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排众议总部迁香港

力排众议总部迁香港

由于发生了石油危机，1976年，巴西的门店撤了出来，而新加坡的情形，正印证了我们当初的设想，不到一年就获得了盈利。这样，我们就将海外的战略中心移到了新加坡。当然，在海外开设门店并不只是局限在这些范围。1979年，我们分别在哥斯达黎加和美国开出了门店。那时，我们也是以良好的服务和商品齐全、价格独特为特色取得了成功。

我们特别在日本食品上花费了功夫。此后我们所开设的日本料理店和寿司屋也是这样，将以前人们认为价格贵是理所当然的日本料理用合理的价格推出，这是受到了顾客欢迎的重要原因。此外，当地有不少日本人也可说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吧。乘着这一势头，1988年，八佰伴终于在纽约开出了门店。我作为一个统帅了流通企业的经营者，能在世界流通中心纽约开出门店，心里真是充满了无限的喜悦。

八佰伴在这一时期前后在世界各地实施了它的海外战略。1984年，在香港开设了门店。香港也和新加坡一样，土地资源稀缺，很难获得宽广的店堂面积。地价非常贵，对它盈利还是亏损的前景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翌年，我们在美国开出了第三家门店，1980年代后半期我们陆续在马来西亚、文莱、中国台湾和泰国开出了门店。进入1990年代后，我们还在加拿大开设了店铺，此后又在英国开出了门店。

就这样，八佰伴的海外门店在顺利地增加着。在国内，主要是以东海地区为中心，在经营方面也可说是比较稳定吧。海外战略的成功，是由于从索尼那里获得了启发而毅然做出的决断，以后开展得比较顺利。要是这样的话，八佰伴为了今后继续获得稳定的发展，不能局限于日本国内的空间。说到底，必须以全球性的眼光来审视商业的经营。于是，我考虑要设立八佰伴的全球总部机构，并最终选择了香港。

在香港湾仔办公室，与日总领事（左一）、清水建设社长吉野（右一）及李嘉诚（右二）在一起。

常有人问我，“香港之外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现在看来，选择香港只能说是一种缘分了。当然，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有几个候选地，不过，欧洲的城市并没有考虑。开设门店也一样，作为经营者来说，无论他是如何努力来收集各种各样信息，但不可能将世界各地所有的信息都收入囊中。有时会有朋友熟人的介绍，然后由此决定安排在什么地方。在考虑设立全球总部的时候，我碰巧觉得香港是最具可能性的城市。

但是，周围没有一个人赞同我的想法。其理由就是“天安门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在1989年。人们认为这一事件意味着中国似乎要改变它以前所实施的开放路线。这一年的年底，柏林墙倒塌了，这时给全世界的印象是，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上了西方化的道路，唯有中国与众不同。日本所受到的震惊尤为强烈，企业的对华投资热，仿佛一下子被浇了一大盆冷水。

当时，香港属于英国管辖，但是，1997年香港就要回归中国，当时距回归还有不到10年的时间。香港居住着很多擅长于做买卖的华侨，经济上也实行自由主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在此前就已经听说香港要回归中国，不过社会主义的中国宣布说，要维持香港的现状，实行“一国两制”。但这时，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归还以后香港的前景会怎样，扑朔迷离的感觉一下子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不仅许多外国资本纷纷撤离香港，甚至有些华侨也抛弃了香港远走他乡。

这时反对我的人的共同的意见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到香港去没有任何好处。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很自然的。但我并不那么认为。我当时想，归还中国后虽有风险，但正因为这时世界上对香港的投资出现了低潮，我们不就可以趁此机会以有利的条件打进香港吗？幸好，那时我们已经在香港开出了门店，经营业绩一直非常好，因此，对于香港一带的信息我们要比其他日本企业了解得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我之所以决定将八佰伴的全球总部设在香港，有这样几个理由。确实，因“天安门事件”的冲击，香港的价值正在下降，因此，要投资的话，这时正是出手的好时机，这是我选择香港的一个重大的理由。但是，不管当时的土地和企业有多么便宜，但要是香港出了问题的话，那么一切都血本无归了。我之所以认为香港在归还中国后也依然会保持繁荣的最大的理由，就是我觉得对中国来说，香港是一个经济发展和获取外汇的钱袋子。

在中国，出于各种各样的复杂的情形，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毫无疑问，因这一事件而造成被世界疏远的现状，其遭受的打击超出了中国当局原先的估计。倘若这样的事态再度发生的话，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停滞情况甚至会出现衰退的后果。中国的领导人一定在考虑要竭力避免出现这样的后果。还有，对我而言，最具有吸引力的就是中国所拥有的发展潜力。我觉得，要是将中心移到香港，在与中国做生意时，就能领先于其他的企业，而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

当然，绝对不能大意。虽然对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多乐观的预测，但事情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必须随时观察中国的动向。我在做生意上，原本就一直很重视当地、现场的因素，因此我认为，有关香港和中国的信息，应该在当地去获得。我的一些华侨朋友也这样建议我。于是在1990年，我把在日本的业务交给他人打理，带着家人和700亿日元的资金移居到了香港。

说句直白的话，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带着家人和资金到香港去。日本人的性格原本就是这样，若不是移民的话，几乎没有人会采取移居的形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很多人只是派驻在当地或是出差，或是临时居住而已。这样的话，就无法跟当地的生意合作方怀有相同的意识和感觉并定下心来展开长期的合作。也就是说，无法建立起真正的信赖关系。

我常听人说，跟中国做生意，一开始大家还是互相合作，到后来随着情况的变化这样的关系就会崩溃。究其原因，恐怕就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未能建立起真正的互相信赖关系。华侨也一样，他们只跟可以信赖的合伙方展开长期的商务合作。这种信赖关系，只能通过连同家人在内的互相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所以，跟中国人做生意，必须家眷一起带着走。

此外，做出决断的时机也很重要。特别是华侨，他们只跟能做出决断的人成为真正的朋友。像那些打工者那样，什么都得听候总公司的指示才能决定下来，对于这样的人，他们不会跟你平等相处。我移居到了香港，连同家眷跟他们一起交往，通过这样的方式又快又详细地了解到中国的各种新动向，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就这样，在香港的生意开展顺利，规模扩展到了6家公司200家店铺，员工数达到了8 000人，不仅如此，移居的时候借的500亿日元也在短短的5年内还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