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是倔强的

但他是倔强的

毛泽东同志的父亲因事生气，打两个儿子。毛泽东同志站着不动，挨了父亲的打也不哭；弟弟就跑，跑到远点的地方就骂。

父亲对待家人非常严厉，压迫了、剥削了儿子的劳动之后，还经常无理由地责备他懒惰，说他不孝……泽东同志起来反抗，经验使他明白了：当他用公开反抗的方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时，他父亲就客气一点；当他怯懦屈服时，父亲就打骂得更凶，这也可见泽东同志自小就不平凡，就顽强得也不平凡，自小就很有办法，有斗争、自卫的办法。

泽东同志十岁的时候就进行了他的自卫斗争，本来八岁时他开始在本乡一个私塾读书，但早上和晚间仍需要在田里劳动，谁都知道，教私塾的先生是最喜欢打人的，“棍子底下出好人”——旧日的父兄师长就凭这个“理论”来“教育”儿童，泽东同志的这位老师当然不是例外的。打板子，打手心，打头，脚……罚跪香——跪在有棱角的“钱板子”（搁铜钱用的）上、砂石上，一根香燃完了才许起身……这些是最普遍的体罚或肉刑了，但是毛泽东同志反抗了。这一次他作的是消极的抵抗——逃学，出走，他怕挨先生的打，逃出学校；又怕挨父亲的打，不敢回家。他只朝着一个想像的城市的方向走去。谁知走了三天，还只是在一个山谷里兜圈子，离家不过八里路远，终于被家里找回去了。但回家之后，出乎他意料之外，情形好了些；父亲不像从前那样暴戾了，塾师也温和多了，这一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予泽东同志小小的心灵以非常深的印象，他的“罢工”斗争胜利了——他自己后来对人笑述说。

泽东同志幼年时代的另一次斗争，那就是他十三岁的时候，引经据典和他父亲辩论，以及拿脱离家庭和自杀相威胁，使得父亲的暴力政策归于失败。一次他父亲当着许多客人骂他“好吃懒做”，这个罪名对泽东同志显然是不真实的，冤枉的；他小小年纪就和大人一样劳动了，怎么是“懒做”呢？吃的是糙米饭和油盐很少的蔬菜，仅为了不饿肚子，不消说吃猪肉，就连鸡蛋、咸鱼都没有得吃，怎么说是“好吃”呢？泽东同志蒙这罪名，越想越生气。他据实反驳了父亲几句，声言要离开家里，而且往外就跑，慈爱的母亲出来追他，劝他回去。父亲也赶来命令他回去，但同时还是骂他。他已经走到房子前面两个水塘中间的路上，看见父亲来势很凶，于是他说，如果父亲再追上来打他，他就跳到水里去……结果，讲和了：这一面，他向父亲磕头请罪；那一面，父亲不再打他了，客人散了。他随着母亲回到家里。父亲进去了，躺在床上，母亲领着他走进房里去，叫他对父亲跪下，但他只跪下一只脚，母亲在他旁边用手压他的肩膀，叫他双膝跪下去，一场风暴才算平息。从此泽东同志更加懂了：只有反抗，只有斗争，才有胜利！

所谓引经据典和父亲斗争，那就是他父亲经常责备他懒惰和不孝……他就据理力争，为自己辩护。关于“懒惰”，泽东同志说，年纪大些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做工，父亲的年纪既然有自己的三倍大，因此应多工作些，而他到了父亲那样大的时候，一定比父亲更出力做工；关于“不孝”，他说：经书上讲的，父慈子孝，父慈在先，就是说，必父慈而后子孝。

我们想，他父亲听了这话以后一定又气又爱。因为他送儿子去读书，就正是希望儿子将来可以成为秀才，能引证经书，帮助他打赢官司。曾经有一次他和人起诉讼，对方引了一句适当的经典，使得他失败了，又据说是，有一次有人因讼事去请毛家接个唯一的秀才，秀才还没有接到，对方就让步了。父亲于是说：“真要读书！”现在儿子居然也引起经书来了——可喜；但这一次又是自己输了——未免怄气吧。

根据我们所听到的关于泽东同志的父亲的身世，我们现在应该肯定，他父亲其实是一个勤俭起家的劳动者、务生产者，而决不是一般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二流子”。那种勤劳生产的精神并无可厚非。虽然做米生意赚钱一事，不曾得到儿子的同情，这也可见泽东同志自小便不主张做损人利己的事，甚至是最小的、旧社会上一般认为是正当的。

泽东同志反对他父亲的专制，反对他父亲弄钱的办法。父亲教他写公账的时候如何“揩油”，他也不赞成。父亲常在夏天月亮底下教儿子们打算盘，要他们学会用两只手同时打。兄弟泽民同志那时在家里就真是被压迫的一个了：父亲交他或多或少的钱叫他去做农业或商业的生产，限定要交多少钱回来……泽民同志长大后，也真正成了会管家的人，乡人叫他为“程咬金”，在革命政权下泽民同志长于做财政经济的工作。我们想，倒也是他父亲教育之所赐吧，至于泽东同志后来研究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写出了有名的《财政经济问题》⁽⁸⁾一本书，那更是经过详细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所写成的有关国家经济建设之理论与实际的大著了。

泽东同志反对他父亲的专制，自然同情于在父权下受压迫的母亲。家里雇的长工，自然也是被压迫与被剥削的。泽东同志和严厉刻薄的父亲斗争的方法之一，便是联合母亲、兄弟、长工，结成“统一战线”以和压迫者对抗，同时泽东同志自己努力劳动，小心记账，这样父亲也就没有指摘他的口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