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看不见的手”

2.思想的“看不见的手”

“我知道我在想什么”。这就是说，每个人不仅有思想、在思想，而且知道自己有什么思想、在思想什么。

如果追问一句:“你为什么有这种思想?你为什么会这样思想?”这该如何回答呢?

也许你会回答:别人讲的;书里写的;自己想的;如此等等。如果再追问一句:别人为什么这样讲，书里根据什么这样写，自己为何会这样想?这又该如何回答呢?

也许你会非常厌烦或不以为然地说:别人就这么讲的，书里就这么写的，自己就这么想的，谁知道为什么。

确实，追问“为什么”是一件令人头痛和使人厌烦的事情。然而，如果不加追问又会如何呢?在《批判理论》一书中，霍克海默说:“人的行动和目的绝非是盲目的必然性的产物。无论科学概念还是生活方式，无论流行的思维方式还是流行的原则规范，我们都不应盲目接受，更不能不加批判地仿效。”在《思想家》一书中，I．伯林更为尖锐地指出:“如果不对假定的条件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会渐渐烂掉。要激励想象，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

也许有人会说:看，你们不是正在引用“别人说的”和“书里讲的”吗?但这“书里讲的”，却正是要我们追问“为什么”。

那么，究竟为什么人们会想这些(而不是想那些)、这样想(而不是那样想)呢?当代解释学大家伽达默尔向我们揭示了这个奥秘:“前理解”是一切理解的“前提”。

“前理解”，是指构成人的思想活动即理解活动的先决条件。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这种决定人的思想活动的先决条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历史与文化对个人的占有。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人是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之中。离开历史与文化，人就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一种抽象的、生物的存在。人之所以为人，首先在于历史与文化“占有”了个人，使个人成为历史文化的存在。历史与文化，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构成人的思想的先决条件的“先有”。二是语言、观念及语言结构对个人的占有。无论我们想什么，也无论我们怎样想，总是要用语言去想，总是在想语言的意义。但是，语言并不是思想的工具，而是历史文化的“水库”。语言保存着历史、传统和文化，语言使人成为真正的历史与文化的存在。因此，不是我们“使用”语言，而是语言“占有”我们。语言，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构成人的思想的先决条件的“先见”。三是已知的知识、假定、观念对个人的占有。人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不是以“白板”式的头脑去思想，不是从一无所有的“无知”去走向“有知”。恰好相反，每个人都是从给定的“已知”——如霍克海默所说的“科学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原则规范”——去推知“未知”。已有的知识作为思想的前提而构成思想的活动。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构成人的思想的先决条件的“先知”。

“先有”、“先见”和“先知”，作为人的思想和思想活动的先决条件而成为思想的前提。正是这些思想的前提决定着我们“想什么”和“怎么想”。

但是，人们通常并不是这样来看待自己的思想。在人们的通常理解中，总认为是我们去占有历史文化，而不是历史文化占有我们，因而以为是我们的思想在选择历史文化;总认为是我们在使用语言，而不是语言在占有我们，因而以为是我们的思想在选择语言;总认为人的思想是从无知到有知，而不是从已知到未知，因而以为是我们的思想在选择思想。

当然，历史、文化、语言和知识占有我们的过程，就是我们“理解”历史、文化、语言和知识的过程。伽达默尔说:“理解并不是一种复制的过程，而总是一种创造的过程”。因此，在“理解”的过程中，历史文化占有了我们，我们也创造了新的历史文化。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历史视野”与“个人视野”的融合，就是由这种融合所形成的“意义的世界”。

但是，不管在历史文化占有我们的过程中，我们如何改造了历史文化，历史文化总是作为思想的先决条件而构成了思想的前提。尤其值得深入思考的是，历史、语言、文化作为“先在”、“先见”、“先知”，并不仅仅是作为既有的知识而规范人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化为人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价值态度和审美情趣而构成人们“想什么”和“怎样想”的思想前提。这才是真正的思想的“看不见的手”。

