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及其他

告密、记忆及其他^[1]

林贤治

今年二月，署名寓真的作者，在《中国作家》杂志刊发长文，以档案辑录的形式，再现聂绀弩案的真相。三月间，章诒和在《南方周末》接连发表文章，用个人经历和书面材料相印证，所言一样是告密问题。在此前后，网上还流传高尔泰是否有过告密历史的论辩，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史实，一时在海内外兴起颇不小的波澜。

关于延绵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直至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过往的叙事全在于暴露“全面专政”的阳面，比如批斗会、体罚、逼供、互相揭发等等；至于由组织安排“坐探”、“卧底”，采取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里去的战术，窥探阴私，然后置人于死地的情况，从来不曾有过如此公开的、集中的披露。

告密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环境的产物，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行为，确乎成为过去；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已然进入几代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因此，无论个人或社会，都必须具有正视的勇气。唯有敢于正视，才有深入的理性思考；不然，我们将长期无法摆脱这样一份阴郁的政治遗产的纠缠。

说，还是不说

伟大的民族，必定是一个珍重历史的民族。

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人类自身的成长过程及见证。无论是充满挫败、伤痛、耻辱，或是光荣的凯旋，这份经验，都能给未来提供指引。没有灯塔，便只有回顾；除此之外，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可以作为参照的事物。

所谓历史，实质上是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集成。集体记忆，关涉人们的共同命运，内容包括大大小小的事件、人物、场景，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场域与时代氛围，但是，记忆的主体仍然是个人。有三种记忆模式：实录记忆、认识记忆、批评记忆。其中，实录无疑是第一重要的，就是说，必须最先把真实呈现出来。自然、建筑、文物、视象等等都可以成为记忆的实证；但是，最常见的载体，还是被赋予了确定意义的文字和声音。

于是，国家有档案馆，保存了包括告密在内的档案。寓真所述关于聂绀弩案的材料就出自这里。此外，还有个人回忆录、日记、书信，以及口述实录等等，都可以留下真实的记忆。但是，假使当事人或掌握史料者拒绝公开事实真相，那么我们面对的历史就将因沉默而余下许多空白。这样的历史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甚至可能是虚假的。

说，还是不说？不但影响历史的真实性，而且还存在着一个公正性、正义性问题。在这里，所谓“告密”，不是一般的秘密，而是有其特定内涵的，所指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段里，构成政治陷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既有加害人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也有受害人的无辜的损失与牺牲；两者还共同构成为一种社会影响，通过相关的人际关系进行传播，毒化社会空气，形成信任危机。只要告密的肮脏的事实没有被揭露，只要历史呈匿名性质，毋庸讳言，事实上我们仍将生活在彼此防范、怨恨，而又充满和谐温馨的谎言之中。

哈维尔说：“我相信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在所有的环境中。”说出真实，不但在于拯救记忆，拯救历史，首先在于拯救我们的良知。丧失良知的社会是可怕的社会。

谁之罪1：社会机制

在告密的往事公诸报端以后，舆论界紧接着的问题就是：谁之罪？

《南方周末》发表李大钧的文章，质疑章诒和，除了告密的事实之外，主要是辩护告密者的人格问题。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众所周知，告密并非是个别的偶然性事件。假若从普遍性来看，则可以肯定社会机制出了故障，而非仅仅取决于当事人的道德人格。

其实，告密并非中国所独有，正如贪污腐败一样，乃是一种世界性现象，而且古已有之。比较而言，告密具有某种一致性，与制度、权力及道德有关。但是，在不同的国度和时代里，其起因、内容和方式，以及发生的程度，仍然有很大的差别。

