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冤再遭禁锢

蒙冤再遭禁锢

邓小平指挥着全面整顿战役不断扩大战果，全面整顿实际上就是要把被“四人帮”搞乱的思想、生产秩序、管理系统恢复起来。实际上就是要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自然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他们借评《水浒》的政治运动，对整顿进行施压，他们还利用毛远新，不断对身体非常虚弱的毛泽东吹风，说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刮“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内心非常矛盾：他知道邓小平具有治国安邦的卓越才干，周恩来重病在身，此时更需要倚重邓小平。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却难以容忍邓小平否定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于是，他让“联络员”同邓小平等面谈。对“联络员”前来同自己谈全面整顿“错误”，邓小平委实感到奇怪。因为在前一天他同毛泽东交谈时，问及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方针、政策时，毛泽东还肯定说“对”。怎么一夜之间就变了呢？所以他没有认“错”，结果，“联络员”又添油加醋地向毛泽东告了状。

毛泽东本意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能够统一认识，来个“三七开”。对邓小平还是希望他“改正”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态度。于是，他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邓小平并没有“悔过”之意，他委婉地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所以，由我来写这个决议是不适宜的。”可想而知，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加剧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

毛泽东是在全力维护“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自认为在晚年做的一件大事，其重要性可以和创建新中国相提并论，所以，他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在邓小平转来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给自己的来信上作了批示，批评道：“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还要邓小平转？邓小平偏袒刘冰。”江青一伙利用这一机会煽风点火，挑起“教育革命大辩论”，开始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召开千人大会，公开提出“邓小平是刘冰的总后台，刘冰是邓小平在清华的代理人”。刹那间狂风大作，恶浪滚滚而来。

可是，邓小平“钢铁公司”硬劲未减，这种不甘屈服、不作妥协的抗争态度，导致了对他批评的升级。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几次开会错误地批评邓小平，并且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又一次地“靠边站”了。

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更变本加厉地诬陷、迫害邓小平。他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攻击邓小平，并指使上海、辽宁等地大肆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与此同时，中央又积极筹备召开所谓“批邓打招呼会”。王洪文还准备在会上作长篇报告。报告中恶毒地说：“邓小平是还乡团长，叶剑英等人是还乡团的分队长……”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的胜利》的社论，错误地提出：“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前，他伙同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刘少奇一起镇压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显然都是不辨是非的不实之词。邓小平被“打倒了”。这是他的第三次“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