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不是“概念”

2.“名称”不是“概念”

每个正常的普通人，头脑里都装着数不胜数的“名词”;每当我们“想到”或“看到”某种东西，就可以不假思索地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名词”使“事物”变成我们头脑中的“观念”。如果没有这些“名词”，人同世界的关系是无法想象的。无怪乎有的哲人说“语言是世界的寓所”、“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

“语言”这东西可真像个天才的魔术师，总是花样翻新，变幻无穷，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远的不说，就说近二三十年吧，不用说“尼龙”、“热狗”、“电脑”、“卡通”人人脱口而出，“系统”、“信息”、“基因”、“反馈”个个随口就来，“比基尼”、“麦当劳”、“皮尔·卡丹”、“卡拉OK”无人不晓，就连“MTV”、“MBA”、“GNP”、“STS”这些缩写的“洋文”，似乎也无须翻译和解释了。人类可真是进入了“信息时代”，整个世界都“符号化”了。

然而，在这个“符号化”了的世界，语言却往往变成了纯粹的“符号”，使用语言也变成了所谓“无底棋盘上的游戏”。似乎只要所使用的语言“髦得合时”，使用这些语言的人便追赶上了潮流，也就“现代化”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的话语方式，也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文化。那么，这种追赶时尚的话语方式，究竟表现着怎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先说最为时髦的“洋文”吧。目前，除了有限的日常用语和若干个洋文缩写，真正懂“洋文”的中国人，恐怕还是为数不多，然而，不仅“哈喽”、“拜拜”之声不绝于耳，甚至某些男男女女的“外包装”上也印满了洋文。记得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华君武先生有一幅漫画，题目叫做《懂洋文的与不懂洋文的》，画面上，一位时髦女郎身着一件“摩登”服，令人瞠目地写着“Kissme”(请吻我)。于是，一位戴眼镜的男子便凑上来“kiss”，却被请人“kiss”的女郎打了一记耳光。看来，这位“不懂洋文”的小姐，服装的现代化与语言的现代化尚未“同步”;那位“懂洋文”的先生，语言与行为的现代化也陷入了“误区”。

放开满街的“洋文”不说，还是说说除了文盲都认识的“中文”吧。这里的“名称”与“概念”之间，似乎也总是“不到位”。

语言是历史文化的“水库”。这就是说，语言不仅仅是指称对象的“名称”，而且在这种指称中蕴含着“文化”。进一步说，正是由于语言蕴含着文化，所以语言才具有概念的内容，而不是单纯的名称。无论是科学语言还是艺术语言，无论是常识语言还是哲学语言，都是历史文化的“水库”，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在用“笔”写字。对于我们拿在手里用来写字的“这个东西”，任何一个正常的普通的人都会说:“这是一支笔”。然而，“笔”这个词仅仅是指称“这个东西”(或“这类东西”)的一个“名称”吗?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称之为“笔”?当我们把手中的“这个东西”称为“笔”的时候，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为什么能够判断这支“笔”与其他事物的区别?我们为什么能够断定这支“笔”的真与假、好与坏、美与丑?我们为什么会爱护这支“笔”而不是毁坏它?我们为什么能够创造出比我们正在使用的“笔”更高级的“笔”?

如果认真地想一想，我们就会悟出许多道理。其一，我们把手中的“这个东西”称作“笔”，既构成了“笔”的存在与关于“笔”的观念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我们”与“笔”之间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作为“主体”存在的“我们”，并不是以“白板”的头脑去反映对象，而是以我们已有的知识去把握对象。因此，我们在什么程度、什么水平上把握到对象的存在，取决于我们已有的“知识”。要想使“名称”具有“概念”内容，作为“主体”的我们就必须具有相应的知识。其二，我们把手中的“这个东西”称作“笔”，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判断(“这是一支笔”)，而且是一个融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为一体的综合判断。因为，当我们说“这是一支笔”的时候，在我们的观念中已经形成了它是不是“笔”的真与假的断定，它对我们是否有用，以及有何用途的价值判断，以及它使我愉悦还是令我讨厌的审美判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对“笔”的概念式的把握中，已经包含了真与假、好与坏、美与丑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三，我们把手中的“这个东西”称作“笔”，意味着我们已经具有关于“笔”的观念。如果我们根本没有“笔”的观念，又如何能把手中的“这个东西”称作“笔”?笔的存在是不以人的观念为转移的，但是，人能否把存在着的“这个东西”把握为“笔”，却必须以人是否具有“笔”的观念为前提。这表明，人是历史文化的存在，人用语言去指称对象，实质上是以历史文化去把握对象。离开历史文化，对象虽然存在着，但对认识的主体来说，却是黑格尔所说的“有之非有”，“存在着的无”。其四，我们把手中的“这个东西”称作“笔”，并不意味着我们只是把“这个东西”认定为“笔”，恰恰相反，我们是把“这类东西”都认定为“笔”。这表明了任何概念都是个别与一般的对立统一。更重要的是，人们不仅能以概念的普遍性去把握“类”的存在，而且能够概念式地分析“笔”的形式、质料、属性和功能等等，从而以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去观念地创造出更为高级的“笔”。对事物的概念式把握，蕴含着人的目的性要求，因而也蕴含着人类改造世界的创造性。

当然，仅仅以“笔”为例来谈论语言的文化内涵，似乎有些小题大做，甚至会有故弄玄虚之嫌。然而，如果我们把对“笔”的概念分析拓展为对“科学”、“艺术”、“伦理”、“宗教”的分析，拓展为对“真理”、“价值”、“认识”、“实践”的分析，拓展为对“本质”、“规律”、“必然”、“自由”的分析，拓展为对各种各样的科学概念或艺术概念的分析，我们就会更为深切地领会到语言的文化内涵。

比如，我们常常以一种毋庸置疑的口吻说，“规律是看不见的，但又是可以被认识的”。那么，为什么“看不见”的“规律”却可以“被认识”呢?“规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人们究竟如何认识规律?规律性的认识如何被证明?

再如，人们常常以一种不容争辩的态度说，“艺术是一种创造”。那么，艺术究竟“创造”了什么?“画家们创造不出油彩和画布，音乐家创造不出震颤的音乐结构，诗人创造不出词语，舞蹈家创造不出身体和身体的动态”。既然如此，为什么把艺术称之为“创造”?同样，当人们说“科学发现”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追问:科学究竟“发现”了什么?如果说科学“发现”了“规律”，那么，客观存在的规律为什么不是人人都能“发现”?科学家凭借什么“发现”规律?

又如，人们常常以“真、善、美”与“假、恶、丑”

来评价人的思想与行为。那么，究竟什么是“真、善、美”与“假、恶、丑?”区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标准是什么?这种区分的标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永恒的还是历史的，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真与善、真与美、善与美到底是何关系?人们常说，狼是凶残的，因为狼吃羊。然而，当我们“涮羊肉片”、“剁羊肉馅”、“吃羊肉串”的时候，为何不说人是凶残的?同样是“吃羊”，为何会做出截然相反的判断?

“孰知”并非一定“真知”，“名称”并非就是“概念”，恰恰相反，“熟知”中往往隐含着“无知”，“名称”常常失落了“概念”。所谓“求真意识”，最重要的就是意识到“熟知”所隐含的“无知”，由挂在嘴边的“名称”去追究它的“概念”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