可以比较一下上个世纪苏联30年代肃反和美国50年代的“麦卡锡案件”。

1935年，斯大林在杀害基洛夫之后，清洗异己以致滥杀无辜愈演愈烈，至1937年达致高峰。告密成为一种流行文化。所有人、所有机构，甚至最高权力机关的人物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安全机构“契卡”成立后，斯大林借列宁之口说：“列宁教导我们说，每个党员都应成为‘契卡’的代理人，即要观察和报告。”又说：“如果我们因为什么而痛苦的话，那决不是因为告密，而是因为没有告密。”告密，鼓励和保护告密成了契卡的重要工作，告密者被称为“志愿者”、“编外契卡”。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说：“预报不良现象不是告密，而是布尔什维克党员的职责。”告密成了党性的表现，实际上，在肃反运动中成了党的一项中心工作。据英国历史学家的一部关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生活的著作《耳语者》所引一名高级警官的说法，每五名苏联的机关工作者，就有一名告密者；又称仅莫斯科，六到七户人家即有一名告密者，苏联主要城市中经常向当局告密的卧底便占总人口的5%。从这些惊人的数字看来，当时的苏联，确实如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所形容的那样，是一个“狼在追猎的世纪”。我们所熟知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包括曼德尔施塔姆本人都是因此成为狼的猎物的。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中，便多次出现“告密者”一词。

斯大林主义影响到哪里，哪里就有狼群出没。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小说《1984》，就是根据西班牙内战的亲身经历，以及苏联作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中就有告密的情节，全书充满着一种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被操控的恐怖。

为了维护政权，斯大林不惜发动作恶机制制造恐怖，致使人人自危而完全失去抵抗力，最后发展成为阿伦特说的那种“自动化运动”。一个名叫莫森的德国历史学者，在阿伦特著作《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德文版序言中说：“极权以它的暴力和恐怖塑造社会中所有的人群，无论充当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他们都同样合适。”是制度造成整体性的道德崩溃，而告密，只是恐怖制度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在美国，政府因参议员麦卡锡指共产党人搞颠覆活动而大举搜捕。同样地，这也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迫害，一时人心惶惶。著名电影演员卓别林即被指控同“颠覆”活动有联系，被迫离开美国。著名编剧福尔曼也上了麦卡锡的黑名单，因拒绝在麦卡锡委员会上作证，不但被取消了电影《午夜》所获的奥斯卡奖，甚至不能在好莱坞和其他所有的美国制片厂工作，结果去了英国。许多共产党人及嫌疑分子都遭到审讯，被判下狱。1952年，一位到美国访问的英国人马丁写道：“真正的后果是使庸人、懦夫和溜须拍马者得志，而令有识见，有创造性的人沉默。”在整个迫害过程中，告密行为显得特别活跃。

同为政治迫害、恐怖与告密，苏联无疑是制度性的，危害时间长，损失大，即使经历一个“非斯大林化”时期，也未能彻底放弃对公民的操控。美国的“麦卡锡案件”的产生来源于错误的政策，所以呈阶段性，并很快地为制度本身所纠正。

告密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到了现代，不但不曾绝迹，而且有所发展。国民党的“党国”，就是在清党——告密与屠杀——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20年的大陆统治是军阀统治，特务统治，后来又将这种统治方式带到台湾；直至1987年，迁延数十年的党禁和报禁才告终结。

中国共产党在“争民主，反迫害”的斗争中走上前台，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成为唯一的执政党。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主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却是曲折而崎岖；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专制主义的幽灵翩跹起舞，反民主反科学的势力大行其道。告密成风，批斗成阵，冤狱遍于国中。“文革”把恐惧当做政治生活的基础，一方面政法部门无法可循，完全按“最高指示”或揣摩形势风向办事；另一方面是群众专政，或者公开揭发，或者秘密举报，在阶级斗争极端化的环境中，人人成了“革命”的窃听器。利用告密，鼓励告密，文革中的许多“现行反革命”都是通过群众告密被制造出来的。

要剖析告密的起因，必须剖析告密的环境、条件、历史渊源。在中共历史上，最早的较大规模的告密事件，当数红军“打AB团”时期。延安整风时的“抢救运动”是一个恶性发展，康生把苏联的一套带到国内，开了意识形态专政的先河。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等等运动，无一不是群众专政外加意识形态专政。群众是躯体，意识形态是灵魂。到了“文革”，这种双重专政有了更高级、更为完备的形态，当时叫做“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这种意识形态性、群众性、全面性，正是政治学者阿伦特所定义的极权主义的几个指标。对于“文化大革命”，仅仅使用模糊语言，称之为“左的”、“错误的”、“悲剧的”而加以否定是不够的，应当给出一个合乎政治科学的定义。唯有对这场凶暴而荒诞的“史无前例”的社会运动极权化性质作出理性的评判，我们才可能对告密和告密者有一个根本性的理解。

