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会见记

毛泽东会见记

根瑟·斯坦因

在中国西北一个小城——延安，几个涂刷白粉的窑洞的一间古朴“住宅”中，住着一个人。他，我相信，是今日世界上最伟大，最受爱戴的政治领袖之一。

一百万党员，以一种国民党党员之间对于蒋介石我所从未见过的无比热情，以及对于任何中国人都少有的纪律，遵从着毛先生的理论教导与实际政策。这主要是自动做的，因为党员们每天都看到毛泽东如何寻求并利用他们的意见，以制定政策。

其余在共产党管理下的绝大多数人民也随从着他，因为他们明白，他自己和他的党的基本原则，是从一切爱国人民的群众观点出发，来计划并实行一切政策，这是他在同非党人民的日益增进着的民主合作中所发展了的制度之实质。

然而毛泽东并不是党的独裁者。使二十来个实际指导党的卓越共产党人承认他为领袖的，只是他伟大的经验和真正的人望而已。

毛泽东，一个自幼的革命者和党的创立者，过去是一个教师，现在仍然还是。这就是他实行领导的情形，这就是他所以从刻板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所以常有时间同各方面的领导者们，同人民，同纯朴的农民以及同任何向他寻求意见或关切的人们谈话的原因。

但是当我在几次长谈中会见他的时候，他所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到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

我见到毛泽东，苛刻地，粗率地问道：“你以什么权利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

“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

“在我们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八千六百万人民。靠着我们的帮助，并靠着大部分由他们自己补充的军队，他们从日本侵略者手里，解放了中国国民党所失掉的地方。解放区的政府是自由平等地选举出来的，我们共产党在一切参议会中，限定至多只能有三分之一的席位。

“至于其余的，不到两百万的人民，是在所谓边区，围绕着延安的后方根据地的行政机关领导之下的。我们到此地，是内战的结果……

“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们自动地退让，但我们却绝未放弃过在边区和在我们所解放的区域内，自由选举地方政府的权利——那是在国家权力之下的地方政府。我们也绝未放弃过在国民政府最高统帅下，领导我们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军队的权利。

“最后，我们也绝末放弃过在真正的民主中，共产党要同国民党有平等政治地位的权利。我们正在争取真正的民主。”

在我同毛泽东谈话的三十小时当中，我开始了解，就我所有我所访问过的几百个共产党人，包括地主、商人以及从前的国民党人员而言，毛泽东先生所享有的信任与爱戴了。

在他的强有力的前额后面，是一个稀有的清晰而明敏的脑子。他几乎羞怯的谦逊与自然的热诚，反映着对于别人的人性尊严的深深敬重，以及对人的学习能力的深深信任，那正是他不断地让负责的工作者们所牢记的基本意识之一。

一开头，他显得有点温和。但他却有一种人的坚定性，那种人相信着智慧的说服而不信强力，并且知道怎样鼓舞别人热衷于战争的胜利作为当前的目标，热衷于社会与文化的进步作为久远的目标。

他锐利地，不妥协地批评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策。

说服他们并争取他们而惩罚他们，是他对于战争俘虏们，从前脱离党的路线的人们，以及一般犯人的政策。他告诉我：“你不要打击一个害病的人，你必须打击的，是这人的疾病。”⁽¹⁾

毛泽东给予我一充分的发问题问他的时间。我从来未遇见过我的访问对象像他这样耐心。

我们第一次会面从下午三点到夜里三点。我们在郊外他的四个窑洞“房间”的接待室里谈话。是一个小的高度拱形的窑洞，四壁被粉过，布置简单，往外可看到一个农民的老果树园。毛泽东坐在一把旧椅子上，接连不断地吸着香烟，吸吮着烟气的时候，像中国某些地方的农民所特有的一样，发出一种奇异的响声。我坐在一张钉有强力弹簧的沙发上，我的笔记本放在一张动摇的小桌上，像美国训练的《自由日报》（Liberation Daily）的助编一样，将他所说的话全部记下。毛泽东不时地在窑内外来回走动，有时高而巨大的身躯站在我的前面一会，他眼睛曾几分钟盯视着我，以一种安静的态度，缓慢地有条不紊地谈着。

在一棵老苹果树下略进餐食之后，我们在室内续谈。有两支蜡烛放在我们中间，毛泽东巨大的影子被映到窑洞拱形的顶上。他看到我在摇摆的桌子上写字不方便，跑到花园里，捡了一块平的石块回来，将桌子的一条腿垫平。我们不时地喝着葡萄酒，我们谈话期间一盒盒的土造香烟都给吸完了。

