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只有“相对的绝对”
有人把过去视为“绝对主义时代”。
有人把现在称作“相对主义时代”。
信奉绝对主义的人,总是把绝对当做绝对的绝对。
崇尚相对主义的人,总是把相对当做绝对的相对。
对于绝对主义者来说,相对也是绝对。如果相对主义者说:“一切都是相对的”。绝对主义者就会予以反驳:“你说‘一切都是相对的’,这本身不就是绝对的断言吗?”
对于相对主义者来说,绝对就是相对。如果绝对主义者说:“黑和白是绝对不同的”。相对主义者同样会予以诘难:“黑与白的绝对不同,不就是由于它们是相对的存在吗?”
绝对主义者使相对成为绝对。
相对主义者使绝对成为相对。
于是智者笑曰:相对绝对乃辩证之统一。
这话说得不错,但做起来却不易。弄不好,就会像恩格斯所嘲笑的“官方黑格尔学派”那样,把“辩证之统一”当做“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1]
事实上,人的思想从“绝对”或“相对”的框子里跳出来,可以说是极为困难的。相反,人的思想倒是常常从“绝对”跳到“相对”,或者从“相对”跳到“绝对”。但是,不管是从这端跳到那端,还是从那端跳到这端,就是难以跳出“要么这端,要么那端”的框子。“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似乎是最易于接受,也是最易于运用的思维方式。
先说“绝对的绝对”观。
人们经常使用诸如“科学”、“真理”这些概念,并总是把这些概念作为判断是非、评论真假的标准。比如,某人说他讲的是“科学”或“真理”,而别人也认同这是“科学”或“真理”,于是大家便无话可说,既无须争论,更不能质疑,“科学”或“真理”就成了“绝对的绝对”。
这种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突出地表现在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曲解上。人们总是首先把“理论”与“实际”截然对立起来,把理论视为无须反省的“客观真理”,把实际看做与人无关的“客观存在”,然后再用理论去“联系”实际,其实就是用理论去“套”实际。
这里表现了双重的绝对主义:既绝对主义地看待理论,又绝对主义地看待实际。
是否存在与人无关的、“客观存在”的实际?没有。“实际”在人的意识之外,但“实际”又总是在人的思想之中。凡是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总是被我们“看到”的“实际”。这里的“看到”,并不是用照相机的空白底片去给“实际”摄影,而是观察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情感和意志去“看”实际。其中当然也包括运用观察者已有的理论去“看”实际。因此,这“看”的结果,实际就被理论“污染”了,实际也就不那么“客观”了。由此可见,“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要不要用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而是用何种理论去联系实际的问题,特别是用何种理论去取代其他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比如,我们说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去联系实际,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用这种理论去代替“文革”中的理论或全盘西化的理论或“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去看待实际。
是否存在与人无关的、“客观存在”的理论?没有。观察者要用某种理论去联系实际,他必须首先把握这种理论,理解这种理论。而“只要人在理解,那么总是会产生不同的理解”。[2]观察者总是要运用他的已有知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全部的教养去占有理论。因此,这“占有”的结果,就变成了对“本文”的“解释”,理论又被观察者的教养“污染”了。由此可见,“理论联系实际”,又不仅仅是用何种理论去联系实际的问题,而首先是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何种水平上占有理论的问题。比如,仍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例,我们要用这种理论去联系实际,首要的是认真地学习这种理论,深入地理解这种理论,使我们的理解和解释达到与“本文”的“融合”。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以这种理论去“联系”实际,而不是以其他的理论去观察和解释实际。
由此可见,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并不是我们是否用理论去联系实际的问题,而主要地是我们以何种理论去“看”实际的问题。只是由于我们习惯性地以直观反映论的观点去看待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才把理论当做与主体无关的“客观真理”,又把实际当做与主体无关的“客观存在”,似乎把现成的理论往现成的实际上一套,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了。这种把“理论”与“实际”绝对对立起来的绝对主义,只能是把理论当做“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我们不是经常听到这样的“大话”、“空话”和“套话”吗?
