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法国的萌芽

第三十五章　中共在法国的萌芽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休战条约签署。翌年一月初（凡尔赛和会召开），我跟随李煜瀛先生在巴黎，开展华法教育会，协助勤工俭学学生，编组参战华工等等工作。

我们先在巴黎近郊嘉兰·哥伦布买下一幢房屋，在那儿设立“华侨协社”，作为勤工俭学学生和参战华工的汇集场所。我们和其他人手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接待自华来法的勤工俭学学生身上。但我除了应付学生的工作外，还是《华工杂志》的主编，那是印给参战华工们看的。蔡孑民校长在法国的时候，曾为这份刊物写了许多文章，该刊是我们侨居在法国的十万同胞唯一能读到的华文杂志。在都尔城有一所中文印刷所，因此在编印上也很醒目。

抵法数天后，我便写信告诉毛泽东关于我们的行动。并请他向我们家里的亲友报告一二。我将该信的一节摘引如下：

勤工俭学与华工组织极具功效，我们人力仍可应付至少多一千名的学生。在此一千人之中，应可挑选一二百名为新民学会新会员。至于参战华工，业已超过十万名，从其中挑选一万名，谅非难事。循此，我们定能增强新民学会，使成为改造中国的坚实基础。在目前，我全力集中于华工的选拔，因为征求学生为会员的工作，须待蔡和森抵埠后，才能正式开始。

毛泽东的回信万分热烈，他写道：“吾等正奠下改革中国的基石！弟当努力于长沙之扩展运动，唯目前兄等在法似乎较易进行……”

当时，我们双方都谨守新民学会的最初原则，注意会员的道德修养，主要目标是促进新民学会的成长，把它当作传播文化知识的摇篮。很多活跃聪明的学生，在半天工作的计划下，由华来法。不过我们不认识他们，所以很难邀请他们加入新民学会，这使不少人产生了嫉妒心理，在当时这倒是免不了的。

另一个无可避免的困难，是华法教育会的基金不够应付日益增加的勤工俭学生，许多人抵法时，只懂一点点法文，或完全不懂，要照顾所有这些青年人，为他们寻找适当的工作，绝非易事。于是怨言很多，那时经济情况不稳的学生，对我们诸多批评。

这上千上万在法国的华人——参战华工和学生，大多不懂共产主义为何物，倒是有不同程度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很自然成为共产党宣传的对象。他们耳闻目睹俄国下层阶级取得革命成功的事实，至于对抽象的理论基础，有时间和能力去研究的可说没有几人，大部分人都是从现实的日常生活来了解马克思这三个字，他们并非站在分析和批评的立场上去看新俄罗斯的理论，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新宗教，盲从马克思和他的教训，恰如基督教徒信奉耶稣基督一般。但即使这些人采取这样的态度和信念，仍还是他们自己个人的信奉，因为那时还没有组织性的宣传工作。

一九一九年春天，蔡和森抵法，一有机会他就发表谈话，总告诉同胞，共产主义是好东西。当时，他仍没有一个组织可以使他们加入，他也不曾研究过马克思或任何其他的革命理论。不过，在此之前很久，和森自己已经倡言“打倒资本主义！”的口号。他对我说：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润之，说俄人一定要遣人到中国，在华组织秘密共产党，我认为我们应该效法俄国的榜样，而且应马上进行，我们已无时间事先研究所有的细节了。”

我清楚记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过的交谈。我坚持道：“我们在制定任何决策之前一定要把事情小心研究，我原则上同意应推翻资本主义，但我绝不盲从俄国共产主义的理论！”

“不管那是什么形态的共产主义，都没有关系。”蔡和森说，“我们越研究便越难下决策，俄国的计划现成的摆在那里，一切都详细拟订妥当。为什么还要去研究其他形态的主义呢？俄人的整个计划一色俱备，且已写在白纸黑字上让我们读到，他们自己也实现了这个计划。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做其他的尝试呢？”

蔡和森坚持道：“我们一定要选择最有利的方向完成革命。我已经写信给润之！告诉他我的想法，我肯定他会同意的。你太空想、太感情用事、太重理论、也太散漫了！”

这次交谈发生在蔡和森抵法后两天。和他同船来的有五六十名学生，“华法教育会”决定送他们到蒙达尼中学，先在那里暂住，等待找到适当的工作，也可利用时间学习法文。蒙达尼距巴黎四个钟头路程。蔡和森走后，我们的通信频密，他有时一天写两封信给我。但我们彼此的意见没有改变。

蔡和森向蒙达尼的朋友讲述共产主义，同时又向法国其他地方的学生写信游说。他说话的本领不大，但是纸上陈述意见却相当精彩，甚至胜过毛泽东。很多人都为他的信所激动，他的热情也就传开去了。同他来法的蔡大娘（当时约五十岁）和妹妹蔡畅都很尊重他的意见。不过，他头一次改变别人的思想，还是他的爱人向警予，她亦是新民学会的优秀会员之一。向警予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演讲也十分有声有色。她为人特别恳挚，同时又美丽温柔。她成为中国第一名女共产党员，又是蔡和森的宣传助手。无论男女都受她的影响，很多人接受她的思想，很多妇女都耐心听她讲话，被她的热诚所感动。她写了很多信给我，谈论说不完的问题。

