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恩情

□朱　奇

无论是在分宜还是在南昌，无论是高兴还是烦恼，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我都会情不自禁习惯性地想起一个人。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想起他的恩情，浮现出三十三年前的情景，让我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段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恩情。

（一）

1978年，祖国大地到处生机盎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就像春雷一样在中国大地隆隆震响，科学的春天来了。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地主富农也开始摘帽子了。记得父亲在田头左手撑着锄头，右手叉着腰地对我说：“儿子，现在可以凭本事考大学了，你想不想再回学校复习考大学？”我看着父亲认真的样子说：“到哪里去复习呢？谁会收我们地主家里人？”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农村仍然是矛盾最明显最尖锐的地方。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不及时，到1980年我那里才开始落实地主富农摘帽子的政策；另一方面，当时政治觉悟不高的贫下中农也不愿意将地主富农的帽子摘了，就是摘了，他们也认为没有摘，从情感上总是想不通。父亲见我说回校无门便说：“明天我去找吾峰中学的老师，怕什么，这是我们应该享受的权利。”

第二天父亲带着我来到吾峰中学，曾经的母校却是那样的让人感到生疏和忧伤。学校还是原来的学校，老师还是原来的老师，但没有一个老师和我们打招呼。我努力寻找教过自己的吴老师，但见到吴老师后，吴老师已经叫不出我的名字了。我反复介绍自己是谁，吴老师才有了印象：“哦，就是那个会自己做圆规的朱炳玲吧？”我向吴老师提出请他帮助，我复习让我考大学。“很好，有志气。”吴老师边说边拉着我的手走进学校党支部书记段道前的办公室。段书记给我和父亲的面孔是冷淡的、鄙视的。他板着脸，几乎是用仇视的眼光看着我们说：“上面有规定，地主的崽不能到我这里来。”然后他又面对吴老师说：“以后不要再把地主带到我这里来。”后来我硬着头皮又跑了大黄中学和梓埠中学，学校负责人明确说不收地主的孩子，结局和吾峰中学是一样的。我把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脸上露出气愤的神态，进而又显出唉声叹气无可奈何的样子：“不是摘帽子了吗？我们还是地主吗？地主不是人吗？”

走投无路之下，父亲突然想起了他在万年共大种菜的发小——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恩人！“能不能求他让儿子在共大半工半读呢？”父亲翻来覆去一夜未眠，整整想了一晚上。县级共大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需要，全称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万年分校”，专门培养贫下中农的小孩，输送到县域各个层面当干部或技术员。开始直到1976年还有工作分配，后来就不分配工作了，“社来社去，农村来农村去”。

父亲起了个大早，光着脚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裤腿上沾满了露水，抱着唯一的希望走进了共大所在地——湖云农场。父亲见到了恩人后就开门见山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后来，我知道了恩人叫朱景因，比父亲大不了几岁，也就是我从未谋面的远房爷爷。我们家叫新屋朱家，是个“长带”型，“长带”上有四个村庄，分别叫湖南山村、柏树熬村、下新村和上新村。我家住上新村，他家住下新村，两村相隔一华里左右。恩人见我父亲满身露水，眼神凝重，宛如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自己身上一样，半晌才说：“我是一个种菜的，吃饭做事是我的本分，校长和老师对我的印象还行，但不知道进一个学生是否行得通，得试一试才知道。”他老人家一边说，一边倒水叫我父亲在房间坐下，然后就立即去校长家了。

万年共大就是湖云农场，校长就是场长，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恩人在校长面前说：“校长我有件事要求您了，我有个亲戚，今年18岁，人挺好的，也挺聪明，想到您这里来读书。”校长很高兴地回答：“好事好事，是什么成分啊？”“这家亲戚忠厚老实，地主是假的。”恩人连忙回答说。“老朱啊，地主成分，我可不能马上答应你，尽管摘帽子了，但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不会变的，你回去吧，我们商量一下。”恩人如实地告诉了我父亲，父亲沮丧地回到了家。我从父亲的脸上看出了他非常难过的内心。父亲一生养育了十个孩子，自己是解放前的上饶简易师范毕业生，多么希望自己有一个小孩继承他读书的这条道路，可是复读无门，希望不就会破灭吗？

