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恩来的兄弟情

与周恩来的兄弟情

邓小平的女儿曾经这样问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他的回答语句不长，却概括了两个人关系的主要之点：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邓小平与周恩来相识应当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地点是在异国他乡的法国。1923年夏天，在法国巴黎召开了旅欧共青团第二次代表大会改选领导，会上产生了书记局，由周恩来任书记，邓小平开始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邓小平的“油印博士”这一称呼，据说就是周恩来给起的。1926年，周恩来回国前，同志们和他合影留念，邓小平也参加了，这也是两人早期革命活动的见证之一。

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再度工作在一起，是在1927年年底，地点是上海。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已迁到上海，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不久，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担负处理日常工作的重要责任。邓小平则直接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除列席和参加中央各种会议外，邓小平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项工作。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周恩来及邓小平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的指挥。组织上改变了坚持“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的职务，此后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与周恩来基本上没在一起工作，有时是一起开会或互致电报，商定工作情况。

1952年7月底至8月初，邓小平奉调进京，对此，周恩来随后在8月6日至8日的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七次会议上这样解释：“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机构亟须加强，并逐渐把各大行政区的负责人员集中到中央工作。为了加强政务院的领导，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可以说，从这时起，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分担起政务院的部分重要工作。在1953年2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确定：周恩来除主管全面工作外，还负责外交、对外贸易等工作，邓小平负责监察、民族、人事等工作。鉴于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领导任务日益繁重，其领导力量必须加强才能适应建设工作的需要。政务院又确定各财经部门的工作，分属邓小平、陈云等5人领导。

从1955年开始，党中央就开始了中共八大的筹备工作。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以极大精力组织了一系列筹备工作，并负责修改党章，主持起草并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56年9月28日，在周恩来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邓小平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形成了。邓小平进入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邓小平与周恩来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总是观点一致，坚持到底。1960年3月下旬，两人在天津一起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邓小平针对当前报刊宣传中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说：一定要使我们的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列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始终在国际上拿出马列主义的旗帜，这样作战才有利，否则庸俗化了。周恩来也尖锐地批评这种作法，一个是对立起来了，还有一个庸俗起来了，什么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

两个人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总是相互支持。在周恩来视察东北期间，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时，他明确表示支持这一做法。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对这一做法也表示赞同。周恩来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讲到教育工作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时说：我代表中央作的报告中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这符合阶级观点。邓小平明确表示赞成周恩来提出的这一正确主张，说总理的报告是中央批准的。

邓小平被作为“第二号走资派”在中国政坛上消失了，作为“兄长”，周恩来始终关注着这位亲密战友和兄弟。在得知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把邓小平一家安置在赣州的意见后，提出对邓安排赣州不妥，那里交通不便，山区条件差。应安排南昌市郊为宜，并住两层楼房，独家独院。据此，江西省革委会重新调整了方案，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在南昌市郊。这体现了周恩来虑事周密、细致的特点。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被粉碎后，周恩来看准时机，积极为邓小平的复出做准备。1973年2月，邓小平奉命准备回北京，周恩来在北京指示有关部门为邓小平安排住所。 自2月下旬起到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关于邓小平的问题。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并告现在邓小平同志已回北京。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其中的一大段话，说明了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的重重矛盾和举步维艰：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指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遵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8个月后，毛泽东下决心，让邓小平负责党、政、军重要职务。对此，病情日益沉重的周恩来心里感到特别轻松，1973年12月22日，他用已不够灵活的右手亲笔拟定了中共中央关于任职的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并注明此通知可下达到党内外群众。

本来，抱病操劳的周恩来应该住院接受治疗，但他一再拖延，其原因在他病逝数年后邓颖超才向身边工作人员说明，她说：在那段时间里，恩来一直对邓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担心江青那些人乘他住院时对邓小平下手，所以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所以，每当“四人帮”向邓小平发难时，周恩来都尽其所能，竭尽全力帮助邓小平。其中，全力支持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即是一例。3月27日至28日，周恩来亲自召集外交部、民航有关负责人开会，专门研究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送迎仪式和飞行安全等问题。他郑重地提出：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要为他圆满完成任务打通道路，增添光彩。为确保航线畅通，他建议民航机组安排东西两线同时试飞，届时如一条航线因故不能飞行，还可以走另外一条航线。随后，周恩来又于4月3日至5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邓小平将在会议上作的主题发言稿，确定会议期间的具体工作方针。周恩来抱病为邓小平送行和接风。