谁之罪2：集体人格

“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造就了一种人为的敌对环境。身旁有阿耳戈斯的眼睛，头顶有达摩克利斯之剑，人们普遍失去安全感、责任感、存在的勇气；内心里只有无权感、卑劣感、屈从感、孤立感，在可否受罚与可否得救之间彷徨无计，受尽折磨。在这样的环境中，本能战胜道德，兽性征服人性，心理学家的所谓“健康人格”难以生成。但因此，讨论中就有人为告密者辩护，把罪责完全推给社会，为个人开脱。

即便环境险恶，告密者个人就可以逃脱责任了吗？

阿伦特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的著作中，有两个著名的案例。其一是关于艾克曼。1960年5月，以色列情报部门从阿根廷逮捕了在逃的前纳粹军官艾克曼，于次年2月在耶路撒冷受审。在犹太人大屠杀中，艾克曼是“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将300万犹太人遣送至灭绝营，被称为“死刑执行者”。对于艾克曼犯下的罪行，阿伦特认为，原出于军人极平常的服从命令，按党和国家的指示行事而已。她指出：是极权制度通过洗脑等手段，把人异化为无主体、无思想、无判断力的作恶工具。在极权制度下，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受害者，当然又都可能成为加害人。因此，在她看来，艾克曼的个人罪恶实质上是制度罪恶。在这里，她提出一个“平庸的恶”的概念，并因此一度遭到曲解。其实，她的态度是明确的：“恶”虽“平庸”，毕竟不改其“恶”。

第二个案例是关于犹太居民委员会在大屠杀中的作用。阿伦特指出，犹太当局与纳粹统治者合作的事实不容忽视。在审判艾克曼时，总检察官从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力求把犹太人领袖的案件与艾克曼案件分开，以避免跟“自己人”算账。阿伦特认为，历史真实不应当有选择地公开，而是要全面公开，不要回避记忆中的“阴暗篇章”。她质问道：对于邪恶，如果人们不是取顺从、合作的态度，它会不会如此畅通无阻？她坚持认为，当犹太人记忆大屠杀问题时，不提及、不追究自己的那部分责任是一种“集体性欺骗”行为；这种集体欺骗甚于说诳，是施之于记忆群体所有成员身上的暴力，是不可以接受的。

两个案例具有一致的启发意义，就是强调责任，强调政治体制与集体人格的互动性。

回到告密问题。那么，它在何种情况下是可宽恕的？经历过一个“告密时代”，哈维尔说：“归根结底，人们需要活着，这是他们如此容易地和政府保持一致的关键之处。”的确，生存是一种权利。有人便干脆把“人权”简化为“生存权”，将生存贬低为“活着”。活着，表面上看起来并非为了博取分外的利益，而仅仅在于维护起码的生命权，然而通过告密，以危及他人的生存来换取自己的生存，仍然是不道德的、犯罪的。

告密现象对我们来说所以变得严重，是因为它以自私、欺骗、趋利避害、犬儒主义导致社会道德的腐蚀、瓦解，诸如爱、忠诚、同情心、坚持真理、尊严和荣誉等价值意义的普遍毁灭，使之不能维持自然的、正常的水平。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告密和告密者辩护，“集体罪责”也不可以。集体罪责说到底是个人罪责，社会、集体、制度，一切都必须通过个人。

揭露告密真相的困难何在

既然告密是一种犯罪性行为，当时过境迁，为什么把它揭露出来，使之公之于众会遭遇那么大的困难呢？

还是让我们来观察历史上告密现象最为频密、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国家——德国和苏联。

在战后德国，首先对纳粹主义的清理是不彻底的，大部分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刑的人都被释放了，50年代已不再搜查战犯，在纳粹时代从事政治审判的法官，很快恢复原职。1950年，一组主要罪犯在兰茨贝格受审，并有五人被判死刑，德国居然出现愤慨的风暴；关于纳粹头目及追随者有着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的说法，竟也一度流行起来。许多德国人不愿参与对自己的同胞的审判，明显地倾向于将“谁之罪”的问题搁置起来。甚至还有一种看法，即把第三帝国同“好日子”连在一起，认为可以同大屠杀分开。总之，有一种“沉默文化”在对抗民主人文主义的文化。直至20年过后，美国电影《大屠杀》在德国公映，这才引发青年一代的重视和讨论，继而推动全社会对这段耻辱历史的认知。