父亲就是不死心，三天两头地往共大跑。据说恩人也是天天求校长，校长被他的真诚所感动，终于答应收下我，但必须写下一份保证。恩人从未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七歪八，只有让我父亲写，然后再签上他的名字、按上他的手印、盖上他的私章。保证书的大意是：认真学习、认真劳动，遵守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不发表反革命言论，不干反革命的勾当。

父亲办完一切，高兴得拔腿就往家里跑，连恩人早已盛好的稀饭都顾不上吃。父亲一进门，就说搞好了、搞好了。我的母亲和我的三哥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高兴之情溢于言表：“那就好，那就好。”我也高兴得心都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二）

第二天我就去共大报到。共大万年分校是湖边一个平坦的地方，三面围墙，围墙内有十多栋平房，校内有一个街道，熙熙攘攘有很多人，街道两边是家属区及行政办公楼、学校食堂等，最高的也不过三层。围墙外面，则全是农田和村庄了。我先找到了我的恩人，他叫我在他房间坐一下。他的房间很小，大概只有6~8平方米的样子，很简单，一张木床，顶着窗户的地方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有很多东西，很凌乱。靠门的边上放着锄头、扁担，床底下塞满了簸箕之类的劳动工具。我坐在他的床沿上，他站着对我说：“进来很不容易，可要好好听话，这里是上午学习、下午劳动，到农忙的时候全天劳动。可要好好学习，好好劳动，为我和你父亲争口气。”我默默地点点头，又抬头仔细看了看站在眼前的恩人。他中等个子，面目慈祥，憨厚本分的模样，一看就是个好人。

我跟在他后面，他带我来到班主任饶华细老师的门前（他和饶老师住同一平房）。饶老师从房里出来站在门口说：“安排在林业一班，先到班上宿舍直接住下就行，下午跟班劳动。”同时，饶老师抬眼仔细看了看我，说：“你怎么这么瘦啊。”恩人连忙回答说：“家里十多口人，特别穷，没有吃的更没有营养。”我家兄弟姐妹10个，住在农村放草灰的棚子里，起早贪黑参加集体生产队的劳动，吃米饭就蔬菜，一个月都难得吃到一次猪肉。六月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都是打着赤脚穿着短裤不戴草帽，所以又黑又瘦。村上的人都叫我“乌泥子”，就是特别黑的意思。

万年共大有林业、农业、水利、兽医、缝纫、食品加工等6个专业，另外还有一个农业干部培训中心。每个专业有两个班，每个班40~60名学生不等。学生大多来自万年本土，也有余干、鄱阳两县的。全校教职工大约有2000来人。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小的15岁左右，大的有40多岁的，大多在18~ 22岁之间。

我和他们目的不一样，他们大多读两年，回去以后当个大队干部或乡里的干部。而我则是要通过半工半读这个平台，加强复习考大学，用行动不辜负父亲对我的期望。所以，我在心中暗暗定下一条：学习要刻苦，劳动要用劲。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跑步，回到宿舍后，同学们都没有起床，然后我又静悄悄地溜进教室大声读书。晚上看书也看到11、12点。下午劳动时我也用劲用力：用力打谷、用劲“割禾”、用心插秧。我“割禾”割得最快，插秧插得最直。在共大学习不到一个月，受到带课老师十多次表扬，同学们也很佩服我。饶老师见到我恩人说：“朱师傅，你家小朱很不错，很勤快，很会读书，表现得非常好，我准备让他当班长。”恩人满脸笑容，连忙回答：“都是您教导得好，谢谢饶老师！”

在这期间，我也会去恩人房间坐一下，恩人也经常会到班上看我，带上半个红薯给我补食。那个时候，我非常瘦，瘦得只有80几斤，而且总感觉吃不饱。我早餐两个二两的大馒头，两大碗稀饭，但到上午11点就开始有点饥寒交迫的感觉了。

