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放西藏的大智慧

和平解放西藏的大智慧

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确定不移的战略决定。西藏问题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在解放西藏的过程中，不仅自然地理条件所造成的困难是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的困难也非常突出。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从开始就考虑尽量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西藏的解放。党中央起初是把经营西藏的任务交给中共西北局主要负责的，后因考虑到从西北进军， 自然等方面的条件较西南更为困难，所以改为由西南局担负起进军经营西藏的主要任务。

邓小平从全局出发，毅然接受了进军和解放西藏的任务，并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初步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若干政策和原则。中央批准了刘伯承、邓小平拟订的进军西藏的计划，同意由十八军担负进军和解放西藏的任务。1950年1月中旬，邓小平在重庆对前来接受进藏任务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同志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相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他指出，解决西藏问题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问题协同解决，还必须解决补给问题。后来，他又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重要原则。为了提高和鼓舞士气，克服少数同志想在川南安家享受的思想，邓小平还专门为十八军题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邓小平紧紧抓住和平解放西藏这一核心问题，在部署进军西藏的同时，认真考虑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问题，并于1950年5月中旬以西南局的名义向中央提出关于解放西藏的“四项条件”：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维持现状；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风俗习惯。随后，又根据中央的指示，从当时西藏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亲自主持制定了更加详细而全面的“十项条件”（又称“十大政策”），作为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基础。“十项条件”非常宽松。例如，其中第三条规定：“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第四条规定：“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第九条规定：“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供职，不咎既往。”

“十项条件”上报中央后，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仅在第八条中加了“西藏领导人员”几个字。经改动后的第八条为：“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毛泽东的这一改动，不仅反映出中央尽力争取西藏地方当局派员来京谈判，实现西藏和平解放的最大诚意，也表明毛泽东对于邓小平拟定的“十项条件”的内容相当满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十项条件”成为一年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的基本框架和基础。

中央批准了“十项条件”后，邓小平指示将“十项条件”全文翻译为藏文，写入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司令部的布告《解放西藏公约十章》，正式公布，并通过各种方式在藏区广泛进行宣传，对进藏部队进行政策和纪律教育，要求部队认真贯彻执行。由于“十项条件”充分照顾了西藏的实际情况和各阶层的利益，受到藏区广大农牧民群众和上层僧俗人士的普遍欢迎，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途中发挥了巨大的政策感召力。

由于西藏当局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挑唆和支持下迟迟不肯派员来京谈判，甚至害死了主动入藏劝和的格达活佛，中央不得不决定于1950年10月进行昌都战役。昌都战役歼灭了藏军主力，使得西藏地方当局争取帝国主义势力援助，武装抗拒人民解放军进藏的幻想破灭。邓小平在战役结束的第二天就致电西藏工委，指示他们抓紧时机，对藏军俘虏和投诚的官兵开展政治工作，为最终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创造条件。他要求十八军进藏官兵用高度的热情和诚恳的态度对待藏军俘虏和投诚的官兵，向他们解释党的民族政策，强调毛主席、朱总司令对于西藏同胞的关怀，对他们进行短期培训后发给充足路费分批释放，以便在全藏人民中迅速扩大政治影响。对于嘎伦、代本等高级官员尤其要妥为招待，予以教育和争取。同时，还布置了尽快建立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事宜。

邓小平率先垂范，努力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51年4月，由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前往北京途经重庆，邓小平和西南局党政军领导接见了他们，向他们阐述和解释中央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和“十项条件”，打消他们的疑虑。

1951年5月，以《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为标志，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根据党中央的部署，西藏的和平解放和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是以西南地区为主要基地实现的，中共西南局担负了主要任务。20世纪50年代初期，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立下了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