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的渊源

与毛泽东的渊源

毛泽东与邓小平相识，最初是在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会后，毛泽东前往湖南组织秋收暴动，邓小平也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四年以后，二人在中央苏区重逢。1931年秋天，毛泽东与项英、朱德等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几位领导人转战来到瑞金，着手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同时检查地方工作。这种检查当然是全面的调查和评估，除了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之外，其中相当重要的还有社会稳定的程度。这是确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能否定在瑞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邓小平是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领导一个十几万人口大县的工作。邓小平是同年8月赶到瑞金的。当时的瑞金，正惨罹肃反扩大化之祸。原县委主要负责人为了肃清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在全县范围内大搞逼供信，县苏维埃、县工会许多干部被害，一些群众被错杀。邓小平到任后，果断地纠正了滥捕滥杀的错误，并重组各级政权，安抚无辜受害群众，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这样，民心甫定，社会又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等人的汇报，相当满意。27岁的县委书记，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创出如此佳绩，实属难得。这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时期，毛泽东、邓小平同处一城，彼此接近，但是时间很短。

从1931年起，邓小平即表现出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仰”。赣南会议之后，他又与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毛泽覃、任赣东特委书记的谢唯俊、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的古柏等同志一起，对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政策进行了公开抵制，进而在实际工作中提出或执行了与之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则和方针。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在作战方针上，主张诱敌深入，反对军事冒险；在扩红原则上，主张由群众武装逐级发展为主力红军，等等。这些思想，可以说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也是若干年来被苏区的革命斗争反复验证的成功经验。

邓小平从思想到行动皆站到毛泽东的立场上，毛泽东对此心里十分清楚。1934年10月，邓小平、谢唯俊被允许随队长征，毛泽覃、古柏则被留在苏区坚持武装斗争。1935年，毛、谢、古先后在赣南、陕北和粤东战死，邓小平成了江西“罗明路线”^[1]代表中仅存的人物。

1943年11月，在第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不难看出，毛泽东在这里是把邓小平当做坚持党内正确路线的重要人物来维护和褒扬的。

毛泽东知人甚深，用人得法。战争年代，他把邓小平与年长其十二岁的刘伯承放到一起，二人配合默契，从组织山地和平原游击战到开展反顽斗争，从挺进中原到指挥淮海战役，从挥师渡江直至进兵大西南，凡邓小平所负责的工作，毛泽东都非常放心。对毛泽东的许多重大决策，邓小平都能心领神会，分析情况，掌握政策，力争在实际工作中圆满地加以完成。尤其是刘邓率军渡河南下，任务艰巨，在中原拖住蒋军劲旅，减轻陕北和山东战场我方的压力，更显出了栋梁之材的本色。所以，当淮海战役打完以后，毛泽东将邓小平由中原局第一书记调任华东局第一书记，而原担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则任第二书记，这也表明了毛泽东信任之专。

对于邓小平的文韬武略，毛泽东1956年在同一位民主人士的谈话中作了高度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事实上，邓小平德才兼备，军政皆优，是一位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非凡帅才。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言，邓小平具有早年在法国和苏联奠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凡起草文件和工作报告、经验总结、讲话稿等，从来都是自己动手，一气呵成，且言简意赅，观点鲜明，深得毛泽东的好评，邓小平起草的给中央的报告，曾多次被毛泽东视为有创见而批转给各中央局、各解放区参照执行，如邓小平1944年8月起草的对毛泽东所询减租减息等十个问题的答复、1948年6月《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等等，为中共中央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为各地区贯彻中央指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对此视之为宝。就安邦治国而言，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建立初期，邓小平先后主持过太行分局、北方局、晋冀鲁豫中央局、中原局、华东局和西南局的工作，长期担任大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独当一面，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就带兵打仗而言，邓小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统兵一方，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

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赞誉之词和倚重之举次第而出。1956年9月，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提及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的人事安排时，提议邓小平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毛泽东不厌其烦，反复表示要为邓小平“宣传宣传”。宣传词有：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毛泽东还说：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中共八大以后，毛泽东继续在国内外一些重大场合宣传刘少奇和邓小平，多次明确地透露出自己把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接班人看待的信息，力图使国内外更多的人了解刘少奇和邓小平。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谈话中，在谈到自己准备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时，赫鲁晓夫问道：“有人接替吗？”毛泽东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接着，毛泽东一一评价了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他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在1959年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中，讲到权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时，诙谐而富有深意地说：“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他还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毛泽东的这番话可以说是集中了党中央的共同看法。邓小平在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

邓小平深受毛泽东赏识，他的政治生涯三次磨难都与毛泽东有密切联系，第一次磨难是在江西，因为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指为“毛派头子”，撤销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第二次磨难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流放江西；第三次是因拒绝部分肯定“文化大革命”而被停止工作。

当邓小平第三次崛起之时，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成为焦点。他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亲自参与了对斯大林的评价工作，深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恶果。因此，他作为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主持评价毛泽东的工作期间，一贯主张充分肯定毛泽东的正确方面，实事求是地指出毛泽东所犯错误，对毛泽东的一生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1979年国庆节刚过，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胡乔木负责的历史决议起草小组。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了历史决议的整个起草工作。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后，同胡耀邦等谈话，提出起草历史决议三条总的指导思想：第一条，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条，对建国以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条，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他以商量的口吻说：“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

从决议起草工作一开始，邓小平就反复强调：阐述毛泽东思想这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在此，邓小平重申：这不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在起草《决议》期间，邓小平接受了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共分两次进行的，时间分别为8月21日、8月23日，都是在上午，共4个小时。当女记者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时，邓小平心中很清楚：对方提出的问题决不只是关心一幅画像的保留问题，尽管天安门上的画像那样令人瞩目。她提出问题的真正意图是想了解中国共产党怎样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他从容自若地回答道：“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8月28日，意大利报纸发表了这次访谈的内容，世界各国报刊也纷纷转载、评论：“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

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随着国内建设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邓小平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越来越显示出他为党和人民所作的这一巨大贡献的深远意义。

【注释】

[1]“罗明路线”指1933年初，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认为，闽西根据地边缘地区条件困难，党的政策应不同于巩固地区。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人把这说成是“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因而发生了反“罗明路线”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