揖别悲剧，亲爱生活

揖别悲剧，亲爱生活

福洛肯

后现代主义类似一个法力无边的魔头，它的最大爱好就是颠覆与解构。颠覆一切既有的强势，解构一切既有的权威。其中一大对象就是悲剧与崇高，虽然，那表达方式也不是刻意的、专题专用的。然而，仅仅这样一个魔头，原本不该是悲剧与崇高的对手，细细反思，那背后当有更为深广的动力与原因，并且，解构与颠覆之后又当如何，也是无可回避的话题。于是，有了这篇文章。

一、悲剧与崇高：曾经的价值辉煌

西方戏剧史、文学史乃至审美思想史上，有两个光彩照人的主题，一是悲剧，一是崇高。虽是两个主题，却又是一对孪生兄弟。悲剧之所以为悲剧，因为有崇高充溢其间；崇高之所以为崇高，又因为有悲剧体征其外。悲剧与崇高之间，有必然性作联结，于是原来的双峰并峙，就成就了一段历史的辉煌。

说是一段辉煌，也不尽然。因为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三大悲剧家出现。他们的那些经典悲剧，几乎囊括了后世西方戏剧中的一切悲剧要素，并且在那样的时空条件下，对这些要素给予了最好的编排，最伟大的结构与最充分的演绎。而在它们的价值体系中，崇高显然占据着一个特殊的重要位置，其最为我们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如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进入中世纪，尤其是500年黑暗时期，情况变了，悲剧不在，崇高也不在。然而，在那最核心的价值观念中，依然有丰厚的背景性文化起着巨大的作用。基督代人类背负十字架的精神，或许也可以认做一种特殊的崇高品征的宗教性体现。而这样的体现，只有在同质性的文化氛围与特定的传统与语境下，才有可能发生与崛起，才可能由逻辑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

悲剧与崇高的历史最高表现，是在文艺复兴年代，以后一发而不可收，直到启蒙运动，直到浪漫主义大潮的狂飙骤起，直到德国古典哲学，直到马克思与尼采。马克思赞美悲剧，但立论基础已与它的传统有别；尼采未必那么赞美悲剧，他的超人理想，却更近乎于崇高，甚至连崇高都不足表达那力度与内涵，那实在是有类于上帝的崇高。虽然他的名著之一，题目就是《悲剧的诞生》。上帝死了，超人来了！悲剧固有，崇高更多。

最能代表西方近代以来的悲剧与悲剧性著作的，我以为首推《哈姆雷特》；同类小说作品中，我以为首推《安娜·卡列尼娜》。虽然，在它们周围或前后，还有众多的悲剧或悲剧性名著名作，但这两部作品，显然更具有悲剧本色与崇高品性。

这里评论几句《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是高不可及的伟大悲剧。与它的前人比，它是空前的，与它的后人比，它又是绝后的。这不是说，后来人的作品就永远达不到它的高度了，而是说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境遇，那样的文化条件与审美感觉中，它已经成为历史的唯一。仿佛古埃及的金字塔与中国的万里长城，并非现代人不能再造它们，而是它们作为历史的表征符号已无可替代。

《哈姆雷特》自是西方古典悲剧的极品。这不但表现在它的悲剧意识上，而且表现在它的悲剧题材里，还表现在它的悲剧结构上，更表现在它的悲剧内涵上。

这是一部充满各种矛盾的戏剧，而这些矛盾事关重大，纷繁缠绕，日趋日烈，决然无解。单从《哈姆雷特》的角度理解，已有六大冲突线路向着死亡延伸奔走，而哪怕是其中最为弱势的一个线路，也必将导致主人公的死亡与那精神的迸发与光耀。

第一种冲突，显然是哈姆雷特与他叔父的冲突。他叔父既是他的杀父死敌，又是他的继父；既是阴谋篡位的叛逆，又是他最亲爱的母亲的后夫。单这一种冲突，就足以让哈姆雷特陷入万劫不复的悲剧深渊之中。

然而，还有第二种冲突。那就是他和他母亲的冲突，他无比挚爱自己的母亲，然而他的母亲又是如此地让他失望与绝望。他的母亲竟然变成了杀害他父王的凶手的妻子，也因此由一位伟大的国母瞬息蜕化为事实上恶逆的同伙。他爱她，他又恨她；他爱她，却又无法真正爱她；他恨她，却又无可奈何。以至于他要仰天长啸：软弱呀，你的名字是女人！这样的悲情与悲剧，实在是我们人类无法承受也无可解脱的。

然而，还有第三种冲突，即哈姆雷特与恋人的冲突。她的存在，无疑是他情感上最大的满足与幸福。可惊可怖的是，他恋人的父亲恰恰是他叔父的第一号帮凶。他既然对谋杀篡位夺母的叔父无比仇恨，对这丑恶凶残阴险诡异的帮凶，自然是必欲杀之而后快。然而，杀死这帮凶也就等于杀死了他的恋人与爱情。非但如此，他不但果真杀死了他们之间的“爱”，而且为着复仇的大目标，他还要坚决拒绝他们之间的爱，这又构成了新的“伤害”与“虐杀”。其直接后果，就是他恋人的绝望与死亡。那后果的后果，就是他无法独自苟活与生存。

