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留在北京

第三十四章　毛泽东留在北京

蔡和森、熊光祖以及其他人和我着手组织勤工俭学预备班，毛泽东也帮忙。但经过多次跟和森与我讨论后，毛泽东终于决定不去法国，他说他喜欢留在北京。

有四个理由，使他作此决定。首先是路费问题，毛泽东一文不名，船费虽然减低到一百大洋，但对他来说，仍是非常庞大的数目。其次是在语言方面，他说不上纯熟。第三，留在北京，他可以继续读书，同时又能为我们的新民学会征求新会员。而我们留法学生当然需要有一个可靠的联络员留在北京。第四，他认为要在政治上有成就，不一定要读书或求学问，要紧的是一个人有能力去组织政党，并纠集一大群忠心的徒众。

蔡和森跟我都同意毛泽东留在北京，实现像我们在法国那样的勤工俭学计划。这就产生了无可避免的问题，要找工作给毛泽东糊口，我们三人对这个问题讨论多次。当时，我们正在国立北京大学为新民学会征求会员，于是告诉毛泽东，认为他最好是在北大找一份工作。我们想到一份课室清洁员的工作，因为他做完简单的工作之后，可旁听讲课。北大确需雇用一人，在下课后清洁黑板和打扫课室。这是轻便的工作，而且有额外的好处，可使该工作人员经常接触他所负责的几个课室内的教授和学生。我们一致同意这对毛泽东是理想的安排。

横在眼前的问题便是怎样获得工作。负责雇人做这些工作的，是一名地位十分高的教授，他另身居其他要职，工作繁忙，我们不知道怎样为这份卑微的工作求见他。终于我们想起蔡孑民校长，他一直对我们很关心爱护，我们给他写了一封信，问他可否下一个公事，为我们一位朋友，找个课室清洁员的工作。蔡校长是位可敬的人，他马上了解我们的困难。不过，他有一个更好的意见：他建议，毛泽东与其做课室清洁员，不如就在图书馆工作。于是，他写了张条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说：“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蔡校长没有指出毛泽东是由长沙来的，也没有说他是“青年领袖”。李大钊于是让毛泽东负责整理图书馆，这是十分简单的差事。完全是靠蔡校长的帮忙，因为李大钊身居高位，雇用低职工人的事情与他没有直接关系⁽¹⁾。

一九二一年，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成了共产党在北京的秘密领袖，毛泽东在湖南也占着同样的地位。在我第二次赴法之前，我曾跟李大钊数度长谈。返国后，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我们一起搞革命反对张作霖。常常躲避军事当局的搜捕，但是我们总是相约秘密会见。我们曾谈及毛泽东，有一次，他说：“我给毛泽东整理图书馆的工作，不过是遵从蔡校长的指示。我根本不认识你的好朋友。”一九二六年，李大钊在北京俄国使馆被张作霖逮捕，并遭绞杀。

毛泽东对蔡孑民校长一直非常感激，他给蔡校长一封信，每一封都是以“蔡夫子大人”起笔。他自承是蔡校长的学生，永远对他表示恭维和敬慕。一九三八年，蔡孑民先生匿居九龙，这是距他逝世前十二个月左右，我常到他家促膝闲谈，我们好几次偶然谈及毛泽东，垂暮之年的蔡校长已忘记许多细节，他只记得毛泽东写给他的信，却不能忆及毛泽东的容貌和口音了。

就图书馆的工作来说，毛泽东依照我们原来的计划，凡到图书馆看书的学生都尽量藉故攀谈，以吸收新民学会会员，但这项工作成效不大。他写信对我说：北大学生，像傅斯年、段锡朋、罗志希等人，他在长沙听说过他们是最优秀的学生，都使他十分失望。

一九一九年，毛泽东返回长沙，参加“驱张行动”（推翻湖南的暴虐总督张敬尧）。驱张的唯一途径是说服驻湘粤交界的军队，开进长沙，协助革命，然后请前任总督谭延闿重掌大权，在教育界开展革命运动的主要策动人是易培基，他在第一师范曾是毛泽东的国文老师。实际上整个教育界都卷入漩涡，张敬尧被指为湖南人民的公敌。易培基与毛泽东及其他学生，筹划起义大计，他们称起义是“与邪恶势力的斗争”。

