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的来源

一、毛泽东思想的来源

亚洲最著名的领袖和思想家之一的毛泽东就住在延安山旁的窑洞里。从山上可以俯视下面许多尘土的山谷，一年中有几季山谷的一部分曾被无穷的人力变成翠绿。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几乎二十年来他被国内战争和国外战争的封锁与世界隔绝着。就从这样像是隔绝的情况中，毛泽东的思想改造着中国的革命，这个革命以华北和满洲⁽¹⁾一万万四千万人口的地方政府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在蒋介石的炮火下面，它仍使六千万农民获得土地。

从遥远的延安窑洞里面，毛泽东甚至变成了一位世界人物。他的《论持久战》一书如此正确地预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其公式为海外各国军事专家所接受，而他们还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他的《新民主主义》⁽²⁾的理论也许已经影响了战后欧洲新政府的形式，他对于走向国家独立，人民的民主和民生道路的分析，不仅为了中国人民指出一条道路，并且为东南亚半殖民地国家中的十万万人民也规划出一条道路——这十万万人乃是全人类的半数。

虽然毛泽东的思想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却从来没有被海外所清楚和完全地总结过。由于战争封锁的缘故，他的思想不能经常不断地达到外面世界，而是一阵阵的传出，伴以长时间的中断，美国人民仍在问着很幼稚的反问：“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是追随莫斯科的，或者就是西方所谓‘民主派’？”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他们两者都不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讲起来两者又都是一点。他们是中国人，用他们自己的意见和能适用的西方见解解决中国的难题。他们并特别应用了名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应用他们的思想来解决中国问题，所以他们的政策，甚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观念都更逐渐增大地与欧洲样式不同。他们的思想是独立的，有创造性的；这种创造的性质首先又是从毛泽东而来。

我曾经访问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第二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刘少奇，要他作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估计。刘告诉我：“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亚洲形式，马克思和列宁是欧洲人，他们用欧洲文字写欧洲历史与问题，很少谈到亚洲的或者中国；无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能运用于世界任何民族和国家的；但是要将这种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仍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毛泽东是中国人。他分析中国问题，指导中国人民的斗争走向胜利，他用马列主义的原则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实际问题。他在这方面是第一个成功的人。”

他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问题，因而也就把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人民中间通俗化，并为中国人民当作武器所把握。在每一种问题上面——民族问题，农民问题，战略与策略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文学与文化问题，军事问题，财政与经济问题，工作方法以及哲学问题等——毛氏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新的条件，并且使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学说有新的发展；他创造了一种中国形式和亚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无数人民在饥饿的边缘上生活着，耕耘着小块的土地。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分散的农业经济。中国在企图把这样一种经济过渡到更加工业化的经济时，是面对着很多先进工业国的竞争及其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压力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影响了中国内部各社会阶级的关系，并影响到为实现民族独立与较佳和较自由的生活而采用的斗争方法。在东南亚各国中存有相似的情况，中国人所采取的道路将影响他们全体。

中国共产党与别国共产党相同，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在中国，该党认为自己也是其他各阶级人民的发言人和领袖——其中主要的就是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甚至关于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上建立起共产党这样的问题他们也有所发现。刘少奇说：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只有产业工人是能够接受共产主义并使其成熟的一个阶级，其理由有下述几个：一、产业工人不保有生产工具；二、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三、由于与其他工人在一个工厂中集体工作，故获有纪律性。

刘少奇称：“所有这些都适用于西方世界。但在中国我们只有很少这一类人。在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只有二三百万人能够叫做产业工人，帝国主义和资本家们正训练他们成为共产党的后备。同时，毛泽东正在从另外一种里面训练二三百万人，但他们的纪律性和献身的精神，不但不比产业工人为差，而且甚至较产业工人要更好。

“就拿给你送茶、瓜子和花生的这一‘小鬼’来论吧。他是在我们这一个特殊的共产主义的团体中生长和训练过来的，他从来不要花生给自己吃。他知道花生很少，是为客人和茶会时预备的，他要到过生日的茶会上才有，别的时候就没有。他知道，他可以获得我们这里有着足够数量的任何食物，以及一身夏衣与冬衣。他不要求更多的东西。他很快乐，因为他是同志们之中的一个同志，因为他被人尊敬，因为他是为全中国人民更好的生活而奋斗，而他自己在这里也享一份。”

“在中国，有产业工人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但我们还有几百万像这‘小鬼’一样的人；马克思是从来不知道这些人的。然而他们确是在共产主义的精神里长大。他们为公共事业而献身的精神与纪律性并不比产业工人坏。甚至当他们年纪很轻的时候，就把生命贡献给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压迫者的斗争。他们现在是为‘新民主主义’而战斗，但将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时机到来时，他们是也准备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如果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他们也准备建立起共产主义。有一件事情他们是不曾建立和接受的，那就是旧形式的资本主义，他们甚至从来也没有梦想过赚取利润。

