机会，念出的两句诗很不得体，把在场的两人都给得罪了，据说这就是当年孟浩然进士考试落选的原因。

总的来说，唐代以诗取士的诗，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省试诗，这个是考试当场完成的，有内容、形式的种种限制，难得产生好的作品；而另一部分是行卷诗，这个是在考试前，考场外创作的，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自由构思和自由发挥，所以行卷诗里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品。

宋代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主要取材于唐行卷诗。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脍炙人口的唐诗名篇在当时发表的时候，就是以行卷诗的形式发表的。如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有人认为这首诗是唐代七绝诗的压卷之作，再如崔颢的《黄鹤楼》，张继的《枫桥夜泊》。主考官在决定弃取时，既要参考考生的省试诗，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他的行卷诗。而这样一种做法，大大激发了人们从事诗歌创作的积极性，并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自觉地注意平仄、韵脚和内容。

后来到了宋代，科举考试侧重于策论，诗人的注意力就转移到策论上，这也是宋诗不如唐诗的原因之一。唐代将诗歌作为最受人们推崇的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这必然大大提高诗歌的社会地位，促进诗歌在社会上的广泛普及。唐代的读书人都会写诗，只有好不好的差异，没有会不会的区别。诗歌在生活中的使用价值大为提高，在生活中简直成了应用文和敲门砖，其实用价值在唐朝得以充分体现。当有人官场失意时，不是借酒消愁，而是赠诗聊以慰藉；当有人高中时，也是以诗相赠；甚至连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时，也是以诗代见，密通情谊。

无独有偶，这种风气也波及日本，日本也效仿中国的典章制度，举行科举考试。有很多史学家认为日本历史上并没有实行科举制度。我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日本不仅有过科举考试，而且也举行进士科的考试，而且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也是诗歌创作。正因为这样，在日本的江户时代，诗人差不多都会写汉诗，以至于很多青年男女效仿中国的做法，以诗代见，密通情谊。诗歌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很高，产生这样的氛围，必须有一个前提，即诗歌作为科举考试中进士科考试的主要内容。

唐诗为何如此繁荣呢？中国古代诗歌的黄金期不是出现在唐以前或唐以后，原因何在？这当然是多方面的。不可能仅仅归结于以诗赋取士，严羽的《沧浪诗话》中把“以诗取士”作为唐诗胜宋诗的唯一原因，这是失之偏颇的。唐诗的繁荣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既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化政策方面的原因。文化政策方面的原因至少有三条：（1）允许儒、释、道三教并存；（2）广开言路，鼓励仕子诤言实谏，不给诗歌创作设置禁区；（3）以诗取士。所以，唐诗繁荣是多方面的，以诗取士不能视之为唐诗繁荣的唯一原因。但是，唐诗和科举制度的实施，确实有着不解之缘。当我们考察唐诗繁荣的原因的时候，不能不对唐诗与科举的关系加以格外的留意。

现场互动：

学生A：老师，您最欣赏的唐代诗人是哪位？

肖瑞峰：唐代诗人中我最欣赏的还是李白。因为李白有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李白天真得可爱，也迂腐得可爱，他追求理想真是不折不挠，信念非常坚定，他不愿参加科举考试，所以采用游说朝廷官的方式。年轻时代的李白，在开元年间拜谒当时宰相，署名海上钓鳌客李白。宰相问他：“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李白回答：“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宰相再问：“以何物为饵？”李白回答：“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宰相听了一方面很欣赏李白的气魄，另一方面，觉得这年轻人有点大言欺人，最终面议宰相没有结果。李白又由中央到地方，游说地方官，拜谒韩朝宗，写了《上韩荆州书》：“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这篇文章是要韩荆州荐他做官，他吹捧韩荆州，吹捧得惊天动地，却不露谄媚之态，反而把文章写得豪气逼人，显露自己的才华，这就是李白语言的高明之处，当然最后游说韩荆州也没有成功。后来，李白拉了一帮友人到山里去隐居。李白总是想着要出奇制胜，因为盛唐的时候，很多人是以退为进，皇帝为了表示政治的清明，经常聘一些道士、隐士到京城做官，终南典故就是如此产生的。很多隐士虽然住在山里，地理位置上离官场远了，心里感觉上却是离官场近了，因为官场与隐居的地方并没有千里之遥，有时一步就能跨过去，皇帝一纸聘书马上把你征召到朝廷中。盛唐时候的隐士和乱唐时候的隐士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怀着一种出仕的希望去隐居，李白也是这样，约了几个好友到山上隐居。道士吴筠率先应诏入京，并向唐玄宗推荐李白。唐玄宗终于把李白诏进京城，李白作诗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虽然在京城也有玉手调羹、贵妃捧墨、力士捧靴的荣耀，但最终却因为他不肯服从封建制度的长幼次序，很快就被唐玄宗赐金返还。我们都知道，在封建官场上，你一方面要发展自己，另一方面就必须放弃自己，放弃自己的个性，来培植自己的奴性，而李白却要在坚持自己的条件下来发展自己，这个就好比缘木求鱼。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描绘了唐代8个喝醉酒的诗人的情态，其中一个就是李白，“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将皇帝看做同事，将同事看做草芥，所以自然会得罪这些权贵，唐玄宗就以赐金返还的名义将李白赶出了京城。离开京城的第二年，李白就写下《梦游天姥吟留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遭遇了这么大的挫折，李白始终没放弃对功名理想的追求，一直在寻找报国的机会。安史之乱策发，李白避居庐山，永王李磷恰在此时出师东巡，李白应邀入幕。李白始终以政治家自诩，其实他不具备政治家的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首先要会准确地审时度势，而他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他把永王李磷和唐肃宗之间的争夺比作楚汉相争，这是完全不恰当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李白是上错了贼船，永王不久即败北，李白也因之被系浔阳狱。这之间历经很多曲折，由于郭子仪等人的求情，朝廷以“附逆罪”将李白流放夜郎。不幸中的万幸，李白行至巫山白帝城，朝廷宣布大赦天下，李白写下了《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通常说杜甫平生第一篇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如果李白的平生作品中也评选一首平生第一快诗，可以说是《早发白帝城》，抒写了李白遇赦东归这样一种极度喜悦之情。

晚年，李白投奔了李阳冰，虽然疾病在身，也还没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李白曾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李白临终之际，写下了《临终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李白在临终前，回顾自己的一生，始终没有感受到伟大抱负得以实现的快慰。相反，萦绕在他心头的恰恰是壮志未酬的一种憾恨。在李白看来，政治家李白是他的本体，诗人李白只是个影子。但最后历史跟李白开了个玩笑，让诗人李白成了他的本体，而政治家李白反倒成了他的影子。李白在政治上毫无疑问是失败的，不具备政治家的才能，偏偏想要当一个政治家，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但李白在政治上的失败值不值得我们惋惜呢？我觉得不值得我们惋惜，因为正是李白在政治上的失败造就了他在诗歌上的成就。他暂时的失败，造就了他永恒的成功。假如李白在政治上成功了，中国历史上最多增加了一位平庸的宰相。而李白在政治上失败了，他把这种怀才不遇的痛苦挥洒到他的作品里面，他的作品才能燃烧起骇人心魄的火焰。李白诗歌有两个基本主题：（一）怀才不遇；（二）人生如梦。这两个基本主题都是和政治上的失败、失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了政治上的失意、失败，也就没有了伟大的诗人李白。所以我们不必为李白政治上的失意而惋惜，而应当庆幸，正是政治上的失败，造就了他诗歌上的成功。尽管他追求理想的方式有可商榷之处，但他不屈不挠追求理想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