要了解毛泽东离开北京的原因，这里必须一提北大校内的两位激进领袖：文学院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长李大钊。这两位都曾写文章颂扬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他们后来跟俄人秘密联系，接受俄人建议在中国组织共产党。

因为不能公开以组织共产团体为名义，于是发起“马克思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总部设在北大。另一个重要步骤是“外国语文学校”的创设，该校的唯一目的是教人学俄文。在这些领袖的计划里并未把毛泽东考虑在内。因为毛泽东当时仅系图书馆的一名工人，而且未在北大注册。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这样一来，毛泽东便觉得以他的处境看，他是不可能获得任何重要的位置的。而且，他自己在北大的工作亦无成效，于是，几个月后，他便决定返回长沙，在那里从头干起。他仍旧是新民学会的核心分子，希望将新民学会发展成为强有力的组织⁽²⁾。

这是一九一九年的情况，就在蔡和森与我抵法后不久发生的。毛泽东、蔡和森和我三个人仍是新民学会的主要负责人，蔡和森与我在法国征求到三四十名新会员，毛泽东在长沙则征募了百多人。不过，他将我们坚守的精挑细选的原则弃而不用，而仅以思想基础来挑选会员。他出版了一本杂志“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内容包括函札和评论，会员在上面发表他们自己的见解。但这刊物出了三次就完了。除了新民学会的工作之外，毛泽东还编印了一份周报，称为《湘江评论》⁽³⁾。当时他正筹划湖南革命，该周报的文章十分偏激。很多年轻学生甚至自动到街上推销《湘江评论》。为了宣传，我从巴黎写去的信常常刊在这份周报上。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办文化书社，售卖新思潮刊物。这间店子是由陶斯咏料理的⁽⁴⁾，我们这位最年长又最可敬的女伙伴，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湖南革命马到成功，张敬尧滚蛋了，谭延闿复任总督。最初煽动起义的易培基接掌新政府五名阁员的职务：总督第一秘书、陆军司令第一秘书、湖南教育会会长、省图书馆馆长、第一师范校长。第一师范是长沙知识分子的集中地，易培基任命毛泽东为附属小学的校长。

同时，年高德劭的“新民”会友何叔衡（我们叫他何胡子）被任命为《平民教育日报》社长⁽⁵⁾。该报是最优良的出版物，因为它有很多读者，何胡子获任新职，埋头苦干，很有成绩，影响了不少下层阶级的人。他手下有好几个十分优秀的编辑，其中一名谢觉哉⁽⁶⁾后来成为北京共产党政府的司法部长，后任内政部长。谢、何来自同一乡镇，是好朋友。何叔衡后来介绍谢觉哉给我们，于是大家又成为密友，我们也昵称他为“胡子”。这两位伙伴是新民学会最年长的会员，约在三十五岁左右，大部分会员平均比他们年轻十岁。何叔衡是我们多年的挚友，我们一起在楚怡小学教过书。对于谢胡子我虽然认识不深，但因为他是何叔衡的好朋友，所以我亦喜欢他。

现在，新民学会在长沙有了两个基地：一是《平民教育日报》，一是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又有蔡和森、熊光祖、向警予、李维汉、陈绍修，以及其他好几个新会员的协助。我自己则指挥在法国的第三基地。毛泽东返回湖南后，由于易培基和谭延闿统理省政，他行动上的自由绝无问题。

当时并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我们所有活动都集中在新民学会上，虽然很多会员盲目信仰俄国共产主义，以为它是能够改造中国的魔术棒。

不过，两年之后，一九二一年，新民学会分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较大的一个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领导下，成为湖南的共产党。

【注释】

(1)按《毛泽东年谱》，工作是通过杨昌济托李大钊解决的。

(2)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返回湖南，主要原因是母亲病重。

(3)《湘江评论》于1919年7月14日创刊。

(4)主持文化书社的是易礼容，陶毅只是投资者之一。

(5)1920年9月，何叔衡任湖南通俗教育社社长，主持编辑《湖南通俗报》。

(6)谢觉哉（1884—1971），湖南宁乡人，1920年到《湖南通俗报》任主编。1 92 5年入党，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