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休闲的重要理论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高度发展，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所倡导的休闲理念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不得不成为生产机器中的一个部件。人们在描述当年泰勒实行的科学管理情景时写到：“利用秒表将每个人的工作任务划分成最小的、可辨认的操作的组成部分，然后对每一组成部分进行度量，以确立在最佳运行条件下所得到的最短时间。他的研究将工人的操作细分至几分之几秒。通过计算工人每个工作组成部分所达到的平均时间和最短时间，泰勒可以就操作的最细微方面提出建议，以节省宝贵的几秒。”^[10]资本家的高效率使它在所能控制的范围内，将一切力量、一切活动当成功利主义的和为生产目标服务的工具。其结果是破坏了人的工作与休闲的平衡关系，人们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压抑感和匆忙感。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以追求有形利益和物质报酬为时尚，其结果是人因单方面的工作和物质需要而牺牲了人性全面的发展。尽管人的某一方面力量挖掘再挖掘已达顶峰，但是人性却面临空前的危机。与此同时，快节奏的生活步伐，使来之不易的自由时间丧失，人如同被拴在一列快速奔跑的列车上，为各种欲望所吞没。人们欲望的无限膨胀和对消费的无节制追求，极大地亵渎了人的真正本性，闲暇时间只能被扭曲为对感官的满足。

这种道德取向无疑使人的一切自由都被虚幻所掩饰，最终使人类在“不经意间”放弃了理性的自由和批判的能力。使人陷入了生存误区，人的全面丰富性遭到空前的压抑，人退化为单向度的怪物。尼采哀叹“人死了”，菱镁矿上思尖锐地指出“人被异化了”，贝尔悲楚地呐喊“我是谁？”，海德格尔则追问“存在的意义”，弗洛姆直陈我们正在“逃避自由”。这一后果迫使人们对科学理性的效能和意义产生深深的疑虑，人们意识到启蒙理论对古典传统的批判、解构是以人的本性的丧失为代价的。这一切唤醒了人们对理性的失误和对传统信仰的反思。思想家们试图通过对休闲的思考重新找到思考人的基点和中介形式，以寻求人的返璞归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