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的六大著作
因为毛泽东领导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不认为他们犯了任何严重的错误。陆定一在谈到从西安事变直到抗战完了的时期时说:“我们有好的领导和好的政策。”
“你们对在西安释放蒋介石觉得后悔么?”这是有人常向共产党人提出的问题。因为蒋介石现在正向他们进攻。在有名的西安事变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蒋氏及其僚属被他自己的两个军的军官强行拘禁,经过了好一番商谈,才被释放。在商谈中,周恩来代表中共,力主应释放蒋氏。那时,有些共产党人反对这个政策;其中值得注意的如张国焘,他后来变成蒋氏的特务。在毛泽东领导之下的所有现在的中共领袖们曾力主释放蒋氏,而且现在还觉得他们那时是正确的。
陆定一解释说:“那曾是团结中国抗日的唯一的道路了。”
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与他协议在敌后抗日中,猜透蒋氏把农民组成游击队进行抵抗的企图。蒋氏给他们这项任务,希望他们被消灭;不论怎样,那是国民党军队所不能做的工作,当日人愈来愈深入内地时,共产党人愈加得到更多的地区组织中国人民,抵抗侵略者。这是今日他们广大地区的基础。
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七月《论持久战》一书,是他第一本影响党外思想的著作。它是对军事及政治的高深的分析,是中国在抗战中所出版同类的书中最重要的著作。其思想后来流行在中美军事专家们之间。这本书曾被日本在华高级指挥部所研究。刘少奇告诉我说:“由虏获的文件中知道日本人在阅读后,认为毛泽东是远东最伟大的战略家。”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中国大多数的人对最后胜利正感绝望。有少数的人谈速胜,进行孤注一掷,大规模的反攻;如果失败,则中国将亡。蒋氏的意见是模糊不清的。有时他谈论迅速的反攻;有时,他又明显地等待着美、英、苏参入战争。毛泽东宣称:中国人民如果充分地团结起来,能把侵略者赶出去。他说,战争将成三个阶段:一、日人侵入,在这时期中国正规军将后退,但在敌后将进行游击战。二、长时期的“相持”阶段,其久暂及残酷性视中国力量的团结程度及国际情况而定,但在此期间中国的抵抗终将削弱日人。三、胜利的反攻。这本书如此精确地列出了战争在实际上所进行的道路,现在再谈起来却不像预言而像历史。
一九三八年十月所出的《论新阶段》(12)继续“持久战”的分析,特别讲到关于“相持阶段”的开始。其主要目的为向国民党提供详细意见共同合作抗日。该书曾建议三种形式的合作:共产党人可以加入国民党;如果不允许的话,可成立联合委员会;这个不可能时,时常举行会议讨论紧急事项。国民党对这些建议置若罔闻。后来重庆愈来愈变得反动,竟通过了反异党及人民组织的办法。
一九三九年在中国,悲观失望一天一天地在增长。国民党困居重庆,一点也不抗日,日本把蒋氏撇在内地,而集中“扫荡”华北及沿海各地。国民党日益无着;国民党有人与敌勾通。那时候中国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么?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一九四○年写其《新民主主义论》。它曾是一声号角。他说中国并不是没有希望。中国人民有极大的后备力量。纵使国民党变为反动,变为汉奸,中国人民在抗战中和革命中将能获胜。该书随即分析胜利之路,早日胜利的方法;提出最能领导人民到达胜利及战后繁荣的政府的形式。不是国民党独裁,不是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政府,不是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的旧形式,而是一个“新民主主义”,一个所有革命各阶级的联合政府。
“新民主主义”是基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在“世界革命”现阶段之地位的分析,该“世界革命”在苏联已达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中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她的革命是民主革命,这种革命从前在欧洲诸国,是被建设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也必须在中国建设资本主义,但是,因为世界是在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这种资本主义将不是资本主义老的形式,受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服从于人民绝大多数的利益。这民主主义既不是旧的形式,受资本家的控制!——也不是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专政,像苏联那样。它将是一个“新的民主主义”,为“所有的革命各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并且甚至那些反对封建主义的资本家所联合管理。
“新民主主义”在中国革命思想中,划出了一个转折点,并且影响了世界革命思想。对于中共党人,它曾成为自一九四○年至今的所有一切的后来政策的基础。各解放区的政府形式是以它为基础的,包括著名的“三三制”,在这种制度之下,中共党人甚至在他们很容易控制的地区中,限制自己只占政府内职位的三分之一。经过五个年头的考验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氏向“七大”的报告《论联合政府》的著作中得到了新的发展,这本书可视作《新民主主义论》应用到后一时期的续编。
