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那梦中的橄榄树

朱仁民

主持人：朱老师，您是否计算过自己这二十年为公益事业所付出的，所投入的资金吗？

朱仁民：大概投入了三四千万，每年可能花费三十到五十万在管理人员和维修上。

主持人：幻灯片上是我从一篇报道上摘录的，这篇报道写道，朱仁民是浙商中最有钱的文化创意商人之一，他的净资产超过亿元，他的公司年收入几千万元，他的画单幅在拍卖公司拍卖会上达27万，但是他是浙商中最没有钱的商人，因为他每年都支付一支近两百人的员工队伍的工资，还有他的海岛、乡村、都市三个公益机构的费用，还要养活一大批免吃免住的艺术家，还要进行一些新的工艺艺术的投入，但这么多的资金全是我们朱老师自己一手打拼赚回来的，没有人给他一分的投资。几千万的投资，几十亿的营造，我们很难想象这二十年来他经历了多少坎坷才能得到这一切。

主持人：生活中，您经常去参观一些地方，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朱仁民：大家都知道，人的生活阅历越丰富越好，就比如我现在的创作，几万个人，我在宣纸上没有草稿的，那一万个人的动作，没有一个人是重复的，他们的吃喝拉撒，他们的服装，他们的所有东西，房子的结构建筑都一口气画下去的。

主持人：要画那么大的画，要花很多钱，您是怎么做到的？

朱仁民：是的，当时是很穷的，在座的没有一个比我穷，是真的，我小时候有一个理想，就是长大后早上起来有一个烧饼油条，我觉得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到现在我也会叫我的员工早上带点烧饼油条回来，觉得真香真好吃。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成功人都是非常辛苦过来的。

主持人：朱老师，我们小的时候也贪玩，也经历过成长过程的叛逆期，你有没有想过我不画了或是怎么样，觉得画画很枯燥？

朱仁民：这个问题是今天交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人哪里来的，我没有读过什么书，在座的各位文凭都比我高，在座的家里都比我富裕，身体都比我好，我当时瘫痪了，一生都不可能站起来了。就刚才你说的是不是太晚了，会不会坚持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基因加环境、加个性的问题。一个，我全家人都是画画的，那我也画画好了，基因里面对这个天然的悟性比较好。在文学上，我五年级时就把《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看完了，之后开始看国外的，瘫痪以后，我几乎不看书，现在事实上我很落后。所以，我觉得童子功非常重要，儿童时大脑的细胞最好，我在普陀带了二十多年的儿童画和渔民画的培训班，永久免费，他们成为我们国家当时80年代最好的，现在中国民间绘画大展中，渔民画总是第一。我总觉得在你们这个年龄，或者小时候阶段脑子对知识的吸收最好，不会忘的，但关键是引进去的话会不会跟大脑细胞结合，就像巴特洛夫把人分为三种：艺术型、思维型、艺术思维型。任何人都逃不出这三种，问题是你适合干什么的。我从小读书很糟糕、很痛苦，每天很用功，数理化就是在不及格的边缘徘徊，很艰难，我觉得读书怎么那么苦，但是我文科很好，初中一年级就代表国家给卡斯特洛夫写信了，当时算是很优秀的，我觉得这个跟当时的环境和家庭基因很有关系。当时我还懵懵懂懂的，但是锋芒已显露出来，我这人做会计每天会赔的，去考理工科每天会被老师骂，人就找不到自己的地位。我意识到我就是这个料，就是学画画的，所以我不会去徘徊。十四岁我上梁山去了，看到林教头一杆长枪上挂着一个葫芦，来到杭州做葫芦，舟山没葫芦，我外公看到我做葫芦，就到我妈妈那里去告状，问这个孩子几岁，妈妈说十三岁，十三岁还搞泥的啊。我外公当时是中国美院院长。我当时在杭州买了一个葫芦，觉得葫芦怎么这么好看，杭州葫芦当菜吃的，舟山没有葫芦，我想把里面挖空，拿到山东去好用，但是由于青的很难挖，挖了一半是湿的，就去晒，一晒就缩下去了，后来我想了个办法在里面充满沙子，后来我外公看到我在弄泥，当时我觉得他根本不知道我是多么气吞山河，然后我拿了杆红缨枪就到山东去了，结果在上海没钱被人遣送回来了，学校和母亲问我干什么去了，我说要劫富济贫，这个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公益机构，我的员工都知道，从我门口的保安到修皮鞋的及一些小买卖，过年过节小恩小惠都会发的，这是小钱，但是他们会感觉到世界上还有温暖在，就这样，天性、环境、个性决定了我在一根直线上走，像卡拉OK、电脑游戏根本没碰过，到现在我们全家也不知道怎么打扑克，保龄球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所以你们在同龄人当中你们的定力、爱好和个性是不是跟它分割，吻合了就是把事情当做有趣，不吻合就很痛苦。有的说咬咬牙就过去了，我从来不咬牙的，这跟居里夫人搞化学药水一样，她都被化学药水弄烂了，本来居里夫人很漂亮的，她完全可以去选美，什么活都不用干，但她却天天在实验室弄这些化学药品，吃饭也在实验室里，人家问你那么辛苦干什么啊，她觉得没感觉到辛苦，她觉得这是她喜欢做的事。所以你们来时我问你们对专业是不是喜欢，喜欢的那是天天享受，不是痛苦。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你是不是适合这个领域，适合类型的就努力去干，越干越有趣。我的调皮就像上梁山，我还弄过炸药，炸得两个眼睛差点炸瞎，但都是没逃离这个主线。