然而，还有第四种冲突，这就是他与他未来妻兄的冲突。他的妻兄，也是一位真正的勇士，又是他的朋友，而且绝对不是一位坏人。然而，他杀死了人家的父亲，又“逼”死了人家的妹妹，他还要和人家刀光剑影，决死较量。这样的冲突，无可解脱，无可回避，亦无可共在。中国人所谓“不共戴天”者，当是最好的注解。于是两个盖世的勇士，双双死于对方的剑下。

然而，还有第五种冲突，就是他与他父亲亡灵的冲突。一方面，正是他父亲的亡灵向他诉说了那一段惊天阴谋，另一方面，那又毕竟是亡灵的昭示呀！他应该信他，他愿意信他，但他又不能信他，无法信他，他本当不用任何说服就可以自己说服自己，然而事实却是，即使有一万个人在说服他，他还会疑窦丛生。请问，亡灵的昭示与梦的昭示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反过来说，我们可以根据一个梦境，就去报复，就去诉诸武力，就去改朝换代，就去让那些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万缕千丝的人们一个个死于非命吗？这样的内心冲突，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煎熬着我们主人公的已经困苦不堪的心灵。于是他反复悲愤彷徨，自言自语：存在或不存在，这是一个问题。

单单上述五种冲突，已经足够甚至超负荷于一部伟大的悲剧了，然而，还没完呢！还有这位可爱可怜可悲的王子与他自己的矛盾呢！他贵为人之子，有着几乎所有人类可能具备的优点与长处，他博学，他智慧，他勇敢，他真诚，他俊美，他有才情，他有爱心，他才华出众，他技艺惊人，然而——请读者朋友原谅我使用这许多的然而吧——他又兼具人类身上可能存在的诸多弱点与不足，他犹豫，他彷徨，他软弱，他不自信，他首鼠两端，他仇恨，他抱怨，他疯狂，他痛苦，他粗暴，他任性，他指天画地，他泪流不止；他明知这一切似乎都不可能，却执意要从中找一个可能出来。他本当伟大的，却变成了渺小；他本当坚强的，却变成了怯懦；他本当快乐无边的，却变成了痛苦无期；他本当无比自信，无所畏惧的，却变成了畏首畏尾，不知所云；他本当正正堂堂成为父王当然的继承者，却变成了杀父仇敌的后续的儿子！如此等等，怎一个“死”字了得！

这样的悲剧情节可以说达到无以复加的境地，而它代表的历史境地与文化追求，也自然而然地成为那个时代的巨大旗帜！这旗帜上面，分明写着一个巨大的“人”字。人与这一切角力，并在这角力中发现自己，崇高自己，辉煌自己。

中国的悲剧历史也很悠久，然而用这样的范式去衡量，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不表明，中国的传统悲剧就该低三下四，只能证明中国的悲剧艺术，悲剧审美，悲剧价值乃至悲剧文化，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古典悲剧，更喜欢结局的大团圆。再悲再苦，也要团圆，悲死苦死，也要团圆。人间不能团圆，鬼魂也要团圆，化蝶也要团圆；今世不要团圆，来世也要团圆；最喜欢善有善报，最推崇三生有幸。故，我们中国式悲剧，更多地不是表现在结局上，而是表现在过程上。中国的悲剧甚至可以称之为“在路上”的悲剧，它尽可以命名为过程悲剧，或者苦情戏的。情悲意苦，多少正义，寓于其中。其价值表达，也不以崇高为目标，而是以良善为底板，以正义为追求，以人伦物理为基本价值判断。

如果非要用西方的悲剧与崇高来衡量的话，那么符合这标准，且做得同样出色，同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就是令我们炎黄子孙无比自豪的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它虽然是产生在中国文化，中国语境，中国情致下的文学作品，但与《哈姆雷特》、《安娜·卡列尼娜》等经典巨著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二、破碎与无奈，现代艺术的一种文化表达

然而，悲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崇高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虽然现实中还有悲剧，也有崇高，但二者之间不再具有那样的“必然性”联结了。在先前的时代，不悲剧就不能崇高，不崇高也不足以称之为悲剧。用鲁迅先生的话表述，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为它有价值，毁灭了才更可悲；因为它价值伟大，毁灭了才成为大悲剧；又因为它虽然毁灭了，但那精神是长青而不死的，价值是永恒而不灭的，所以才崇高。

但是，做到这些，或者说达到这样的历史契机，并非随心所欲的，亦非亘古长存的。它至少需要以下四个内在性构因作条件：

一、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

二、内在冲突各方的巨大张力；

三、主人公的伟大追求与无比激情；

四、异乎寻常的爆炸性毁灭性结局。

然而，这些条件随着世势变迁，世情演化，一个一个地被弱化，被消解，终于显得若有若无，或有或无，有因无果，有气无力，以至于就其本来面貌与本真意义而言，已经不复存在了。