共大离我家并不远，经过几个村庄和南店水库便可到达，大概10多华里吧。据说南店水库的山上有一条大蟒蛇，卷起来有农村用来晒谷子的大麻垫那么大，听起来很恐怖。但我无数次来回，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返校，从来没遇见过这条蛇。

为了省钱，我经常从家里带腌菜和小干鱼，即便是到食堂买菜吃，也是买两分钱几乎没有油的白萝卜和一分钱的煮白菜。有时也会和同学爬过围墙偷老百姓菜地里的辣椒，将它切碎，放上盐和酱油，当作下饭菜。

恩人见我极度节俭，又骨瘦如柴，心疼得难过。他常常将我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吃他的菜，并鼓励我说哪位共大的学生考取了中专，考取了大学，只要努力就会有出息。类似这样的场景，至今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成为我努力学习的动力。现在想起来，多么使我难忘！忘不了，冬天在操场上跑步，是他给的一双旧解放鞋；忘不了，我穿了褪了色的唯一一件衬衣，是他帮忙缝补的；忘不了裤子上系的“皮带”，是他从旧机床皮带上割下的长条做成的……

还记得，临近毕业的那个学期，我被选入重点班。老师为了让我们这些学生集中精力学习，不再安排下地劳动的任务。选入重点班是每个同学的梦想，同学们个个都很刻苦。我天天看书看到学校熄灯，然后再到恩人的房间里继续借灯看书，反复练习试题。记得有一次实在太困不小心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恩人竟然拿着一个扇子在为我打扇。他的厚爱和恩情，使我更加发奋图强。

还有一件事更是令我永远都忘不了。秋天的时候，我们班将收摘的棉花晒在屋顶平台上。到了下午三点的时候，忽然变天下起了雷阵雨。我们都在学习没有发现。幸好恩人及时发现，他大叫着：“下雨了！赶紧收棉花！”我们才猛然发觉，赶紧跟着他跑上楼顶快速收棉花。期间他不但亲自收，还边收边指挥，使老师和同学们井然有序，一下子就把棉花抢收了下来，避免了一场可能的损失。后来，我因此写了一篇文章，名叫《雨中收棉花》。语文老师蔡明启看后说写得很好，真实感人，用词准确。蔡老师做了认真的修改后作为范文，要我到每个班进行朗读，使我对这篇文章烂熟于心。

1981年我参加高考，由于特别穷，只有这一次的报考机会，我和父亲商量了好久，决定报考中专。因为考中专有十分的把握，若报考大学只有六七分的把握。如果报大学而名落孙山，人生将会改写，也可能和所有农村人一样，生了四五个小孩，背一身的债务，加入了前往广东深圳打工的盲流。

考试前一天，恩人再三鼓励我：别紧张、好好考！我也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好好考，一定要考取，如果没有考取，我将从共大的房子上跳下去！因为如果考不上，我没有颜面回到共大、回到家乡了，更对不起父亲的苦心，对不起恩人的帮助了！

进入考场第一场考的是语文。当监考老师发下试卷，我太兴奋了！作文的题目竟然是《在雨中》！这简直是太熟悉了、太巧了，真是苍天有眼！《在雨中》和《在雨中收棉花》完全是一个意思！我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将作文写好了，这大大增加了我考试的激情和信心。后来，分数一出来，我考了324分，平均每门81分，被录取到江西第二林校。我第一个向恩人报了喜，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崽啊，不错，争了气了，为我脸上争了光了！……”他的高兴是发自内心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三）

离开村庄前往学校的前一天，母亲让我捉了一只鸡，带上二十个鸡蛋前往恩人家辞别。恩人见我提的东西后再三推辞：“这都是应该做的，你把东西都拿回去。你考上了，就已经为我争了光，为全村争了光。要好好学习，毕业后分到我们自己乡里来，做一个副乡长，也就是我们朱家祖坟上冒青烟了。”