1974年12月23日，重病中的周恩来抱病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筹备情况。从23日至27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的多次谈话中，高度评价了邓小平，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重申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提出周、王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在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后，毛泽东告诉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同志去顶。在周恩来建议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时，毛泽东提出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的这次长沙之行，是他的最后一次飞行，其结果是毛泽东决定进一步重用邓小平。

1975年1月8日至10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除讨论了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外，还追任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接着，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副总理。2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12位副总理分工。会议确定，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1975年9月，重病中的周恩来在他的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时，满怀信心地对外宣布：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

此时的邓小平，集党政军重要职务于一身，运用党中央、毛泽东赋予的权力，在周恩来坚定、有力的支持下，凭着对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大刀阔斧地开始了。邓小平不负重托，不负众望，在1975年中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这一切，周恩来看在眼里，喜在心上。10月24日，周恩来不得不再次实施大手术治疗，进手术室前，他躺在手术推车上问邓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吃力地用手握住邓小平的双手， 目光注视着相识五十多年，小自己6岁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一字一句地对邓小平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从10月24日晚至次日晨，再次施行手术治疗，邓小平等在医院守候。

对周恩来的病，邓小平一直十分关切。他与周恩来同外宾正式会谈前就首先建议：遵照医生的劝告，周恩来参加会谈的时间最好不超过一小时。后来的一些外事活动，邓小平都尽力照顾到周恩来的病况。6月，周恩来会见外宾时所说：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负责了，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9月20日，当医生再次为周恩来施行大手术治疗时，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2月，已身陷险境的邓小平曾3次前来医院探望周恩来。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治疗手术时，邓小平也是一直在守候着。

周恩来、邓小平这两位亲密战友之间的深厚友情长达半个多世纪。彼此相互信赖，相互尊重，情深意切。周恩来病重，将重担托给邓小平。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位世纪伟人，为创建和建设新中国，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他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寻常友谊，感人至深。

1976年1月8日，是入冬以来人们感到最为寒冷的日子。忐忑不安的人们获知了一个噩耗：“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刹那间， 日月失辉，草木含悲，大地哀号。人们相告泣不成声，欲言泪复垂。整个中国在寒风与哀乐中颤抖，偌大世界也因此而震惊。

1月12日，由邓小平宣读的追悼周恩来大会的悼词起草出来了，经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审定，打好清样，送给毛泽东，请其审阅批示。毛泽东圈阅表示同意。但是，“四人帮”阻挠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在叶剑英的支持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为周恩来致悼词，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五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追悼大会。当人们从电视荧光屏和无线电广播中看到和听到邓小平及他的声音时，为他担忧的心情减轻了不少。然而，这也是他第二次被迫离开政坛前在中国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邓小平感到十分欣慰的是，在自己第三次被打倒前，亲自组织了周恩来的治丧活动。

邓小平的女儿这样概括了父亲与周伯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谊：“在法国的两年，在20年代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伯伯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伯伯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在周伯伯病重时，父亲顶住压力，治国治军，替周伯伯分担重任；在周伯伯垂危时，父亲通宵达旦守候在周伯伯的病榻旁边；在周伯伯去世后，父亲忍住巨大的悲痛，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为周伯伯致了悼词。”

20多年后，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回忆父亲当时心情：“父亲他不讲，但是他的悲痛是没有人能够代替的。父亲是非常冷静的人，他对自己的生死，对其他这些东西，看得非常开，但是总理的逝世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他知道，总理肯定早晚是要去世的。但是一旦他走了，他还是悲痛欲绝。”

【注释】

[1]赵晓光、刘杰：《邓小平的三落三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