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钱学森之问”

◎文/解玺璋

20世纪的前数十年，中国学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颇有些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而近几十年，世事纷扰，云山阻隔，虽然心向往之，但那个时候的情形，我们看着已经有些模糊了。

不久前，曾有所谓“钱学森之问”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据说，钱学森先生辞世之前曾留下一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并由此感叹: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总是想起钱学森的这一问，说起来确实让人感到困惑不已，就是那样一个时局动荡不安，国家贫弱不堪，军阀刀兵不息，外寇侵略不止的时代，却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矗立起一座座高峰，至今仍然是不可逾越的。我这里也只能以一个人，即梁思永为例，发一点关于“钱学森之问”的小小感慨。

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比长子梁思成小四岁。1915年他与梁思成一同进入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3年夏天，从清华学校毕业，考取哈佛大学，主攻考古及人类学。梁思永选择此一专业作为终生的学术方向，首先是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梁启超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希望梁思永学成之后能留在他的身边做助手，因为，“我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在这件事上，他很需要儿子的帮助。不过，梁启超并不是个“自私”的父亲，为儿子的前途考虑，也为中国考古事业的未来考虑，他还是积极地帮助梁思永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一有机会，就积极地为儿子努力争取。梁思永学成归来，进入中研院史语所，就得益于梁启超向李济的推荐。

这当然不是最重要的。梁思永之所以为梁思永，他之所以作为一位学术巨人、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古学家，而不是郭沫若题在先生墓碑上的那一行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而被人尊敬，是和梁启超的家教分不开的。而梁启超的家教绝不同于当今早已泛滥成灾的，所谓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教，他没有这么功利和短视，而是秉承了中国传统教育求道树人的更加高远和宏阔的追求。所以，他绝不满足于仅仅看到孩子学业上的成功，他说:“诚然，知识在人生地位上，也是非常紧要，我从来并未将它看轻。不过，若是偏重知识，而轻忽其他人生重要之部，也是不行的。”他提醒大家:“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智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而后者的危害却大大地超过了前者，而更可怕的是，对于这种危害，人们“多不自知”。人们“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他更不希望孩子把求学当作一块敲门砖，一旦门被敲开了，砖也就成了无用的东西。梁思成曾经问他“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他用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的例子来比较，问道: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谁更多一些呢?他说:“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先不必探求更远的、我们力所不及的高等教育或教育体制，仅以我们自身而言，应当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呢?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尽管我们每一个人又绝非独立的个人，而始终生活在体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