主持人：我曾经看过您的一个视频，说您是一个传奇人物，特别是当你到了低谷的时候你还能坚强地站起来，还把事业做到这样高的高度，那么我想问一下您在低谷的时候您是怎么解决的，是什么给了您动力？

朱仁民：其实对公益的关注是不神秘的，像西部有几万亩沙漠要打造成国家级湿地公园，中国一共有三个国家级湿地公园，还有两个是在湿地上造湖，西溪和江苏的溱湖。当时只有一片沙漠，只有一棵老柳树，我凭着对老柳树感动，就像苍穹下一个战士，我想这么粗的一棵老柳树下面肯定有水，为什么几万亩沙漠就只有一棵老柳树，我觉得这是可以研究的。我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水，种什么不长什么，那怎么办？我到你们那里去看绿化，我不会到西双版纳、不会到杭州看，我要去看就看差别，甲方觉得找对了。我觉得你要出策划，出卖沙漠，用这个理念去想，后来我看到这么一棵老柳树，你给我一个月时间，我拿出三十六万块开始大规模往下挖，如果有水，则方案改掉，花的三十多万钱你们出，如果没有水，这个钱我出。我要打造山上江南，我还把杭州西湖的荷花栽过去，现在真的“接天莲叶无穷碧”，那是上千亩的莲花，不是像杭州这样的一块，我还种了七种芦苇，而且有种芦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第二个问题，我怎能从一个瘫痪的人站起来。开始我觉得很苦，饭也没得吃。但现在的孩子没有我们幸福，因为我天天在海岛上发疯一样地玩，没得吃，饿得要命，你们觉得苦，我一点也不觉得，我记得我在回忆录里写，当时三年自然灾害，由于没得吃，我们到山顶偷南瓜、番薯。我家的大便桶，我父亲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大便小便一定要拉到家里，学校也有偷大便被打死的农民。世界上所有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都处于半饱状态，因为这个时候分发出来的思维能力最强。所以大自然状态和半饥饿状态使我这个人得到了思维上的一种睿智，我就一直在画画，我想几十万张都有了，我那时候买不起石膏像，我没画过一次石膏像，当时我觉得速写没人比我画得多，一天到晚要画，不画要难受，整个舟山市只有我一个人背着画架走来走去，像个神经病一样。其实我没有感到孤独，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感到有学不会的，唯一学不会的一次，就是我回来评职称的第二天，二十天背不出一个单词，我就用形象思维来记东西。生活中，我高一时文革了，一直在海岛上打工，那是吃苹果皮不削的，自来水直接喝的。生活上的辛苦不是辛苦，生活上的辛苦，你是在跟人家比较，我公司里二十二辆车，最差的就是我的，但人家不会看不起我，反而还会觉得我伟大。很多人炫耀穿名牌，因为你没有名，名人不需要名牌，要争取应该有的东西，特别是你们男孩子，长大后出来，男子汉大丈夫，能做到哪里是哪里，不要跟着朱老师，我是时代的畸形才人，就好比被石头压坏的草，有一两颗钻出来就不错了，很难受的，这种日子好比我那时瘫痪的时候，我不可能斗志昂扬，每天想怎么死，痛苦死，因为不可能站起来了，家里老母亲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可怎么办呢？两块五毛的房租我租不起，也不租给我们，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快死之人，后来朋友、兄弟把我背到普陀山山顶的一个破庙里，几千只老鼠都烂在那里，我一个人就像动物园里的大猩猩一样，晚上数数最起码有二十多种动物和我在一起，真的，有老鼠、蛇、蜗牛等。那时我真的不想跟老天斗了，我就瘫痪地待在那里。但是有时候想想，瘫痪时我已经在国家文化部获奖好几次了，包括第二次颁奖的时候，邢老师是油画金奖，实际上我是国画金奖。后来因为觉得我的画很反动，就把我开除掉了，侯一民说我这张画画得好。这张画的是公海上的态度，当地的人海峡两岸，我们在海上打鱼也经常碰到的，但是你上别人的船就是反革命，回去要批斗，没办法只能悄悄地船碰在一起抱一下。我画这个镜头，在公海上的态度，在一个没有阶级的海域上骨肉团聚，很悲凉、很悲壮。我有好多东西如后羿射日都是二十几岁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画的，所以你们一定要珍惜这个年龄，因为人在这个阶段是最高阶段，以后我们很多青年作家也好，就像岳飞死的时候三十九岁已经了，杨成武十八岁已经是指挥强渡大渡河的团长了。我觉得我死掉很可惜，并不是我画得好，而是我承受力非常强，老子命一条什么也不怕，两者相遇勇者胜，不要命的时候我还怕什么？实际上我有过比瘫痪更严重的第二次打击，这个时候我想跳槽，但是我跳槽没关系，所有的员工麻烦了。这个事发生在1996年，当时我在美院，还没当院长，我就想造一个世界最高的雕塑，什么准备工作都做好，一次30万，我做了三次，8．5亿资金进大陆，我自己莲花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就是南海普陀大会，没有其他事情，买下后重新做起，最后一段批文说不许造，可下面就麻烦了，树倒猢狲散，这里一千万，那里一千万，下面员工作乱全来了，偷车逃走的，携款逃走的都来了，这个时候我很惊讶，怎么会这样？这种难度以后你们都会有。所以我觉得是从瘫痪过来，又一次莫名其妙地摔下去，看毛病又看不起的，我给自己打针、按摩什么都做了，但是没办法的，但后来我可以慢慢地下床了，那时候我就在床上画，后来我能慢慢地翻下来我能爬，一天爬两步，两天爬三步，等到能蹲的时候，我觉得天不灭我，肯定还叫我出来干活。到了后来我知道了，接着我又锻炼一段时间用拐棍，当时不锈钢还用不起，还没有不锈钢拐棍的，我就用拖把做了一个拐棍。到杭州来，我就睡在柳浪闻莺，我根本睡不起旅馆，出去也睡在下水道里面，但是我非常智慧，我睡在那里一点都没难受的，到现在我还可以在长板凳一觉睡到天亮，这个通风很好的。当你具备了这种定力，坚定艺术，韧劲和你的吃苦耐劳精神之后，你就可以出山门了。