首先，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性话题已然不复昔日的形态。关注点也有的，但不再那么热烈而持久；焦点也有的，但不再那么恒长与极端。文艺复兴时期，中心话题就是——人。人既是内容，也是形式；既是主题，也是主体；一切文化与社会旋律，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围绕着“人”展开。启蒙运动时期，中心是理性，核心理念则是人权与自由，再加上平等与民主等文化要素。哲学家作形而上学想，研究它；文学家形象表达、表现它；政治家谈论它；革命者推动它；人民亲近它；社会欢迎它。法国《大百科全书》在知识上丰富它；新兴的科学与技术在理念与实践上，支持它。最平和的表达方式，如英国的洛克，骨子里也是一派革命情怀；最尖锐的表达方式，如法国的卢梭，更带有战斗精神；最深刻的表达方式，如德国的康德，又具有颠覆性品质；一言以蔽之，所谓：“不自由，毋宁死！”这等境界，自可直通悲剧的艺术殿堂。

还有中国的五四运动，主题就是德、赛二先生，即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中国古来缺少这样的资源。儒学时代进入末世，尤其反对这样的理性与文化。虽然有了辛亥革命，却抵不住袁世凯一流人的烂污，偷窃与破坏。于是积弊积害，积怨积怒，积风积雨，终于爆发，给了中国传统与社会一个新的震撼性主题与狂飙式旋律。

这样的社会与历史结构，渐渐变了，而且是从根脉上变了。就西方而言，自由原来是社会的主题，这主题实现了；民主也曾是社会的主题，这主题也实现了；性爱原本是禁区，这禁区也被打破了；自由婚姻原本不可能，后来不但成为可能，而且远远超出了当初哪怕是最大胆最极端的思想家的任何一种设计、推论与想象。于是，主题，没了。

由于主题的消解，发自社会深层的种种冲突的巨大张力，亦随之慢慢消解。这消解或者有形有色，或者无声无味，也许就在人们不再关注，失去关注，厌烦关注的庸庸碌碌之中，就潜移默化成为现实。

我们试想一下，安娜·卡列尼娜，她的全部追求，从头说到尾，不过是自主爱情罢了。然而，那时代不允许，那社会不允许，那信仰不允许，那习俗不允许，那文化不允许，于是多少压力，集于一念，汇于一身。然而，她是对的，于是对峙的双方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固然不是大战场上百万军队的死命冲杀，也不是山摇地动巨大自然灾难的骤来袭来，而是一种内在性矛盾的冲撞与角斗，且是黑格尔所谓好人与好人之间的内在性冲撞与角斗，是她内心世界的两种信念，两种追求，两种精神的内在冲撞与角斗，其最终结果，是她以特别惨烈的方式毁灭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个就是悲剧与崇高。

但这样的张力，在现代主义条件下，行行在在，尽行消解。安娜·卡列尼娜的后人们，完全没有了反恋爱自由的强大压力，也没有任何反对婚外恋的魔咒般的桎梏了。人的情感完全自由了，你想爱谁，尽管爱谁，唯一的成功条件在于人家也要爱你。就算人家并不爱你，你只管去爱人家，只要不曾影响到别人的生活与平静，绝不会成为社会的笑料，也不会成为个人的耻辱的。

新的问题是：压力没了，爱情本该简单了，实际上，它有时反而复杂了。以宝玉黛玉的情爱为例，因为外部压力巨大，所以贾宝玉一心爱林妹妹，妹妹耍小性儿也要爱她，妹妹孤芳自赏也要爱她。因为这压力增加一百倍，那爱情的强力便放大一百倍。但压力的魔咒一旦解除，贾宝玉还会不会爱林妹妹，却又可能另当别论。他或许要爱上史湘云，或许会爱上麝月，也有可能就爱上了花袭人，就是真爱上薛宝钗也说不定，反正也没人说“那些混账话”了，既然志同道合已经不成为问题。那么，性格一类的内在性因素就会取得婚姻选择的优先位次，乃至于干脆成为一位独身主义者也未可知。

随着内在张力的消退，那些悲剧主人公的伟大追求与无限激情都会因之大打折扣。试想，在那婚姻专制的文化时代，有谁敢说一句“我的婚姻我做主”，即有可能就此成为公众的祭品。要知道，宝玉、黛玉，固然爱到铭心刻骨，却终其一生，没有向对方吐露过一个“爱”字，爱这个字，连它的形带它的音，在那样的时代，都是禁忌的。然而，一旦张力消解，不但昔日的禁忌化为“乌有”，而且连带那悲剧中的主人公也在不知不觉中便从九霄之上滑翔下来，从此巨人不再，英雄不再，典范不在，光辉不在。那情那景，用一句西谚表达：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现代人不能同意这比喻。他们会说，跳蚤怎么了？你龙种很好，我跳蚤就不好吗？跳蚤就不是一个生命吗？跳蚤就不可以尽情地吟唱尽情地舞蹈吗？跳蚤就没有自己的生存权与男欢女爱生儿育女的需要吗？乐观地说，只要我喜欢，你龙种如何我不管，我们有自由有权利去做一只欢乐的跳蚤，街舞的跳蚤，摇滚的跳蚤；悲观地说，我们的生活其实早就跳蚤化了。照一些文学巨匠的描写，甚至还未必比得上那些幸福的跳蚤，干脆就成了卡夫卡先生笔下的那只无辜且无奈无力又无言的痛苦的甲虫了。而那结局，自然不再也不可能具有所谓爆炸性与毁灭性的品征了。它的特征，就仿佛一大堆受了潮的黑色炸药，虽有爆炸的功能，已不具爆炸的现实，更不具爆炸性结果。你想来一个无比剧烈与震撼的大毁灭，对不起，没那希望了，剧烈已成破碎，震撼已近无聊。

