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师范“孔夫子”

第八章　第一师范“孔夫子”

“孔夫子”是第一师范的学生送给本校一位教员的绰号，那位教员所以能获得这个绰号，是由于他的道德行为卓绝无伦之故。“孔夫子”的真正名字是杨昌济。

杨昌济先生，字怀中，长沙潘藏村人⁽¹⁾。毛泽东常常说杨先生对他的生命有重大影响，杨氏把他的书斋命名为“大华斋”，并且把这三个字写在他所有札记簿的封面上。

杨先生是一位学问十分渊博的人。他秉具着坚强的性格，由于他的性格他养成非常严格的道德律。他的行为从无可议之处。由于他对孔子的学说异常熟悉，因此他的朋友和学生便都认为他俨然就是伟大圣人的化身。

他在青年时期，把光阴花在研究哲学方面。在三十岁时，他开始学习英文。后来他又出洋到外国游学，先到日本，继去英国，曾经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哲学一科的学位。其后他又转到欧洲大陆，在一间德国的大学继续从事哲学的研究。因此，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学问，他都有很深的造诣。民国元年他从德国回到长沙，并立时受聘于第一师范任教。

第一师范是长沙最富有的学校。它不仅免费供给学生膳宿，并且供给书籍和服装。在帝制时代，学生还可以从学校得到一些零用钱。由于这种缘故，可以想像得到：它的入学考试自然极不容易。在湖南全省的六十三个县中，每县每年提出二十个最优秀学生的名单，而由这些学生分别在各县参加初试。但二十人中能够通过初试者，通常不超过五人。当我在湘乡参加考试时，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在头一次考试中即被淘汰。在第二次考试时，五百名考生只有百名及格。学生的挑选固是严格，而聘请教员所定的标准之严格，亦正不相上下。当时第一师范的教员不仅都具有良好的训练，而其中有些教员的人品道德更是声誉卓著。他们的薪金甚高，如一旦有空缺，学校当局往往远自上海、安徽或其他省份中聘请填充。这就说明为什么杨先生会留在长沙，在那里教授逻辑、哲学和教育方面的课程。

暑假结束，重新回到学校之后，我发现同学们谈论一件事情：我们即将获得一位新教员；据说这位教员超凡脱俗，为第一师范前所未有。很自然的，每个学生都好奇地想知道他究竟是一位怎么样的人。上课的钟声响后，我们看到他远远向我们走来。他走路很慢，当他走进教室之后，我们发现他约莫五十岁年纪，胡须剃得精光，肤色黝黑。他的眼窝很深，而眼睛甚小。他说话笨拙，上课就念他的讲义，只念一遍，绝不重复，也不加解释，学生也无发问讨论的机会。一堂上完之后，每个学生都感到极大的失望。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有人提议请教务主任将杨先生解聘；假定这个要求被拒绝，就全体罢课。当时我是各班代表会议的主席，对这个提案表示反对。我辩说，杨先生讲话并不流利，但假定人们阅读他的讲义，便会发现是极有价值的。这些讲义是他个人研究和经验的结果，和那些只是从别人书中抄录而编成的东西大不相同。我认为在我们作这种鲁莽的决定之前，应该等到学期终了，看看我们所得到的实际结果如何。第二班的代表陈昌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最后我的提案为全体与会代表所接受，于是问题解决，杨先生仍继续授课。

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我和几个最好的朋友，熊光祖⁽²⁾、陈昌等，商谈怎样能使同学们听懂杨先生的讲授，以及能够加以欣赏的问题。当时我们所能够想到的唯一方法，似乎只有劝同学们细心阅读他所编的讲义。还有，就我们几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向同学们解说杨先生儒者的人格。当时毛泽东尚无听杨先生讲课的机会，因为他所教授的都属高年级课程；杨先生初到校时，毛泽东的班次比我低三年。

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所有受杨先生课的同学都对他极为称赞和尊敬。虽然他在课堂上谈得很少，但他的每句话都意味深长。他的方式是真正儒者讲学的方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全校师生无不对他五体投地，于是他成了“第一师范的孔夫子”。长沙其他的学校争相延聘，他执教的范围甚至包括远在岳麓山下的高等学校在内。很快，所有长沙的学生无人不知道这位今天的“孔夫子”了。

每个礼拜天的早晨，我的朋友熊光祖、陈昌和我三人，照例相偕到杨先生家里去讨论功课。我们交换阅读每个人的笔记，讨论提出来的问题，吃过午饭之后返回学校。杨先生对我笔记上的很多短语感到极大兴趣，因此，他便常常把它们抄下来，留为己用。他对我的功课甚感满意，在我的试卷上，他常常给我最高的分数一百分，还额外再加上五分。有一次毛泽东写了一篇作文，题名“心力论”。杨先生给了他一百分之外加五分。毛泽东甚感骄傲，因为这是他获得这种高分数的唯一的一次。

杨先生生前写过几部书稿，皆未出版。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杨开智把那几部稿子卖给了业已卸任的教育部长易培基⁽³⁾。但事实上他和杨氏的思想极为不同，自然不能欣赏杨先生著作的真实价值。易培基去世之后，杨先生的遗稿显然是失落了。

在长沙任教六年之后，杨先生收到来自北京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前教育总长章士钊拍来的，告诉他北京大学校长聘请他至该校任教，并促其前往。他于一九一八年夏离开长沙首途北京。住在北京豆腐汁胡同⁽⁴⁾，其后我也曾在那里住过几个月。我一到北京之后，就住在杨先生的家里，后来毛泽东也搬了去。因此，我们三个人曾共同住了一段时间。

一九一九年正月，我离开北平前往巴黎，数月之后，我竟在一封信中获知杨先生去世的噩耗。在长沙时，他曾定制了一只特别大的木桶。桶内满盛冷水，每天早晨他把全身浸到水中洗冷水浴。到了北京之后，他仍继续这种冷水浴的习惯。他说：“一个人必须在每天早晨做点难事，用以强化他的意志。冷水浴可以强化意志，并且有利于健康！”我以为，北京那种冰冷冬天的冷水浴，可能就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之一。

杨先生在他的日记中给我一个很好的评语，这个评语他生前曾数度在公开场合中重复过：“在长沙六年所教过的数千学生中，三个最杰出的：第一是萧旭东；第二是蔡和森；第三是毛泽东。三个最优秀的女生是：陶斯咏⁽⁵⁾、向警予和任培道⁽⁶⁾。”

【注释】

(1)杨昌济生于长沙县清泰都板仓冲（今长沙县开慧镇）。

(2)应为熊光楚（1886—？），湖南湘乡人，1913年在第一师范毕业后任该校图书管理员。后参加新民学会并赴法勤工俭学。

(3)易培基（1880—1937），湖南长沙人，1920年任第一师范校长。1924年11月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仅一个月后辞职。后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等职，曾将萧瑜安排到故宫任职。1933年因“故宫盗宝案”被起诉，后郁郁而终。

(4)应为地安门豆腐池胡同9号。

(5)即陶毅（1896—1931），湖南湘潭人。长沙周南女校毕业，新民学会会员，并与毛泽东一起创办文化书社。

(6)任培道（1894—？），湖南湘阴人，1915年毕业于长沙第一师范，1927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1929年赴美留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国民党中央从事党务和妇女儿童工作，1948年后任国民党立法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