对于德国法西斯主义，苏联的宣传一直把它局限在帝国主义侵略性上面，而对其极权专制的本质讳莫如深。在东欧，除东德外，很少出版有关法西斯主义的书籍。美国的现代欧洲史学者沃尔特·拉克尔认为，“纳粹所以在东欧成为一个被禁止的问题，是因为新旧政权共有的特点都是一党专政。”

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曾经有过对斯大林主义的清算，主要是党内清算，是同一个政治实体及意识形态的内部清算。所以二十大的报告称之为“秘密报告”。但因此，这种清算注定是不彻底的，斯大林主义的许多东西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即便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告密的事情亦时有发生，许多斯大林时代的口号，诸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依然袭用无误。

关于告密一类的历史档案，在苏联时期一直被妥为保存，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历史的这些阴暗篇章才得以公开面世。公开告密是终止告密的最有效的手段，遗憾的是它只能到最后时刻才被使用。由此可见，苏联的制度是“迟到”的制度。

为什么像告密这种违反人性道德的行为会受到保护，以致官方及保守知识分子总是以“维护大局”、“宜粗不宜细”、“向前看”、“不争论”等种种理由阻遏对它的揭露？著名的法兰克福批判家阿多尔诺和哈贝马斯都曾分别指出，在纳粹与德国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就是说，产生集体隐瞒，不但可能出于同代相契性，也可能出于同位相契性。由于存在着这种历史连续性，许多有关罪行和罪责的问题便容易被忽略，或有意被忽略，即使要付诸讨论也不可能深入和持久。

对于“文革”，以及前“文革”的系列政治运动，至今朝野上下一致取否定态度。但是，应当看到，这是一种政治性否定，而非历史性否定。两者的不同，就在于：政治性否定乃出于政治需要，以洽合性、权宜性、定向性为特点，呈半封闭状态；而历史性否定则出于历史需要，以必然性、公正性、超越性为特点，呈全方位开放态势。所以，像对待告密一类问题，前者明显是有选择地公开档案，而后者则主张公开全部史料。不偏袒、不避忌的态度才是历史的态度。阿伦特在艾克曼案的报道中多次提到她与以色列总检察长的分歧，指出仅仅以犹太人受害者的名义去审判艾克曼，会因服从政治需要而牺牲历史真实。对于“文革”，以及运动中的种种恶行，需要从政治性否定过渡到历史性否定；否则，有可能产生“‘文革’连续性”，不特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

在关于告密问题的讨论中，有主张良心发现、公开忏悔的；也有主张打破禁区、开放档案的。其实，道德建设和制度改革都是十分重要的。在这里，需要指出的只是，人性的恢复必定迟于制度的施行。

清扫奥革亚斯牛圈

要使告密问题成为一个公共政治思考的问题。

告密是同“创伤记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份特殊的社会记忆，突显政治的效力，也最容易为政治所遗忘。建立在记忆之上的历史是可控的。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因此，记忆的不同权力主体通过话语权的掌控和行使，在整个政治社会领域中进行博弈，通过记忆维持其地位，或者反抗敌对记忆。创伤记忆的主体“怨恨群体”为弱势群体，如果失去了顽强的坚持和抵抗，最后必将在最具影响力的群体权力的压力下集体失忆，也即强迫遗忘。

大约历史的不可靠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说争取历史的公正性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不妨再来比较一下战后德国和苏联解体后的情况。