一入夜晚，我几次提议告别，虽然我是急于要问他许多问题的。但他都不听。他将给我更多的访问次数，他说，但为什么不在今夜继续下去尽可能多谈—些呢？直到早上三点钟，我最后决定要走。我已神色困倦，四肢发痛，眼睛发红，而他却是清醒活泼，谈吐不乱，一如昨日下午一样。

毛泽东不躲闪我的任何一个问题。他的信念因为是忠诚的，就感动了我。他辩论的逻辑，强烈地对照着我在边区五个月来天天见到的社会的与政治的生活。

我访问的记录，又重拿给他，以便弄清里面有无弄错的地方。有一星期没有还给我，忽然有一天我碰到毛泽东了，他解释迟迟未还来的理由：“我得将我对你所谈的全部和朱德、周恩来同志商讨一下。他们同意。”我的笔记本原样被还回来。

以下本章所记的是这次会见的要点，为了保存其文件性质，里面丝毫无我自己的意见。

“你们不能把那可怕的名字‘共产党’改一下吗？”盟国的军事代表团的官员们，他们相信延安作战的努力，延安实行民主与全国团结的愿望，最近以此就问于中共。

“从一般的公认的这字的概念来说，你们不像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辩解常这样说，“你们只是社会改良者，甚至你们也称自己的制度是新民主主义。把中国共产党这名字作一适宜的改换，将使我们美国人更易于了解你们真实的目的及将来的趋向，有很多美国人，是只要一提共产党这名字就害怕的。这将便利于盟国在抗日战争中与你们力量的合作。”

延安的领袖，以及在重庆的代表，回答是他们不能改换自己的名字——因为他们现在是而将来也是共产主义者。

“所有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只有一样是共同的，”毛泽东在回答我的问题——是否真无可能把党的名字，“那个可怕的字‘共产主义者’改换一下”的时候说，“他们所共同的是他们政治的思想方法，全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的。

“每个地方的共产党员都必须区别开这种思想方法与另一种全然两样的事：作为思想方法的最终政治目的底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制度。

“特别是在中国的我们，一定要严格地分别清楚，一方面是共产主义的观察、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另方面是实际的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种政策，这些政策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一定要作为我们最近的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就无法指导目前我们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我们也无法将我们共产主义的哲学，正确地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上面。

“我们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被执行下去，而且适用未来的相当长的时期。因为存在在中国的具体情况规定我们要继续这一政策。

“目前中国需要的是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更具体点说，中国目前的需要有三个：（一）驱逐日本出中国；（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给予人民以近代的各种自由，组织真正由人民普遍选举出来的全国的及地方的政府，这些我们在解放区已全做到了；（三）解决土地问题，这可以使一种进步性质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通过现代的生产方法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些就是目前中国革命的任务。在这些任务未完成前要讲实现社会主义，那只是一种空话。这就是我一九四四年在我的《新民主主义论》里告诉我们的党员的。这在那时我已说到，我们革命第一期的民主阶段，是无法使其短促的。我们不是乌托邦主义者，我们不能使我们自己脱离目前的现实。”他微笑着补充说，“很有可能中国到达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阶段还落在你们西欧国家的后面，西欧经济已高度发展了。”

当我问他在他以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主要的经济与政治内容时，毛泽东给了我他对共产主义在未来对地主的态度问题的意见。

“新民主主义经济最主要的特点，”他说，“是土地改革，这个即令在以抗战为主的现阶段，我们也执行得很好。因为我们的农民是主要的被剥削的对象——不仅是中国反动势力的，而且是敌占区日本帝国主义剥削的对象。只因在我们的战区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才能使我们在一开始就能抵抗日本，因为这有利于农民的改革，使农民大众成为我们抗战的最基本力量。

“在中国其他地区，尚未改革的土地制度，伴随着分散的、个体的农民经济——在这制度下农民毫无自由，只是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彼此甚至毫无接触，过着一种不景气的劳作生活——乃是我们古老封建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不能放置在这种基础上。因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

“工业因此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一个工业的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为了发展工业，土地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如没有一种反对封建地主制度的革命，就无法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在许多年前已为西欧国家所充分证明了的。”

我问及战后中共对中国工商资本采取的态度问题。

“我们坚信，私人资本，中国一如外国一样，在战后中国一定要给予以自由的广阔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工业的发展。”毛泽东答道。