如此种种，使得悲剧与崇高之间，不再发生必然性衔接。纵然悲剧依然存在，却不一定崇高了，甚至肯定不再崇高，而是无奈了，偶然了，稀释了，支离了，甚而至于迷失了，郁闷了，呕吐了。用夏尔·波德莱尔的诗句表达，应该是这样子：

迷人的黄昏啊，这罪孽的友朋；

它像一个同谋，来得脚步轻轻；

天空像间大卧房慢慢地关上，

烦躁不安的人变得野兽一样。^[1]

诗的译评者郭宏安先生就此评价说：“这是写黄昏的来临，然而并非实写，只是某种感觉和气氛，尤其是首句，起得既轻盈，又突兀，对比强烈，暗中为全篇定下了基调。”^[2]

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基调，可以成为悲剧与崇高吗？然而，与后来的“垮掉的一代”诗人比起来，也不过小巫见大巫而已。请听几句金斯堡的《嚎叫》：

一群迷途的柏拉图式的清谈家，

跳下太平梯，窗门，

帝国大厦，月亮，

说呵，说呵，嘶喊，呕吐，喃喃低语着：

事实，往事，轶事，眼珠被踢，

电刺激疗法，监狱，战争。

七天七夜，全身心浸入回忆，双目炯炯，吐出这一切，

就像把犹太教圣坛上的祭肉扔在马路边。

他们消失在新泽西的禅宗里，留下印有

大西洋市政府大厦的一堆暧昧的明信片。

在纽渥克荒凉的带家具的公寓里吸毒，

忍受着东方的大汗淋漓，坦泽尔魔骨头的苦痛和

中国的偏头疼。^[3]

这情调，这心态，这风格，这诗句，是哈姆雷特可以明白的吗？是安娜·卡列尼娜可以接受的吗？是贾宝玉、林黛玉可以想象的吗？

不仅如此，连西方悲剧最不可或缺的死亡大结局都有了新的风格作替代。相信凡读过《福尔赛世家》的读者，一定会对那书结尾处的死亡的描写留下难忘的记忆。那死亡与死亡的环境，是何等的诗情画意，曼妙如仙界呀！还有在我们中国广受关注的川端康成的《雪国》。那故事，其实也应该算一个悲剧的，但写到女主人公之一的叶子的意外死亡时，却又仿佛是一首散文诗了。而男主人公的反应也就是全书的结局：

他挺住身子站稳，抬眼向上看，银河像是刷的一声流进岛村的内心去。^[4]

于是，这小说，写完了。

到了此时，人们只顾无奈了，忘记悲剧了；

只顾忙乱了，没空悲剧了；

只顾嚎叫了，不想悲剧了。

同理，因为釜底抽薪了，没法崇高了；

因为偶然成“精”了，稀释崇高了；

因为琐碎主流了，气死崇高了。

崇高既已不在，一切皆有可能。

表现在艺术创作上，就有如进入荒野一般，疯长出各式各样的花与草，还有虫与兽。

此类作品，实在太多，难以尽数，以本人有限的阅读经历来说，即有如下种种：

米勒的《北回归线》、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塞尔·埃梅的《穿墙记》、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布雷德伯里的《毕加索之夜》、麦金托什的《美国制》、加缪的《局外人》、卡夫卡的《变形记》、马尔萨斯的《百年孤独》、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克洛代尔的《缎子鞋》、萨巴蒂埃的《瑞典火柴》、塞利纳的《长夜行》、萨特的《恶心》、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福尔斯的《收藏家》、施林克的《生死朗读》、库切的《耻》和莫里斯的《变性人自述》。