二战过后，无论西德和东德，政府当局在拯救社会记忆方面的工作都是迟滞的、被动的，甚至是负面的。这时，知识分子行动起来了。其中居住在瑞士的提契诺州的“四七社”群体积极介入德国内部事务，扮演着一个反体制的主要角色，被称为“移动文化中心”。从雅斯贝尔斯到哈贝马斯，从伯尔到格拉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在推动德国的政治文化民主化进程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总是不忘同清算纳粹主义连在一起。左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判右派的所谓“历史正常化”，认为一个“正常的德国”必定是正确地吸收了类似大屠杀的教训，保持大屠杀认同的德国。1968年的学生运动，对“肯定性文化”也是一次猛烈的冲击。1970年12月17日，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慰灵碑前下跪，不妨认为，这是由德国知识分子在后边推动的。

苏联的解体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可怕的事件。其解体的速度未必绝后，但肯定是空前的。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认为，苏联的灭亡并非异族入侵或战败，而是因为它不得不灭亡，因为它的内部组织的古怪器官已经不能提供基本的生活，不能忍受改革的空气。它是被政治的动脉疾病击倒的。他在《欧洲史》的终篇写道：“苏联的解体几乎不是一件能够召唤历史学家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废墟上，就像吉本坐在罗马竞技场上那样，写一部安魂曲的事件。因为苏联不是一个曾经伟大的文明。即使在它短暂的辉煌时期，它也是无与伦比的卑鄙和虚伪。它所给人带来的死亡和痛苦，比有记录以来的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得多。”就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一个制造了众多死亡案件的威震遐迩的领袖斯大林，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半个世纪之后，他的“丰功伟绩”重被写入历史教科书；在今年的一次海选中，荣膺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的称号。

由此可以得知，在俄罗斯，近期的许多苦难记忆被掩盖了。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引法国大革命为例，指出：“新政权的渴望越坚定，它越是专制地寻求引入一个强迫性忘记的时代。”作为一种社会势力，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强迫性忘记”是负有责任的。

知识分子出身的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指出：东西方同样面临一个基本使命，就是：“抵制匿名的、非个人化的、非人性的权力，抵制这种非理性的趋势，它以种种意识形态的、制度的、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的、伪饰的语言及政治口号的方式出现。”他又指出：“坦率不可能通过不坦率而建立起来，真实不能通过谎言而建立起来，或者民主的精神不可能通过权威审查而建立起来。”他在谈论政治时，常常及于道德，及于政治中的人性。要改善当前的道德状况，他认为，有必要发掘其中最好的部分，并发展和加强它们。诚实，无疑是最好的部分之一。在记忆和真实面前，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无论是告密者、加害人或是受害者，都应当诚实面对！

“文化大革命”，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巨大的创伤记忆，同时也曾给世界带去不少伤痛的困扰。保存记忆，深入地发掘记忆，发掘混乱、不幸和痛苦的根源，对于中国和人类的未来都将是一个贡献。可是，40年荏苒过去，我们的记忆不但得不到拯救，反而不断地被阻断、被掩盖、被涂改，以致流失殆尽；有关的纪念馆、博物馆建立不起来；而对“文革”的研究，无论是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甚至从来是“撄人心”的文学，到处是触目的盲点。对于“文革”，整个民族缺乏一致的历史主义的认识，缺乏“‘文革’认同”。对待已有的似是而非的结论，又缺乏足够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文革”记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考验。然而，我们所目击的是，在后“文革”时期，他们不断制造关于自身的神话，强化知识分子作为受害人的历史，却有意掩饰内部的分化史、叛卖史和耻辱史。在社会市场化的今天，不但极力趋同于主流文化，而且，从理论到实践，以物质主义诱导怨恨群体，使之保持克制并即时隐匿起来。

如果可能，告密问题可以成为一千次进入“文革”历史的切入点。但是，如果整个社会都拒绝讨论“文革”，问题就回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题目：怎么办？

阿伦特曾经说过，个人思想和思考是抵抗恶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贱民”反抗社会的武器。她看重思考，是因为它是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抗争经验，虽然它不可能从传统的思想体系中获取，孤独无助，却仍不失为一种生存反抗，一种可以在失去自由公共政治条件下继续维持的生存反抗。那么，临到最后，我们清点行囊时，除了记忆，可告慰的是还有思考！

奥革亚斯牛圈臭气熏天，早就到了清扫的时候了！

（作者系著名诗人、学者，现为花城出版社编辑）

【注释】

[1]该文曾发表于《随笔》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