当时抵法的另一个老友是李维汉⁽¹⁾。他亦名“和森”，我们称他为“李和森”，有时则叫“老李”。他亦是新民学会最早的会员之一，我们非常爱护他。在长沙考入第一师范时我便认识他，对他十分喜欢。他的父亲又老又穷，无力帮助李维汉，李维汉很孝顺，我们很为他们两父子难过。李维汉为人谦逊沉着，说话缓慢。在任何讨论场合中，他很难了解别人的观点。因为他不能讲法文，所以在蒙达尼便终日跟蔡和森谈话。这两个“和森”说话投机，自然是李维汉接受蔡和森的思想和意见居多。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派李维汉和周恩来为代表，在重庆（后来在南京）跟国民政府谈和。后来，我在报纸看到，他在北京曾任一个重大的政治会议的秘书长。现在，他在政府中身居高位。每逢我读到或听到有关他的新闻，我都禁不住记起我们在蒙达尼的谈话，以及他当时结结巴巴说不出话的神态。李维汉、蔡和森、向警予是致力宣扬共产主义的最热烈的三名传道者！

在一九一九年间，法共虽然注意到那一班人的潜力，但法共本身当时所进行的宣传工作，亦微不足道，且留法的十多万华工和学生之中，并无共产党的组织。但在华人聚居之地中，却有拥护共产主义的团体，在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间，确已招募了一些成员。对这个团体的支持，直接来自北京，间接则来自莫斯科。

俄人曾先遣派一名特派员到北京，跟“北大”的急进的文学院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长李大钊接头，企图说服他们，在中国组织共产党⁽²⁾。由于中国政府不会容许任何的公开的共产党组织出现，于是先做铺路工作，设立一个青年人的协会，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用两个英文字母来命名，简称CY，实即“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 nist Youth）的代称，但那些不明就里的人，当然不知道这两个英文字母的含义。为了保密的缘故，初期的中国党员依同一方式也称中共为CP（Communist Party）。CP的成员，是挑选最优秀和最有前途的CY分子组成。除此之外，同时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又堂而皇之地开办了一所“外国语文学校”，美其名曰教授俄文⁽³⁾。“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甚至有一段时期公然在北京大学挂出招牌来。

如前所示，陈独秀接纳了莫斯科的建议，好几个组织和附属支部都由他直接控制。

陈独秀有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二人都加入了CY。一九二○年年尾，这两个孩子受到他们的爸爸陈独秀的指示，到法国展开共产党的组织。他们在巴黎号称“二陈”。但交付给他们的工作，后果证明他们不能胜任，于是被召回华，另指派两人接办。

那两个人是当时住在法国的四川学生——赵世炎⁽⁴⁾和任卓宣⁽⁵⁾。赵、任这两个青年人十分能干，有责任感，在法国CY中任书记的职位，努力促进中国共产主义的事业。他们所掌握的秘密名册有几百个人，服从他们的命令，但这些人都不是华人聚居地的居民。

任卓宣后来返回中国，成为湖南长沙的CY和CP的头头。他终于遭政府逮捕，判以死刑枪毙了。他的躯体遗弃在他中枪倒下的地上，翌晨有人经过，听到他的呼吸声，便送他到医院去，救回他一命。当时报纸的舆论对他十分同情，于是政府没有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待他从鬼门关爬回来，完全康复以后，他宣布他为共产党效力已功德圆满，这条再拾回来的性命，不拟再做一个共产党人了！他后来入了国民党，获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现居台湾。他成为三民主义的最佳理论家，但我四十年来，不曾见过他了。

当时我所熟知的共产党人中，蔡和森、向警予现已不在人世，徐特立则年近八十，他是我的教育学先生，后来也教过毛泽东同样的科目；他以“老学生”之名，随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我仍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提拔我到“修业”任教。虽然他不是顶好的理论家，但中共仍把他当作老战士，作为党的老招牌之一。蔡畅、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陈毅、饶漱石，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曾名列在赵世炎、任卓宣秘密名册的几百个人名之中。

就这样，留法华人中间散播下第一批的共产主义的种籽。

【注释】

(1)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入党。1927年“八七会议”后任政治局常委，1933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2)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俄共远东分局的维经斯基（1893— 91 53）来北京、上海，通过在北大任教的俄国教授认识李大钊、陈独秀，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计划。同时来华的俄共党员还有杨明斋等数人。

(3)1 29 0年在上海开办。

(4)赵世炎（1901—1927），四川酉阳人，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与周恩来等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入党。1922年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任书记。回国后领导了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同年7月被国民党杀害。

(5)任卓宣（1896—1990），又名叶青，四川南充人。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参与组织共产党。回国后被捕叛变，后长期从事国民党宣传工作，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