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智慧需要“证得”

◎文/刘梦溪

“王道”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自然是很重要的概念。但孟子当年向各国的国君推销此义，口干舌燥，效果渺渺。结果自己还要解释动机，说什么“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今天虽不是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世界总体大势，与清末国学大师俞樾老人临终之时所作绝句九章中的第六章“几家玉帛几家戎，又是春秋战国风。太息斯时无管仲，茫茫杀气几时终”，庶几近之。设若今天有策士向世界各国的“国君”推销“王道”，效果会如何呢?我以为那“后果”，比当年气得发牢骚的孟轲好不到哪儿去。

以此我们不妨将目光由“国君”转到国民，转到人，转到人的个体生命。然而一提到人，我不得不说，如今人类正面临空前的危机。具体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大自然的剧烈反弹给人类带来的始料不及的灾祸；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膨胀给人类自我损毁带来的危难。两者均迫在眉睫，时不我待。一个月前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是造化发给人类的警示信号，而且是把两个方面的危机交织在一起的一次预警。此时此刻，我们想到了中华文化的大智慧。但大智慧不会自然现身，而是需要人类去“证得”。

何以中华文化大智慧需要“证得”?《华严经》云:“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著而不证得。”这是说，人类本身并非不具备拥有大智慧的条件，只是由于自身的妄想和执迷，不能够“证得”。就是说，大智慧是和德范联系在一起的。《华严经》使用“智慧德相”一语，真是恰到好处。“证得”就是“证悟”，亦即俗所谓觉悟。不能“证得”，就是不能证悟，也就是不得觉悟。孟子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尽心》上)疢，读作“趁”，即患病的意思。故郑玄注:“犹病也。”按孟子的本义，人的“德慧”存在于人的疾病之中。换言之，也可以说人的疾病是使人获得(或证得)德慧的必要条件。

说白了，就是人类要有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才有可能达到“德慧”的境界(故达)。否则不过是小术私智，与大智慧根本无关。所以马一浮说:“私智不可以为德，小慧不可以为道。”大家熟知的孟子的另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讲的是同一道理。关键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证得”。能够“证得”，“多难”也可以“兴邦”。不能“证得”，执迷不悟，大智慧固然不能获得，立志兴邦也是枉然。

中华文化大智慧，是人类的美善境界，是“上善若水”，是“止于至善”。也可以说，是和君子之道、和人类的道德理性连在一起的。而“六经”，则是中华文化大智慧的渊薮，其最主要的价值理念敬、诚、信，是中华文化大智慧的源泉。特别是“敬”，不仅是对他人的尊敬之意，主要是人的自性的庄严。“敬”这个概念，已经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文化精神依归，主要在“六经”，在敬、诚、信。当然还有“和”和“同”，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理念。有不同，才有和。“和而不同”之义在此。张载的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仇、对、反，是象的流动不息，是事物的过程。最后，人类总是要“和而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