进一步思考,我们还会发现:如果把理论与实际当做是截然对立的存在,又要用理论去“联系”实际,就会把理论本身当做是凝固的、僵死的存在,而丢弃了对理论的反省与发展。正因如此,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墨守于某种理论,甚至把理论的“坚持”与“发展”对立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把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归结为“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等。事实上,如果理论不随着实际的变化而发展,又如何用这种理论去“联系”实际呢?理论并不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僵化的抽象教条,而是“思想中的现实”。绝对主义地看待“理论”和“实际”及其相互关系,只能是失去理论的力量与信誉,失去实践的生机与活力。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必须超越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
再说“绝对的相对”观。
“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在两种意义上都是成立的:其一,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处于某种关系当中,没有不发生任何关系的孤立存在的事物。这里的“关系”,就表明了事物存在的无一例外的“相对性”。其二,人类的全部认识都处于历史过程之中,没有超历史的抽象的终极性的认识。这里的“历史性”,就表明了人类认识的毫无例外的“相对性”。
然而,“关系”和“历史”除了表明事物存在和人类认识的“相对性”,是否同时就表明了事物存在和人类认识的“绝对性”?让我们仍以“理论联系实际”来说明这个问题。
按照我们的看法,理论与实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观察负载理论”、“观察渗透理论”,我们所“看”到的实际,就是被理论“污染”了的实际;与人无关的实际,人未认识到的实际,对人的认识而言,只能是黑格尔所说的“有之非有”、“存在着的无”——它存在着,但对人的认识来说还是一个“无”。这种“认识”与“实际”的“关系”就是绝对的。无论人的认识如何发展,人的认识处于何种阶段或水平,“实际”只有成为认识的“对象”,它才成为人所认识的“实际”;成为人的认识对象的实际,就要被人的认识(常识或科学等等)所“污染”,因而理论与实际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绝对”相关的。
按照这样的看法,理论联系实际,重要的就是以何种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如果所有的理论只是相对的,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我们又如何选择某种理论或拒斥某种理论去“联系”实际呢?我们做出选择或拒斥的根据又是什么呢?这只能是“历史的选择”。“历史”既是“相对性”的根源,又是“绝对性”的根据。
任何一种可以称之为“理论”的观念体系,都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性:其一,历史的兼容性,即人类认识史的积淀或结晶;其二,时代的容涵性,即思想中所把握到的现实;其三,逻辑的展开性,即概念发展的有机组织。但是,不同的理论不仅在其历史感、时代感和逻辑感的程度和水平上是不同的,而且其总结历史、把握时代和展开逻辑的出发点与结论也是不同的。由此便构成了理论之间的“相对”而言的对与错或优与劣。
如果我们把理论之间的这种“相对”的区别视为“绝对的相对”,认为所有的理论只不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就取消了理论之间的对与错或优与劣的可比较性,从而也就取消了选择或拒斥某种理论去联系实际的问题。因此,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又必须超越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
超越对理论的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的理解,关键在于寻求和确认判断理论之对与错或优与劣的标准。这里,我们想引证马克思的三段论述来探讨这个问题。
其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3]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问题。确实,在理论自身的范围内,如何去验证各种理论之间的对与错或优与劣呢?那只能或者是绝对主义地、“独断”地认定某种理论之对与优,或者相对主义地、但同样是“独断”地否认理论之间的可比较性。因此,只能是在“实践”中检验和鉴别理论。
其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又从一个新的角度谈论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确实,任何一个国家在它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相互抵牾的理论。究竟何种理论能够得以“实现”,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实现”,这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究竟选择哪种理论去“联系”实际,是同实际的“需要”密不可分的。这种“需要”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论选择的相对的绝对性。
其三,在同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又提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②人们接受或拒绝某种理论,总是以能否被该种理论“说服”为前提的。不能说服人的理论,即使明令推行,也仍然是中国俗话所说的“口服而心不服”,难免“阳奉阴违”;反之,能够说服人的理论,即使明令禁止,也还是让人“心悦诚服”。这就是革命烈士诗抄中的两句诗:“砍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同上,第9页。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理论怎样才能说服人呢?马克思不仅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而且进一步解释说:“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说服”人,就在于它具有理论的彻底性,它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抓住了“人本身”。认真地读一读马克思的著作,人们都会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服力和逻辑征服力。它决不是一种抽象的、空洞的、枯燥的、刻板的、僵化的教条,而是一种深邃的、睿智的、历史地发展着的理论。
关于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也许可以用我们发表过的一篇论文中的一段话来作结:
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关于真善美的认识,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性,又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因而它孕育着新的历史可能性。就其历史的进步性而言,人们在自己的时代所理解的真善美,就是该时代的人类所达到的人与世界的统一性的最高理解,即该时代人类全部活动的最高支撑点,因此具有绝对性;就其历史局限性而言,人们在自己的时代所理解的真善美,又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它作为全部人类活动的最高支撑点,正是表现了人类作为历史的存在无法挣脱的片面性,因而具有相对性;就其历史的可能性而言,人们在自己的时代所理解的真善美,正是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所建构的阶梯和支撑点,它为人类的继续前进提供现实的可能性。真善美永远是作为中介而自我扬弃的。它既不是绝对的绝对性,也不是绝对的相对性,而是相对的绝对性——自己时代的绝对,历史过程的相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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