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蛰居的日子

谨慎蛰居的日子

1997年，虽然已经错过了时机，但是我将总经理职位交给四弟，日本八佰伴摸索着自主重建的道路。为了克服以偿还公司债务等为首的严峻的资金周转困难，我连日来为筹款而四处奔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我向银行申请新贷款之际，被要求提供个人担保。我想如果公司能够得救就好，所以根据要求将个人财产作为担保抵押。

同时，也有从金融方面向我提出对日本八佰伴进行如何整顿的提议。为了使经营情况比较好的海外门店生存下来，清算日本八佰伴以减轻负担，有关方面提出了整顿日本八佰伴的提案。当时，我知道了原来还一度有那样的提议，但是无论如何想要挽救日本八佰伴的想法占了上风，因此没有接受提议。我并不认为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不过现在回过头去看，我知道原来还可以有那样的选择。

但是，日本八佰伴走到了尽头。八佰伴完全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已经仅剩下申请公司再生法所需要的资金了。当时还没有民事再生法，因此要想保留公司就只有这个办法了。当然，我用做担保的个人财产全部被没收，我变得身无分文，万幸的是依靠财务投资等项目，我没有欠债。

作者与晚年时期的母亲在家乡的家中。

对于让公司破产这一点，我时至今日仍然深切地觉得愧疚。当然破产之初，情感上愧疚的感觉很强烈，想要向所有带去的麻烦的人们俯首道歉。并且我觉得那是作为一个人应该做的。但是，事情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单纯。虽然我真心觉得抱歉，想要袒露真实的心情，但是对于那些作为财产管理监督人而寻求重建道路的律师而言，和债权者之间的关键交涉马上就要开始。我不注意的言语可能会使交涉变得困难。

因此，律师要求我除了必要的最低限度的道歉外，对一切都保持缄默闭口不谈。特别是针对各种各样的关于破产报道以及新的采访，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因此我被置于既不能应对也不能说明的立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真的并不是我的本意。我想要真诚地道歉，传达真实情况，却不被允许。但是，这也是我自己造成的后果。就这样，我从人们眼前消失，开始了谨慎蛰居的日子。

我给很多人带去了麻烦，不能真诚道歉，无法自己善后，我觉得非常地痛苦。当时被置于不能工作只能谨慎蛰居的境地。从开始协助父亲做生意到八佰伴破产的大约50年时间里，我每天都是在工作中度过的。但是，对此我从来没觉得痛苦难受。相反，可以说我非常地享受这样的状态。我是如此地热爱工作。

很多比我年纪大的人都不太知道怎么样玩。在现代人眼里，也许我们都是工作狂，同时是不留余地不会变通的人。确实，50岁以下的经营者似乎很多人都拥有有文化气息的爱好。他们通过这样的爱好舒缓工作造成的压力，并从中得到了新的活力。没有爱好的经营者反而被说成是无趣的人，社会评价似乎也变得很低。

但是，我喜欢工作喜欢得无可救药。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爱好，这就是我的状态。我没有因为工作感受到压力。所以，我不需要缓解压力的手段。我属于早起型，天没亮就起床和干部互相联系，对悬而未决的事情做出指示，解决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起床后就马上开始工作。我就这样带着无忧无虑的状态去公司上班，开始当天的工作。晚上早早就寝。有时因为应酬等原因到凌晨才上床睡觉，不过基本上都是早早就寝为第二天做准备。

对于我这样的人，谨慎蛰居、什么也不能做真的是非常痛苦。由于日本八佰伴破产，我为了承担责任，辞掉了所有海外公司的董事职位。

在麻烦静冈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我搬到了位于东京的租来的小房子里。既没人来拜访我，也没人和我联系。50年来除了工作心无旁骛，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打发时间。

更令我头疼的是生活，我一心只知道工作，因此对于家庭的事情完全不知道。家庭的事情全部交给妻子，所以我什么都不懂。在因为粉饰结算问题而接受调查询问时，对于个人资产等问题我完全一无所知，甚至因此而让警官以及检察官目瞪口呆。对于公共交通设施的使用方法，以及一般生活等，我什么也不懂。可以说这段时间，在无关破产的另一方面，我也过着痛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