“今天我们是在建立资本主义，但这是，新资本主义。要为了打破现在我们还生活于其中的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是需要的。我们鼓励自由经营，鼓励资本主义的利润，但却不允许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同时并有占重要地位的公营经济与广大的合作社经济。在这一‘新民主主义’与‘新资本主义’的经济中，我们有三百万人——军队——党和政权——这些人在廿多年来就生活于也许可以称为‘军事共产主义’之中。但这不是俄国对那种‘军事共产主义’；因为它仅应用于有限的少数的集团。

“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发现；而主要由毛泽东的天才所创造的。”

刘氏并且给我列出很多其他的“发明与发现”。如革命中农民的作用，阶级之间的统一战线，军事战略和供给制度等。

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中来，其基本情况就是：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工人）；反对外国资本的压迫和本国中世纪的残余。这种特点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中尚少历史经验的。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到这种特别情况中，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光辉的历史经验。

各阶级间的统一战线，是各国共产党都为之斗争的。刘氏解释道：“你一定要和他们在某几点上团结，在另外几点上进行斗争。我们一九二七年的错误是在于仅与资产阶级团结，而没有与之斗争；所以资产阶级达到了它的目的，而拒绝了我们的目的。但在后来所产生的错误则与此正相反，仅仅与资产阶级斗争，甚至不想法与城市小商人团结。为了要知道什么时候和在哪几点上要团结，什么时候和在另外哪几点上要斗争，就需要经常和仔细地分析。我们在反对日本侵略我国的帝国主义、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上，与中国资产阶级团结；但对于他们任何压迫工人的企图及他们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妥协性，则与之斗争。这就是说，我们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今天甚至主张“劳资合作”。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这种合作的一点痕迹；列宁谈到过，但仅仅是为了反对它。刘少奇说：“在较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合作是真正背叛工人的利益，但在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国家中，工人与资本家在反对外国独占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的斗争中是有着共同利益的。因此合作是能有益于工人的。在中国的民族工业中，一方面资本家要改善工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工人要努力工作，提高生产。只有如此，民族工业才不致遭到毁灭。这就是我们工业政策之一，而且适用于三种工业里面，即公有私有和合作社三类。”

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也是以毛泽东的分析为基础的，这个战略使他们能以三千人的一支军队开始，经过二十年的战斗以后，发展到一支一百五十万人的军队，自始至终它都是从敌人那里获得军事供应品甚至人力。下面可以加以部分的讨论，但不能予以完全的叙述。刘氏谈道：“现在还不是把蓝本献与敌人的时候，让他们自己一点一点的去学习好了。日本人学到了一些，但却是用了八年的工夫才学到的，那时这一点知识对于他们却已变为无用。蒋现在南京使用日本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³⁾为其顾问。……但我们现在已经使用新的战略来对付蒋。”

在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年代里增加共产党地区农业生产的变工队，是毛氏的另一发明。是基于他对农民劳动各种形式和一种溯源于一千年前的叫做“唐家班子”的互助的形式的研究而来的。通常改善原始农民耕作生产的办法有两个：英美式资本主义的方法或者是苏联集体农作的方法。中国共产党现在两者都不能用。他们的变工队是在私有财产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使延安边区能够渡过对日战争和国民党封锁，并且使华北散在日本战线后方的许多抗日根据地能够生存并发展生长成为强大“解放区”的供给制度，也是经过毛泽东对农村条件的分析后制订出来的。这种制度就是军队和政府的人员不是领取金钱，而是从政府税收中获得一部分食物，又从联合的生产工作中获得另一部分。刘称：“用了这种方法我们能够维持二百万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而并没有严重地加重人民生活的负担。用了这种制度，我们能够进行了二十年的战争，并且还能够继续进行到最后胜利。”

我自己在华北心脏地带跨有四省的解放区内，亲眼见到这一具有说服性的例子，在那里刘伯承将军保卫着拥有三千万人民的地区，一九四六年一年即进行大小战斗共三千九百二十三次，进攻该区国民党军队四十九个旅当中被消灭者将近十八个旅。但是国民党军队也占领了二十个城镇。负责“新动员”的军官解释道，动员足够的人以夺回那些城市是完全可能的；但保持那样大的一支军队就将不适当地加重该区人民的负担。因为内战还可能经过好几年，所以他们就把军队的大小调整到整区经济上能够无限支持，而又强大到足以保卫该区的基本农村生活而非该区全部城镇的程度。再则，他们仅从几个县征取新兵，而免除其他各县，以便应付将来可能的需要；因此，甚至在长期战争中，他们都不必从同一县份中征取两次。对于供给和人力的这一仔细预算，是在战争中无前例的。共产党人相信蒋介石会从战争的通资膨胀中破产，而且面临着负担过重的农民的暴动。他们坚信在他们自己方面，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