这些小说和剧本，有写荒诞的，也有写幽默的，荒诞自然不合常理，幽默也是黑色幽默。其余写“存在”，写心理，写战争，写生活，写传统，写童话，写痞子青年，写无聊才子，写白痴，写怪异，写科幻，写神话，写历史。种种题材，不一而足。只是作者不再关注大人物，大事件，大冲突，大结局。我们阅读这些作品，诸如伟大、辉煌、高尚、牺牲、格调之类的统统不见了踪影。就是哭，也不再发出那种惊天动地的声音；就是笑，也不再具有那种声震屋宇的气派。在一切传统的褒扬词语中，似乎唯有“爱”还是存在的，然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哟。纯情的爱，太酸了；永恒的爱，太假了；忠贞不渝的爱，太罕见了，那是外星人的做作吧！就是一见钟情的爱都几乎已经寻它不见。倒是那些奇奇怪怪有些畸形、有些另类、有些变态，甚至绑架性的情爱各行其道，备受关心。不但内容变了，观念变了，而且形式也变了。有的小说更像哲学，如乔斯坦·贾德的《苏菲的世界》；有的小说仿佛迷宫，如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有的小说改变了阅读规则几成阅读游戏，如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有的小说干脆变成扑克牌状，如马克·萨波塔的《第一号创作：隐形人和三个女人》。变成哲学的小说，依然是小说，而且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智趣与乐趣。变成阅读游戏的小说虽然另类，却别有魅力，他让你跳着读，隔行读或者顺着作者的提示，跳跃章节，波浪起伏。然而，你不能说，这个不可以。事实上，很多读书人原本就有跳着翻书看书的习惯，只不过作者别出心裁，把这固有的习惯，变成了新潮的艺术。至于扑克牌式的小说，更离奇也更有魅力了。它的存在形式完全是活页性质的状如一张一张的扑克牌。全书共计1049页，读者可以任意改变任何一页的顺序，但那故事依然成立，叙事依然成立，情节依然成立，阅读依然成立。我数学低能，不知道这1049页书可以演绎出多少种组合，但我可以判断，那样的组合方式，一定是悲剧——崇高时代不可以接受的，甚至不可以想象的，而它所带来的新颖别致的创作与阅读乐趣，也是先前那个时代的作者和读者无缘享受的。

那么这种种变化，它的意义安在？其意义在于：它以极端化、多样化、变形化与技术化的手段，不但颠覆了先前的传统，而且更深刻也更丰富了对人的解释，对社会的解释以及对艺术的解释。

所谓极端化书写，原本也与这时代的文化追求与科学发现有关。以人的观念为例，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的“人”的理念，是整体性的、标识性的。人就是人类，他所面对的主要是人对宗教的自由与解放，或者是对专制与等级的自由与解放。但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时期，“人”的理念细化了、深化了，既肉体化又功能化了。虽然它在外在形式上具有极端色彩，诸如对存在的分析与描写、对性的分析与描写、对身体的分析与描写、对话语的分析与描写、对形式的分析与描写，走的都是极端化的路子。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那方法就很极端。极端了难免不全面，不全面似乎就不科学。然而，他正是以这种似乎不全面、不科学的方式，深化并丰富化了人类对自身的研究。嗣后，文学家们又借此开掘并丰富了现代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

所谓多样化书写，即不但题材多样了，风格多样了，手段多样了，视角更是多样了。传统的文学与艺术，总是站在主流一面看世界，站在规律一面看人生，至少是站在优秀者优胜者一面看艺术对象。例如《红楼梦》就必然站在贾宝玉的角度去观看人生；例如《水浒传》，又必然站在梁山好汉一面去观看社会。这在传统文化那一面，不但是顺理成章的，而且是天经地义的。不站在贾宝玉的视角观看人生，难道可以站在傻大姐的视角观看人生吗？不站在梁山好汉的视角观看世界，难道可以站在潘金莲或高俅或牛二的视角去观看世界吗？然而，这并不合乎自由与平等的真谛，也不合乎真理与规律的本意。

现代文明的一大标志是承认和保障所有人的话语权，现代艺术自然要给各种视角以表达机会。例如传统的文学艺术创作，绝大多数是以男性的眼光观察社会，观察生活，观察女性。别的暂且不说，只说一味用男性的眼光看女性，能看得准吗？能看得透吗？能看得对吗？所以现代书写的分类中，又增添了新的成分——女性书写。以女性的自觉眼光看世界，看人生，看男性，也看自己。比如中国当代小说家中的女作家陈染、池莉、林白、春树，这些女性书写者比之传统写作，确实别有其长。

当然还有青春写作，这几年“80后”青春作家闪亮登场。读他们的作品，但觉精神舒展，意绪高张，情发自我，个性飙扬。虽是成团崛起，却又各著风流。可说以独特的视角，独特的风韵，独特的叙事，独特的情致乃至独特的传播力与市场力，影响和改变了文坛的旧格局，旧风气，旧习惯。如果说，书是世界的良心，那么，青春就是书的眼睛。

另有畸形化写作。畸形写作主要是对弱势群体的代言。不但书写畸形的情恋，而且书写特别的人生。其高明之处在于，以另类化的艺术形式伸张特殊人群的存在权利，而且强调这权利，证明这权利的无比正当性。让全社会都明白这些弱势群体的非主流性诉求，不但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万万不可以歧视、不可以蔑视、也不可以忽视的。这其实就是现代文明品质的试金石。一个真的文明时代，不但须关注、关心人，而且要关注关心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脱离主流、脱离常规、脱离习惯和冒犯了大多数人的人。一个真的文明社会，必定持论宽容。