主持人：朱老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画画历程吗？

朱仁民：我这个人画画从来不在一个地方停留，国画全国获奖了，我画漫画，漫画获奖了就画连环画，连环画获奖了就画板画，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我这个人，获奖以后就马上走了。看看全国的弄完了，没事情好做了，我就做省内去，省内就做景观和建筑，就这么一个情况。人生喜欢到处看风景，不会捧着一块。这个时代没有大师是不伟大的，瘫痪的时候我就想，既然站不起来，我就要像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样写文章献给我们党，当时我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就被震撼了，然后我就写回忆录，我这个人和共和国同龄的，写好以后，六届美奖开始征稿，我把回忆录每一个章节画成连环画去参加全国美奖，我自己觉得全国美奖一点不难，实际上很难。我觉得要么不去，去了就要全进，进了才能获奖。于是，我就开始画了，画了以后就去入选，当时我想去看，就叫学生打了一个木板，自己拄着拐杖到南京去，当时国画展在南京，有的人还以为我是讨饭的，就扔几个硬币给我。这个时候我在南京碰到很多熟人，我要装得没有毛病，装得斗志昂扬，装得光明，装得谈笑风生，看了这些作品，我自己心里在流泪，表面不会流泪，我知道这种状态的人站在全国美奖国画的殿堂里面是很不容易的，我很珍惜自己，我觉得我的生命不是属于我自己，不是属于这个家庭，而是属于中国最需要的这个阶段，过了这个阶段就没人要我了。所以南京的这一趟给我一个重要的启发。

主持人：之后您就在南京工作了吗？

朱仁民：不是的，哪里有机会我就会去哪，当时封门是为了吃饭，我知道钱在我这种人手里用完很快的，我觉得一个男人买一幢楼、一辆车是小儿科，难的是在这个时代留下你的作品，那是非常难的，我也做过工程项目，走过很多地方。

