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放暑假了

第十四章　学校放暑假了

暑假就要开始了，布告栏上贴出了一张布告，这表示各班的功课业已考试完毕，我们将获得两个半月的假期，全体学生可望在三日之内离开学校了。

每个人都动手收拾行李，笑容满面地准备回家度假。书籍都自教室中搬了出来，装在箱子里；巨大的行李房中，这类箱子数以千计。在这两天之中，学生的情绪异常兴奋，不断地进进出出，把那间大行李房弄到有如海关的大办公处一样。人人有说有笑，喧闹异常。功课考完之后，每个人都生活于放假的气氛之中。“你写信给你的太太了吗？她知道你就要回家吗？”“你的未婚妻会来看你吗？”诸如此类的话，终日可以听得到。

最后，所有的教室都空空如也，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我的教室。我的书籍、笔、墨、文具等等，仍然摆在桌子上，我的书籍还是塞得满满的。毛泽东进来找我，他看到我还未动手收拾，便坐了下来，问道：“旭东，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决定暂不回去！”我答道。

“你真的打算留在学校吗？你上个月和我谈到，我还以为你是说笑呢。”

“不是的，”我说，“我决定先在这里停留一两个月，然后再回家去住上一二十天。今后的两个月中，学校一定很安静，我可以在这里做很多功课。”

“你这两个月里的计划如何？打算做些什么功课？”

“我打算把下学期的代数、几何、英文和地理等课目，自己先做一番研究，此外，我还打算读点哲学的东西。”

“我知道了。那么，校长准你留在学校里吗？”

“准的，我昨天晚上曾经去看他，告诉他我的打算。他表示这本来是违背校规的，但由于我要认真读书，因此他也同意了。他告诉我，在暑假期间，门房和四个校工会留在学校；因此，我不会感到寂寞。他说他会告诉校工和我住得近一些，以便对我加以照顾。厨子也要有一两个留在学校，我的膳食也有人料理。但是我必须自付膳费，学校不能负责任何额外的开支。”

“听来很不错呀。我也愿意和你一起留下来，你以为如何？”

毛泽东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自然很高兴，当即说道：“快去见校长。假定你喜欢的话，我愿意和你一起去，这样可能对你有帮助，有一个好友做伴，和我一起住在这里，那是再好没有。我很希望你能留下来。”

“但是请你告诉我，”毛泽东有点犹豫，“你要给厨子多少伙食费？”

“两块半钱一月。每餐一菜一汤。”

“两块半钱！那就是说，两个月需要五块钱！”毛泽东吃惊地说，“这太多了！”

“不，不多。我认为很便宜！但是，你不必担心花费的问题。假定你钱不够的话，我可以借给你。走，现在我们快去见校长。”

我们一起去见校长，他对毛泽东的请求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其他的学生听说我们要留在学校，其中两个也要一起留下来。又要求我和他们一起去见校长。校长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因此，在那年暑假中，我们四个人继续留在学校。我对那两个同学虽然很熟悉，但他们和毛泽东只不过泛泛之交而已。我和毛泽东都认为他们非常平凡，没有被挑选为新民学会会员的资格。

夏天天气非常炎热，因此，在下午根本不能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早上看书，中饭之后，则作闲谈，但有时热到连闲谈也感到吃不消。温度之高，我们即使坐在那里不做任何事情，也会汗流浃背。

我们几个人早上的工作各不相同。我从英文、代数开始，而毛泽东对这些则毫无兴趣。他甚至根本不想去提高研究英文和数学的兴趣。他花费大部分的时间阅读古典文学和历史。其余的时间，我常以写字来排遣。

毛泽东留在学校的原因和我不同。他在家里全无温暖可言，假定他在这个时期回家去的话，他必须在田间帮助他父亲收割麦子。田里的工作，对他来说，比最初他离家时更觉乏味。但在这里他仅有一双鞋子，已经破得不像样子，两只鞋的底子都已经磨穿；因此，为了弄一双新鞋，他至少须在稍后的时间回家一次。

那个时候，学校所有学生几乎都穿着家里做的鞋子，穿着鞋铺做的鞋子的绝无仅有。穿鞋铺做的鞋子乃显示不必要的浪费，目的不外是向人夸耀而已。因此，凡穿着这样的鞋子，其人总是被人瞧不起。那另外两个留校学生，有一个就穿了一双很漂亮的鞋铺做的鞋子。对我来说，这种鞋子反不如毛泽东所穿的那双破鞋有价值。那位伙伴发觉我们对他鞋子的观感，即不再穿，毛泽东的那双破鞋反而获得了实正的荣耀。

我们只有几个人，就更显出彼此性格的不同。我觉得保持我的书桌、书籍和房间尽可能的整洁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而且这也是我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性；即使没有人天天要来检查，我也是如此。然而，另一方面，毛泽东的书桌却永远是乱七八糟。这在我们的书室里也并无两样。我的书室永远是整洁而有次序，毛泽东的书室则是一塌糊涂，他从未想到要来一次洒扫。有一次我开玩笑地向他说：“大英雄如果不能治理他自己的房间，怎样能够治理天下呢？”毛泽东回答道：“大英雄一心想着治理天下，就没有时间来治理房间了！”

暑假期间，学校没有热水供应，因此，每个人必须到厨房去烧自己所用的热水。我每天洗澡一次；但在那样的大热天，毛泽东却经常数日不洗澡。他抱怨我洗澡洗得太勤了。“真是不必要的麻烦！”他说。

毛泽东不仅对自己的不清洁洋洋自得，并且对我喜欢爱整洁的习惯大加反对。我在饭后，总是刷牙一次，他却讥笑说：“吃过饭之后，就必须刷牙么？这是富人子弟的典型习惯！你是个十足的绅士，是吗？”于是他送我一个“富人子弟”的绰号。我们彼此之间的性格、背景和生活习惯虽然这样的不同，我们也常常毫不犹豫地互相批评，但是我们都从来没有真正争吵过。事实上我们彼此双方都很欣赏，并且觉得必须相互尊重。彼此批评一阵之后，我们总是以大笑来作结束。我们都喜欢开玩笑，因为可以藉此得到松弛和调剂。

这些小意见上和习惯上的不同，并不妨碍我们严肃的讨论。每天下午我们都有一段长谈，通常都是没有特定的话题，而以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为谈论中心。特别是讨论我们在报纸上所读到的新闻。

第一师范，认为教育宗旨最重要。大礼堂入口处的横匾上，写着下面几个大字：“德、智、群、美”。这是民国元年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宗旨。但所谓群育，往往是摹仿了德国和日本。毛泽东认为这一点最值得赞赏。我却不表赞同。我说：“蔡元培的宗旨虽然很有道理，我却认为平凡得很。其中只有美育一点比较新颖。当时蔡元培曾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题名《以美学代宗教》。”

“但是，”毛泽东坚持说，“群育比什么都重要，假定国家弱的话，讲美学又有什么用呢？首要的事是克服我们的敌人！与美学教育又有何关系呢？”

“在古代的诗歌、经典和音乐中，德性的完美是最着重的。那也就是同样意思。”

毛泽东反诘道：“最要紧的事是强盛起来。”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不同，然而在我们欢快的热忱的青年时期，我们又哪里知道这种不同的深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