还有技术性特点。传统文明，重在是非，不是你错，就是我错，要么不错，要么全错。现代文明，只有是非标准远远不够了，甚至不对了。所以研究哲学的就不仅研究力学规律，还要研究统计学规律；研究伦理学的就不但研究实践伦理，还要研究叙事伦理；不但研究道德伦理，还要研究基因伦理；研究美学的就不但研究审美，而且研究审丑；研究社会学的，就不但研究制度保障，还要研究技术保障；研究文学的，就不但研究文学的艺术可能，而且研究文学的技术可能。

凡此种种，给今人的启迪是：虽然悲剧——崇高的审美与艺术模式已经离我们今天的生活日去其远，但新的审美与艺术模式却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启迪与可能。

三、存在与热爱：生活的另一种美好追求

从现实生活主要是日常生活的层面考察，现代人的文化追求与美学追求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层面。这层面的基本特征是，它愈加关注生活，关注当下，关注自我，而它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生活格调的审美化与生活选择的多元性。

首先是关注生活。关注生活不仅仅是关心注意而已，瞪着两只美丽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它们，而是亲爱生活，享受生活，品味生活，愉悦生活，创造生活。

关注生活，其主题意思是关注日常生活。古人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又所谓衣、食、住、行，琴、棋、书、画。

这个层面的生活，虽是司空见惯的“小事情”，却是人生的底基、文明的根脉。有人说，美国的文明是建立在抽水马桶和汽车轮子上面的，而不是建立在航天飞机与原子弹上面的。此言大有道理。

其实倾心关注生活，本是社会文明的常态。战争不是常态，政治风暴也不是常态，甚至社会变革都不是常态。哪有一个正常的社会，天天变来变去的。虽然那些大规模的战争可以造就出多少英雄与壮举，那些政治风暴可以腾飞起多少领袖与辉煌，那些历史变革也曾锻炼出多少志士与光荣；然而，真正带给人民幸福与欢乐的，带给社会祥和与安乐的，带来国家富足与希望的，还是那些平和、平静、平安、平顺的日常生活。换个角度看，不是我们不喜欢崇高，实在那并非一种人生的正常状态；不是我们惧怕战争，实在那是一种人类正常生活的异化；不是我们不爱英雄，而是所谓英雄时代，往往会以千百万人的无辜受害与意外牺牲为代价；不是我们不欣赏悲剧，而是幸福的生活确实与悲剧有着很大的时空落差；不是我们偏执于细节，实在是美好的细节乃是生活的耳目；不是我们太关心品位，实在品位代表着人生的心动。

我以为一个倾心倾智关注民生民气民安民乐的社会，纵然它的发展指数不是很高，它的幸福指数肯定不低。尤其重要的是，在那样的环境与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他们的心理状态也会更健康的。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创造了，就害怕风雨了，就人人躲进温暖的花房中祈求成为一株娇嫩的兰花吧！这也无须多虑。历史的经验表明：那些热爱生活的人，往往也是最为坚韧、仁慈、勇敢与智慧的人，因为他们对生活有着无限眷念与理解，故，他们绝不会轻易放弃它们，或者任意毁坏它们。

关注生活必然会关注当下。关注当下，并非不考虑长远，只是说当下与长远相比较，当下更为重要。世间一切可怕的愚蠢中，莫过于脚下踩着地雷却高瞻远瞩，想着一年后发家，五年后巨富，十年后名扬世界，百年后光照宇宙的愚蠢了。

关注当下，有现代哲学理念作支撑。有人说，哲学是研究规律的，殊不知，再伟大的规律，也拗不过事实本身，而事实天生具有鲜明的现实品性。一个重大的事实，可以牵连到全世界的人；一个微小的事实，都可能完全改变一种实验结果。诗意地讲，一个事实胜过一百个真理，要知道，人世虽大，能够称得上真理的其实也不太多。比如西方人原本不知道澳洲鸭嘴兽的存在，也怪这鸭嘴兽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不合传统经典的动物分类法，它是既不合乎其纲，又不合乎其目。然而，它存在呢，它出现了。没办法，你不能因为它不合乎你的分类方法就不承认人家的存在，最聪明的方式，就是为自己的教条和固执向人家脱帽致歉。

关注当下，最重要的是关注人的存在，人的生活的存在，人的精神的存在，人的感受的存在。昔日，笛卡尔掀起西方哲学的风暴，大书“我思，故我在”。而今，峰回路转，现代人更体会到存在应该比思想处在绝对的优先级，快乐应该比悲伤处在绝对的优先级，幸福应该比崇高处在绝对的优先级。以最宽容的姿态讲，不仅需要“我思，故我在”，尤其需要“我在，故我思”。

关注生活又必然会关注自我。

从根本上看，“自我”的出现，乃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标志。人类之为人类，很关键的一条，是他知道了什么是“我”，什么是“你”，什么是“他”。人有第一、第二、第三人称。老虎没有。老虎不知道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他的。大象也没有，人以外的一切动物都没有，真的有了，就成了“精”了。