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觉得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整个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中——在一个数十年的时期中——我们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的纲领将不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式是建立起来了;有它的理论基础,它的实际的经验;它的对未来若干年的纲领。
《新民主主义论》在莫斯科也出版了俄英文版。苏联的评论家们认为它是一本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不仅适用于中国,亦可适用于相似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从这赞赏看来,很可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影响了战后欧洲所出现的各种政府形式。
《新民主主义论》出版后五年中,世界起了极大的变化。战争的发展,卷入了苏联,后来又卷入美国。美国加入对日战争并没有减轻中共党人的困难。它并未迫使日本从华北调走任何军队。同时蒋介石得到美国武器,对中国共产党人变得更利害。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在美国加入战争后,对共产党人说起来是他们最困难的时期,在此时期中,延安边区本身北面受日人攻击,南面遭遇蒋介石的攻打。
毛泽东的思想,在这时期中,发明了许多新的东西: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学会了“更彻底的分散”,以便深入到敌人最安全的地区。他们想出了一个农民民兵的广泛组织,没有薪饷,用极原始的武器作战,但和共产党人的正规军合作,以达有效的胜利。“生产运动”兴起,尽可能使部队与政府自给。“变工队”提倡起来,以增加田地的生产。
在这时期毛泽东所写的两本书出版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3),指出使延安边区渡过封锁与战争的政策;还有一本书通常叫做《改造思想意识》,但叫做《矫正三种作风》(按即《整顿三风》(14))也许更恰当些;它讨论学习方法、党的工作方法和写作方法。这是党内运动的一部分,以去除教条、学院气、狭窄的习气而根据具体和实际知识来决定政策和方法。
从第二本书摘引几段,可看出毛氏的用意及其文章的风格: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似乎有许多人,把它看作灵丹圣药,得了它就可以容易地医治百病。那些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的人,就是这种人。我们应该告诉他们的教条比牛粪还没用。因为粪可肥田而教条却不能。同志们,你们会知道我这样说的目的是使教条主义者们大吃一惊,苏醒过来……
“那么,那些从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的学校毕业生们是什么状况呢?这么一个人,是被认为是有知识的人。但是第一他不会耕田,第二不会在工厂里做工,第三不会打仗,第四不会办公……他所有的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这样一个人,可说是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么?我想不会的。至多算得一个半知识分子……
“书是没有腿的;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关起。读书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比煮饭或杀猪容易得多,因为当你要捉猪,猪会跑,当你杀它的时候,它将叫,然而桌子上的书既不能跑又不能叫,会任你摆布……多么容易的事啊!所以我希望那些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际经验的人们,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缺点,并且更谦虚点……(15)
“另一方面,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他们的经验,也是有害的。他们的丰富的经验是很宝贵的,但倘若以它为满足,是非常危险的,他们须知,他们的经验是属于感性方面的,他们缺少理性的或一般化的知识……他们的知识没有理论的基础,所以是不完全的……
“这样看来,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只有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出比较完全的知识。”
请看论批评的一段:
“有两个原则我们应记住。一个是‘惩前毖后’,另一个是‘治病救人’。我们应该揭发过去所犯的错误,科学地分析与批评,并且不偏护朋友,以便在将来每人都将更谨慎,可把工作做得更好些……但是去揭发与批评,正如医生治病一样,目的在治好病而不在去杀死人……企图一下子把他治好,或全身乱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16)
或这段,见《论联合政府》中论自我批评:
“一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否则就会积满灰尘。我们的脸是应该经常洗的,否则就会污脏。同样,我们同志的思想,党的工作,也必须经常地打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由于不停的运动,微生物,虫子是被分散了。”(17)
这些例子足够指出那清明、严峻而流利的文体,如何接近中国农民和表达了毛泽东的思想。这种体裁是普通人民所能了解的,就是这种体裁,使得中国共产党即在决定生死的战争中尚且认为值得为它进行三年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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