“在中国战后与外国的贸易关系上，我们想以同各国的自由平等贸易政策，来代替日本使中国殖民地化的政策。在国内，我们想取消国民党政府的、抑制人民生活水平的因而也就限制了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而代之以我们在解放区已实行的政策，这政策就是，扶助人民的生产力量，提高他们的购买力，而因此也就造成了最迅速的、最坚实的近代工业成长的最主要的条件。

“依照孙中山博士的主张，中国工业化将有三种形式，而我们认为这是与存在在中国的情况相适合的。支配全国经济的大工业，如铁路、矿山，应由国家经营发展。其余工业应由私人资本经营。至于对我们巨大的潜伏着的手工业与农村作坊的开拓，我们将依靠强有力的、民主经营的合作制度。”

在战后中国，中共计划扮演什么样的政治角色呢？我问。

“我们党员的数目在中国人民中间自然是极小的一部分，”他说，“只有那极小的一部分能代表人民大众的意见，而且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时，人民大众与党的关系才是正确的。”

“今天中共不但代表工农大众的意见，而且代表抗日的地主、商人及知识分子等的意见，也可说是代表我们地区一切抗日人民的意见。中共是愿意，而且永远预备着与中国一切愿意与其合作的人们密切合作的。

“这愿望表现在我们民主政治的‘三三制’上面，这制度限制在所有要选举的团体内，共产党员最多不能超过全体人员的三分之一，而以三分之二的席位给予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士。”

“对你们目前的政策，中共内部有任何反对的意见吗？”我继续问，“或者对你解释的中国长时期的需要有反对的吗？”我指的是，重庆常谣传说中共内部不和。

“没有，”他说，“我们党内现在没什么反对的意见。在早期曾有过两次叛逆。一个是托洛茨基派性质的，以陈独秀为代表（他一九四二年死去了），距他的叛变已很多年，对党内已无任何影响。另一个是张国焘，他在某个时期曾反对我们党的正确政策，后来落得孤家寡人而去。他现在在国民党的特工部门工作。这两次叛变均未影响到我们党的团结，现在更是痕迹毫无。”

我插问：“你是说，你们没有一个政策曾引起过质问与反对吗？”

“自然，我们内部是时时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的。但这些全以民主方法，讨论与分析问题中的疑点，而加以解决。如果少数人仍不相信多数人所决定的是正确的，即用党的会议上的展开辩论解决之。在我们工作中决定的因素，是我们总是去发现那些政策是人民大众接受的，而那些政策老百姓是有意见或提出反对的。只有证明了为大众所拥护的政策，才能成为我们党的政策。

“在刚采用一个新政策的时候，党内外可能有许多人对此均不十分了然，但在任何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一个压倒的党内外大多数的共同意见一定被形成，因为我们党的组织经常注意群众的反映，而根据人民的真正需要与呼声来不断修正我们的政策。全党上下组织，都遵从着我们党的不能脱离群众，而要与人民的需要与愿望谐调一致的重要原则。

“我们任何政策的正确性，经常必须是，而且是在为群众自己所考验着。我们自己经常检查我们自己的政策与决议。我们一发现错误立即纠正。我们从成功的与失败的两方面的教训中，总结经验，而尽可能广泛地运用这些经验。用了这些办法，共产党与人民大众的联系，总是经常在增进着。”

毛泽东已谈到他最喜欢的题目上，他常常要求所有的党员在他们一切决议与行动里持有他说的“群众观点”。他兴奋地谈着。

“这是最基本的关键。如果一个政党的领导人，是在真正地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工作着的，如果在这奋斗中他们是忠诚的，他们将有无限的倾听人民意见的机会。

“我们倾听人民的意见。通过村、镇、区、县以及我们地区的各个地方的群众会议；通过同党员以及各阶层男女的个别谈话；通过特殊的会议、报纸，我们收到的人民的电报和书信——通过所有这一切我们能，而且的确常常能发现到群众真实的、赤裸裸的意见。

“此外，我们的方法是在每个活动里面寻找成功的与失败的典型。我们彻底地研究这些典型，从典型里学习、总结我们在这事件上的经验，目的在于得出具体的结论对工作作必要的改进。这种了解实际，研究好坏典型的时间，在某种情况下也许需要几星期，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也许得几个月，甚至有时是几年。但以此方法，我们常常与实际运动的发展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发现人民的要求与需要，向人民中间的党与非党的良好工作者学习。