人有“自我”，就该关注自我，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人亲爱生活，就该关注自我在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与感受，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逆向思考，一个连自我都不关心的人，连自尊、自爱、自怜、自立都不知为何物的人，却硬要一心关注天下大事，那行为原本就可疑。反思历史经验，往往那些调子唱得越离谱的人，还越是容易损伤别人的牙眼。这等行径，本来就不值一哂。如果竟然造成同样的社会风气，甚或还有同样的体制与舆论作支撑，就必然酿成巨大的社会灾难。以此观之，不关注自我，甚至强迫人们放弃自我，乃会造成更深层次的文化悲剧。假使这悲剧还要高擎着崇高的旗帜，就来得更其悲剧了。

关注自我，并非只要自我。关注自我有两种可能性逻辑。一种是无限放大自我，结果成了利己主义，这样的逻辑属于非正常逻辑；另一种是关注自我，也关注他人，关注自我的正常逻辑必定推导为关注他人。因为人人皆为自我，人人亦为他人。人我之间，既有独立性，又具一体性。一人身兼二职，恰如真理的两端性，一端是自我，一端是他者，有他者才有自我；他者的幸福往往也促成自我的幸福。例如公牛队有乔丹，观众也幸福，老板也幸福；他者的痛苦往往又会传递给自我痛苦。聪明的唐太宗，就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关注生活，必然关注创造生活，为生活增光增色的人。这样的人，才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做出更多更大贡献与奉献的英雄。如牛顿，如瓦特，如爱迪生，如比尔·盖茨，遗憾的是：这等杰出的人物中，我们中国人的名字还暂付阙如。相信不远的将来，这样的难堪空白会改变的。唯中国人喜欢历史，偏好政治，开言就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实在有点偏颇。

从整个社会阶层看，在现代文明阶段，中产阶层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与尊重。中产阶层大抵相当于白领阶层。上层社会尊重中产阶层，等于尊重劳动与创造；下层社会尊重中产阶层等于尊重知识与专业。不是说别的阶层没有创造，没有劳动，没有知识，没有专业，而是说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产阶级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一般而论，中产阶层也是现代社会中最具活力、最具礼貌、最具追求，也最具稳定性的一个阶层。美国影片《荒野大镖客》中有一句台词：“当一个男子有了钱，他就向往和平。”把这话放大一点，中产阶层乃是最会生活最热爱生活且最挑剔生活的一个社会优秀群体。

生活成为主旋，悲剧就远了，崇高也远了。然而，更多的美，更丰富的美，更个性的美，更舒适的美却离人生真得近了。当然，剧烈的变动与伟大的战争，也自有壮美在，然而，人世间还有别一种更能浸润人心的美的存在。这样的存在，大半幸福于安静与恬然之中，快乐于和顺与祥和之中，且它们就密合于人生的各个细部，是我们抬头可见，伸手可触，连呼吸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到的。

人原本就是美的顶级生态，人的每一个部分也都是最富魅力的美的表达。而这些美好既出于人的生活，又美化了它们。所区别的，只是你能不能，会不会，擅不擅欣赏而已。以我们可能的经验或间接的经验看，那美，有如罗京的声音，有如帕瓦罗蒂的歌喉，有如邓肯的舞姿，有如杨丽萍的艺术造型，有如博尔特的冲刺，有如赫本的装束，有如阿佳妮的表情，有如孙道临为《王子复仇记》的经典配白，有如梅兰芳与张国荣各自的绝版虞姬。

只是美的风格很多，且样样皆不可少。有些柔，有些硬，有些酷，有些炫，有些和畅安逸，有些高迈奔放，有些莽莽苍苍，有些一针见血。那其中特别的一种，叫做格调。它的内在表情柔情似水，它的外在表现高雅如兰。这样的生活与创作者中，我特别欣赏陈逸飞，也特别赞赏深知陈逸飞的陈丹青；我特别推崇章诒和，尤其敬重她的那些虽如风狂雨暴却依然保持高度优雅安静的大度的文字；我由衷喜欢陈丹燕对老上海风情的记忆与书写，还特别佩服孟晖对中国古代女子饰品饰物的表达方式与情感选择；同时，也很赞美安意如等所谓小女人的抒情写意的华美文章。

这里先引一段陈丹青的文字，是逸飞先生不幸辞世后，他评价逝者的旅美作品的：

逸飞旅美后的作品，极尽矫饰，脂粉气。资产阶级一词，今非贬义，而他从此的作品确实一股“资产阶级”气。但这也可以不是贬义的，因他“资产阶级”得认认真真不敷衍。我看他1983年首次个展的女音乐家系列，那西人的眉眼刻画虽已凭照片，而刻画的用心用力，直追那枚鲁迅的耳朵，怕要画十个钟头才见效。而美国那边市场赏识，也有道理，因如萨金特一代资产阶级肖像的写实作品早已无迹可寻，一位中国画家有这等诚心诚意的模拟之作，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绝对久违了。^[5]