主持人：您做过面包厂、蛋糕厂等很多领域，有时候倒闭、破产，这对您是怎么样的一种激励？

朱仁民：我干过很多行业而不是公司，公司只办过两个，一个是莲花园，一个是潘天寿环境设计院，但是我干的行很多，我刚开始干的不是公司形式，投入不大，也存在倒闭情况，其实倒闭也属于不可抗拒因素，关键是分文没有的时候怎样翻身，我不做IT，不做房地产。我有朋友做房地产赚了很多钱，但我不做这行，每个人都应该做适合自己的。如果你是个女强人，一定要去闯，不是要把自己定位到多高，而是一定要定位合理。

主持人：您有没有想过继承什么企业之类的？

朱仁民：任何企业没有继承的，任何人继承的最多是一片资产，事业继承不了，可能到孩子辈就亏空了，我也不会把我所有的资产交给我孩子。

主持人：您每年投入那么多心思和财力去做这些公益事业，过程当中可能也会碰到一些不易，我在一些报道上看到你的一些公益事业被人说成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名和利才去做的，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

朱仁民：我还是觉得蛮开心的，因为有人在讲我，总比没人讲好。为名为利都是好的，关键是背后你把这些名利干什么了，钱在我们这种人手里是非常精彩的，名在我们身上是非常伟大的，你当皇上，当公务员也好都是为了名利，问题是怎么使用这个名和利，这个时候人就可以分开来了。所以我觉得公益机构是全国创举性的东西，只要你心正、阳光。比如说我们在网上招收贫困艺术家，我才知道贫困的是很难找的，招收要两个条件：一个是要贫困，一个是要清白。文化失落，我们文化人是有责任的，我们要帮助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帮助这个党做力所能及的，做到哪里是哪里，尽一个公民和民族文化人的责任。大的做不了，就做一个理念，理念是很弱的，就像鲁迅先生根本没有投入公益事业，但这个理念永远照着我们前进。我当然成不了他们，但是我必须这样做，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我对财富的理解。

现场互动：

学生A：朱老师，在您那个年代是很艰苦的，那您是怎样出国的呢？

朱仁民：当时我是不能出国的，因为出国的流程很麻烦，光盖章就要七十多个，我之所以出国是因为两国文化部的交流，但是出国是非常辛酸的。

学生A：您建了艺术家村，我们树大艺术学院的学生会不会有机会呢？

朱仁民：今年，我想把它改成贫困大学生创作基地，学校鉴定之后，暑假寒假可以到我们那里白吃白住，你们也可以去写生，不是贫困大学生也可以。也可以在我们那里弄一个实习基地，所以学生要去，热烈欢迎的。

学生B：您是纯艺术出生的，请问这方面对您以后的设计有什么影响吗？

朱仁民：我开始也是搞室内设计的，不管你们学什么，要先学会什么是美感、什么是艺术、什么是时尚、什么东西客户最需要，社会需要什么，我们要为社会服务，在服务的时候把自己的思想全部渗透进去。我觉得创作能力非常重要，还要懂建筑，总之很多地方要懂。曾经，有朋友带我到美国公司，给我五百块一个月，当时，人民币跟美金比13∶1，我觉得五百块一个月开心死了，但是后来一想不对，可能吃盒饭还不够，那住宿怎么办？后来我接了一个马来西亚的项目，好像一千五百万新币吧，我当时惊呆了，二三十年前不得了的，后来我才知道最低工资六千，我才五百，想想都亏死了，因为没有电脑，一个项目都是靠手画。后来老板说了，朱先生，合同要重签，你应该有一万块钱一个月，我说我不要，他问为什么不要啊，我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说哪有这样的事情的。所以，不要只是想我有多少钱，我得到多少钱，而是要想我得到了多少信心，多少本事。

学生C：在现代社会里，很多是学院里出来的画家，而您是民间艺术培养出来的大师，那么我想问的是学院里画家对您有什么看法？这里面有没有存在着障碍？第二个问题是您在实践方面取得很好的成就，那您有没有想过在学术上或在理论上进行总结和反思？

朱仁民：谢谢，你很专业，这两个问题不是在大学里面的，而是在专业圈里面的，是整个社会的事，一个就是主流和非主流，专业和非专业，台上和台下，他们对你是不是认可。我很明确地说，主流圈的和业余民间的，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就像拉二胡的两根弦，永远是平行的。我有一个标准是，产出效益，你给社会做出了多少有益的思想和行为，你给国家留下多少高端的艺术作品，这两个是一个文化人最基础的东西。一个时代中的你要站在世界潮流的前端，就肯定要苦战，历史对我的关注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