“我们某些干部可能有时完全不了解我们的政策，因而在执行中犯了错误，因此这些同志应该受批评与教育。为了这个目的，彻底研究与分析一个好的典型也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给我看一张《解放日报》。“就以今晚上的报纸作例吧，这里有一篇占了一整版的长文章，详细地描写八路军的一个连队如何克服了缺点，而成为最好连队里的一个，我们军队中的每个连队的干部与战土，要精读、钻研与讨论这篇文章。这是最简单的，以一个连队好的经验作为政策，去教育五千个连队的方法。在别天的报纸上，你可以看到相似的，关于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医院，或是一个地方行政机关的文章。

“回到党员与非党人士密切了解与合作这个重要问题上吧。这已有很大的急剧的进步，但我们某些同志还在这方面免不了犯错误。

“某种意外的事件与误解仍在发生。有些地方我们仍有一些同志企图把持包办。

“我们因此时时唤醒每个人注意，在我们民主的‘三三制’下面给予非党人士以实权的重要。在我们政策的实际执行当中，我们很具体地向我们的全体党员指出，我们与非党人士的真诚合作怎样帮助了群众也帮助了我们。总之，党与非党人员的相互信赖，在他们要共同从事的工作进行中是增强了。”

我问毛泽东他是否以为中共在其政策中犯过任何严重的错误呢。

“在全部基本观点上，我们的政策已被证明一贯都是正确的。最主要的是我们在新民主主义下的基本政策的正确——让人民大众为一个革命自己组织起来，这革命的目的在于求得国家的独立、民主与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人民生活的改善。

“至于在这些基本政策运用到具体情况上时，是时常容易出现一些偏向的，偏向一部分是右的，一部分是‘左’的。但这绝不是全党的偏向，也非是党内某一部分的偏向，而只是我们队伍中某一些的偏向。从所有这些错误中，党都全得到了经验。”

重庆的中国朋友，曾要我去发现中共是“中国第一”呢，还是“共产主义第一”，我以此就问于毛泽东。

他微笑了。“没有中国，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你可以同样地问，谁是第一，是儿子还是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这和国民党区域的人们问你的另一个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工作是为我们的党呢，还是为着人民。你随便到什么地方问我们的老百姓吧。他们非常清楚，共产党是为他们服务的。他们同我们度过最艰苦的时代，有他们自己的经验。

“至于说我们的思想方法，我已对你说过，就是我们，一如任何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一样，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这也许就是那些问我们‘共产主义第一’呢还是‘中国第一’的人们所指的东西。但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是说我们忽视中国的文化遗产，或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

“这是毫无疑惑的，即中国历史传给我们的东西许多都是好的。而这种遗产我们必须使之成为自己的。在中国却也有某些人的崇拜古代的陈腐的思想，这些思想已不适合我们今日的中国，而只会对国家有害。这些事情一定要被清除。

“在外国文化里，也同样有许多我们应该接受的优秀的进步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也一定有腐败的，像法西斯主义一类的东西，必须加以破坏。

“从中国的过去，或从外国接受思想，并非不顾情况地死搬。他们必须与中国的现实情况相和谐，而加以适当的运用。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历史的遗产以及外国的思想的。我们反对盲目地接受任何思想，如同反对盲目地反对一样。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脑筋来思考，必须我们自己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的土地上生长。”

“我愿意把中国今日的需要作一摘要，”毛泽东提议，“中国需要内部的和平与民主。没有内部的和平，中国不能战胜日本赢得和平。抗战后我们如不能达到和平，将一定会扰乱和平的国际关系。因为如果中国再一次发生内战，那将会打一个长时期，而这将同样地影响及外国。”

“在外国人士中间，仍有许多不充分了解：在中国过去二十三年的政治发展期间；其关键问题总是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而在将来也是如此。

“在我们二十三年历史的第一阶段——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年，如果没有国共合作就不会有中国的民族革命。

“在第二阶段的后期——一九三一到一九三六年，中国所以不能抗日，乃因这个事实而起，即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倾其全力——借外债，请军事顾问，请外国支援，来打共产党。

“第三阶段，由一九三七年到现在，如果无国共两党的合作，我们的抗日战争将不可能发动起来，至少是中国不会支持得这样久。

“换言之，如果国民党能最低像抗战初期那样和共产党合作，中国今日抗战的势力一定会比现在强大得多。”

【注释】

(1)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