再引一段陈丹燕回忆旧上海的文字：

他们挑个临窗的位子坐下，为自己叫上一壶江南新采的绿茶，通常是说：“一壶龙井”。然后他们也点上一些茶食，五香豆，还要一种笋烤青豆，都是茶食里的一种，放在青花的小碟子里。很懂得喝茶的人，会点着名要杭州名贵的新茶，那种茶名贵在是少女用牙齿一叶一叶采下来，而不是用手指。第一遍泡的茶，他们并不喝，只是用一个男人拇指大小的薄瓷罐子装上送到面前去闻。第二遍才是喝的。江南的人在多雾而闷热的地方生活，于是喜欢清淡的东西，上海人淡淡地泡着微绿的新茶，享受着的是那种若有若无的清香和像少女唇间的恬然。^[6]

阅读这些文章，那文字的细致、细密、细微、细腻，总禁不住使人心动；那感觉，柔柔雅雅，静静甜甜，如绢，如绸，如烟，如雨，如抚摸万里蓝天的温润的白云，如抚慰山川大地的妩媚的春意，虽只是一瞬时的感受，也许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我们生为人类，原本“这一个”也不该少的。

写到这里，我想到这样一种审美现象：前现代主义时代，生活常常是丑的，艺术却是美的；后现代主义时代，生活往往是美的，艺术却成了丑的。这或许也是一种文化生态的平衡态呢！

四、昨日与今日：在交汇中走向未来

综前所述，历史发展中既有冲突阶段，也有和谐阶段，冲突阶段亦可称为主题阶段或曰非常态时期，最极端的表现如第一次或第二次世界大战，那种时段，主题就是战争。和谐阶段即非主题阶段或曰常态时期，大体说来即和平发展时期。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属于有主题的和平发展时期，主流是和平发展，主题是推进现代化。

主题或冲突阶段的艺术集中表现，应该是悲剧，审美价值表现应该是崇高，但这不等于说，历史与现实没有关联，不等于说历史传统中的审美价值因时代变化就可有可无，不等于说历史文化，艺术经典于今人今世就不再具有积极的有效的继承价值。

实际上，传统文化固然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包袱，也完全可以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动力。且传统文化并不等于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不但不可割裂，而且对于今天的发展与升华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以西方历史论，没有文艺复兴固然没有现代化；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没有基督教传统——新教伦理也是不可以实现现代化的。

如果这逻辑是成立的，那么，没有以儒学为标志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支持与支撑，中国也将无法实现现代化的宏大历史目标。

更何况说，屈原的时代固然过去了，操持汉语的现代人一样需要知晓《离骚》，阅读《离骚》；司马迁的时代固然过去了，操持汉语的现代人一样应该知晓《史记》，阅读《史记》；曹雪芹的时代固然过去了，操持汉语的现代人一样理当知晓《红楼梦》，阅读《红楼梦》。那情形，就像埃斯库罗斯、但丁、雨果的时代固然过去了，操持西语的现代人同样应该知道并且阅读古希腊悲剧，知道并且阅读《神曲》，知道并且阅读《悲惨世界》一样。这不是笔者肆意想象，而是有经典性的历史经验为证。我们看五四及其后续时期的中国五位杰出的文化人物，个个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鲁迅先生自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杂文家与小说家，但他熟稔又很喜爱骈体文，而且自己也曾用这样的文体代人写过序言的；

胡适先生虽然一生主张“西化”，但他对中国古典文化如“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水浒后传”，不但研究深入，而且十分钟爱；

周作人先生，显然是彼时文坛重镇，但他对八股文这种为文化主流唾弃的文体却情有独钟；

陈寅恪先生无疑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但他对弹词小说《再生缘》的专注与研究却又成就斐然；

林语堂先生应该是在美国最具影响的华人英文作家，而且直到今日，也没有一个大陆华人作家的传播力可以超过他的，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领悟、专心与共在性体验也是异乎寻常。

文明的建构，需要开放的胸襟，需要内在的活力，需要各式各样的文化选择，更需要各种不同见解与追求的共鸣与和声。例如需要写新体诗的人，也需要写旧体诗的人，还需要严格按照古音古韵古格古律写旧体诗的人；既需要演唱流行歌曲的人，又需要专攻民族唱法的人，也需要独擅美声唱法的人，还需要只唱京剧只爱昆曲的人；既需要喜欢悲剧而且非莎士比亚则不爱的人，也需要喜欢喜剧而且非莫里哀则不取的人，还需要喜欢荒诞剧而且非贝克特、尤涅斯库则不看的人，又需要对着种种剧类均不满足，一心另辟蹊径，再走新路的人。真的这样，那才好哩！

以此推之，悲剧与崇高的时代虽然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渐行渐远，但它作为历史的一度辉煌，依然会伴随人类文明的脚步在在前行；并以新的艺术形态与参与要素在未来的文化及艺术结构与流脉中与时共舞，常易常新。

（作者系北方工业大学素质教育与现代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福洛肯”为笔名）

【注释】

[1]〔法〕波德莱尔：《恶之花》，郭宏安译，第174—175页，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

[2]同上书。

[3]见《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三册（下），第53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4]〔日〕川端康成：《雪国》，第11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5]《陈逸飞传奇》，第16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6]《上海色拉》，第27页，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