而之后每到寒暑假，我也都会跑到共大，去看望恩人，帮他种菜、收菜。在学校，我每个月有15块钱的伙食费，我也尽可能省下来，给恩人捎些当地买不到的日用品。而每次恩人都会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看你都瘦得不成人样了，别省钱给我买东西，自己去吃点好的。”我临走之前，他还每次都把自己仅存的几块钱硬塞进我口袋里，我若不接受，恩人还会发脾气。

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林科院江西大岗山实验局工作。刚开始，我工资每个月只有29.5元，再加上很少的补贴，加起来不到35块钱。我每年都会给恩人拜年，按照家乡的习惯，给恩人送两包白糖和两包香烟，大概五六块钱的样子。后来，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我给恩人拜年时，除了送点礼品外，还会给恩人一点钱。再后来，恩人老了，就不再为共大种菜，离开共大回到了家乡。因为他只是一名临时工，没有退休工资，每年回去看望他，我便尽可能多给一点钱。

1992年，我得知恩人去世了，连续几个晚上没合一下眼，非常地悲痛。我匆匆赶到恩人的儿子家。恩人就一个儿子，叫朱国美。按照农村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天井”，意思是有些精神不正常。他见到我来了，泪流满面，告诉我他父亲已于前一天下葬了，他知道我是为了他爸爸去世而来悼念的。我们两人心情非常地沉重、非常地悲伤。他哭着对我说：“我爸爸断气时不断叨念着你的名字。”他这样一说，早已崩溃的我，更是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恩人我来了，你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啊……

后背山长着青松和杂灌，郁郁葱葱，显得有些阴森和寂静，春风过后竟感凉气袭人。恩人就葬在这山腰间，距离我家乡的上新500米左右。朱国美的老婆端着个竹簸箕，簸箕里盛放着一些香烛和纸钱。我手拿爆竹，来到恩人的坟前。新堆起的坟冢，和旁边的旧坟有着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四周青松格外挺拔，宛若在向这位无私的恩人敬礼！朱国美的老婆撕心裂肺地哭喊：“爸爸、爸爸，玲肋来了、玲肋来了。”（我原名叫朱炳玲，老家人都叫我为“玲肋”）。我感到揪心的疼痛，眼泪止不住刷刷地往下流。我点上三根香烛，跪拜时连磕了三个响头，然后站在坟前，凝视着，久久才离去。但愿恩人安息吧！

（四）

后来，我有幸调到了南昌工作，回老家万年更加方便了，次数也更多了。每次去万年老家，我都要去恩人家看望他们的小孩，给点烟酒和几百元钱，以表达对恩人的报答。由于恩人的儿子精神有点不正常，家里的生活也每况愈下，最后落得靠捡破烂和流浪为生。有一次朱国美脏兮兮地从我村庄前路过，我连忙拿出500块钱塞到他手上，而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心里很难过，恩人一生做好事，而后人却过得如此的艰难，这真是老天爷对好人的不公。

有时候，我会在办公室静静地思考：人的这一生，无论是生活的路上还是政治的路上、无论是致富路上还是成长路上，会碰上很多人，有好人也有坏人，有恩人也有仇人。仇可以不报，但恩是一定要报的。人的一生，会碰到很多恩人，会给你不同方面的帮助，但最珍贵的恩人是在你没有任何办法时帮助你、改变你命运和人生的人。这样的人值得我们永远地感恩和终身不忘。因为官可以做大做小，总还是官；金钱可以赚多或者赚少，总还是有钱，那是量的增加，不是质的改变。我的恩人，对我的帮助是质的提升。如果他当时不帮助我，我就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也就没有今天的我。那我就会和同村没有考取学校的伙伴一样，拖儿带女，成了打工一族，过着很辛苦和艰难的生活。

清明来临，我无比怀念我的恩人。他的言行永远是我生活的信心和工作的动力！恩人躺在松柏青翠之中，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