思想的“看不见的手”，是构成思想内容、从而也是超越思想内容的根据和原则，是思想得以形成和演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普遍地存在于一种思想之中。试想一下，为什么一提到“科学”，人们就会马上想到“真的”、“对的”、“好的”、“合理的”、“正确的”?反之，一说是“非科学”，为什么立刻想到“假的”、“错的”、“坏的”、“不合理的”、“不正确的”?进一步说，为什么一提到“科学”，自然地就想到“自然科学”，略加思索或经人提示才会想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什么一讲“科学普及”，就想到普及自然科学知识，而很少想到普及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为什么一说“概括科学成果”就以为是概括自然科学成果，而根本想不到社会科学也是应该(和可以)概括的?这就是思想中的“看不见的手”在规范着思想。

其实，“科学”不也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吗?不也是“合法的偏见”吗?不也是在自我批判中发展的吗?“艺术”是“非科学”，但艺术是假的、错的、坏的吗?社会科学同样是“科学”，为什么总把它视为“准”科学、“软”科学甚至是“伪”科学呢?这是因为，近代以来的实验科学(或者说实证科学)，愈来愈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它不仅作为知识体系构成人的科学世界图景，而且作为科学方法构成人的思维方式，作为科学规范构成人的价值观念。实验科学所具有的精确化、定量化、实证化、实用化和操作化，成为人们判断科学与否的标准。美国的一位科学哲学家就曾这样发问:如果所谓的社会科学并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表述客观实在)、一致性(科学家取得同样的观察结果)、可证伪性(科学理论能够被观察或实验证明为错)、可预见性(科学理论可以预见新的经验事实)，为什么把它称作“科学”呢?显而易见，这位学者正是以实验科学的标准作为构成思想的前提，从而形成了“社会科学不是科学”的思想。

把思想的前提称作“看不见的手”，不仅是因为它具有思想的普遍性，更在于它在思想中的“隐匿性”，以及它对思想的“强制性”。隐匿性和强制性，是思想中的“看不见的手”的两大基本特点。

构成思想的前提，是“幕后的操纵者”，而不是“前台的表演者”，这就是它的“隐匿性”。人们在思想的过程中，思的是思想的对象，想的是思想的内容，而不是构成思想的前提。这就如同在评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说他(她)“好”或“坏”、“善”或“恶”、“美”或“丑”，往往只是作出这种判断，而不必“反思”作出这种判断的根据，更不必追问什么是好、善、美，什么是坏、恶、丑。因为，作出判断的那个根据，构成思想的那个前提，自发地在发挥它的“幕后操纵者”的作用。于是，我们所作出的判断就“不证自明”、“不言而喻”了。

构成思想的前提，虽然是“隐匿性”的存在，却具有逻辑的、情感的、意志的“强制性”。思想的前提，首先是作为逻辑的支点去构建思想的逻辑——由某种前提出发，必然形成某种思想。不合逻辑的思想，是思想所排斥的。而合乎逻辑的思想，则是由逻辑的支点所构成的思想。在相互争论中，争论的双方常常指斥对方“不可理喻”。其实，不是不可理喻，反倒是各以自己的“理喻”——各由自己的逻辑支点去构建自己的逻辑。这就是思想前提的“逻辑强制性”。与此同时，思想前提作为价值态度和审美情趣等等，又具有情感的和意志的强制性。

正是由于思想中的“看不见的手”具有普遍性、隐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对思想前提的反思也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以思想的反思维度去批判地考察全部思想，不断地扩展思想的前提批判;二是从思想的反思维度去揭示思想所隐含的构成其自身的根据或原则，使思想前提由“幕后的操纵者”变为“前台的表演者”，成为可批判的对象;三是以反思的逻辑去“审讯”这个走上“前台的表演者”，迫使它对自身作出不可逃避的辩护，从而解除它作为思想支点的逻辑强制性。

由此可见，思想的反思维度，不只是思想自我批判的维度，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前提批判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