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勃伦的休闲理论

一般认为，现代休闲学的诞生是以1899年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发表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为标志。凡悖伦在该书中提出，休闲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凡悖伦开创了现代休闲学研究之后，许多学者加入到休闲研究的行列，大批严肃的休闲学研究著作不断问世，形成对人的问题研究的一个新的剖面。

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凡悖伦首先对新生工业资本家的奢侈生活发起了攻击。他指出，所有的商品消费和休闲行为都是企图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使自己与普通人区别开来。他认为，历史向人们展现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最终为了自身的经济保障而用劳动创造出了剩余物质。然而，这种过剩却造成了一个自私自利的新组织，出现了一些“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来寻欢作乐的人”。生产与消费的基本平衡不见了，相反，在德国和日本这样有过高生产力的国家中，野心勃勃的独裁者控制了庞大的军队；而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过渡消费则使所有阶层的人以一种你超我赶的方式来寻求对物质财富的无聊炫耀。正如凡悖伦描绘的，休闲是时间的非生产性消费。时间之所以被非生产性地消费，一是建立在“生产性劳动无意义”这种感觉之上；二是具有支配金钱能力与享受安逸生活的显摆。

在许多方面，凡悖伦是一位清教徒，他的著作抨击消费和剥削所得，他把出风头的消费竞赛，看成是刺激“获得财务”的竞赛。凡悖伦和社会上许多人一样，指责并嘲笑这种“拼命挣钱”的竞争景象。然而，消费主义逐渐地成了美国人生活的主流部分，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中，不依赖商品和服务的休闲消费都是极为罕见的。和19世纪初相比，商品的获得与消费无疑已变得更加民主和合理，在一般情况下，它已成为美国人生活的标准特征。工业资本主义正依赖于这些特征。休闲同剥削密切相关，而且，通常说来，它的获得和战争掠夺及经济剥削有着很多的共同点。它们的物质产品就是这样的一种战利品。但休闲通常不会带来物质性的时间消费。当时，凡悖伦就试图从经济学家的视角分析和证明休闲与消费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他又十分敏锐地注意到：资产阶级新权贵在获得物质享受的同时，已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和享乐。他在该书中提出，休闲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成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书中也涉及了宗教、美学、美术讨论与休闲之间的关联，分析了闲暇时间消费的各种形态和消费行为方式。凡悖伦认为，准学术的成就是休闲的非物质性标志，也是间接地促进人类生活的进程与事件的组织。例如，在我们这个时代，存在着关于已消失的语言和神秘科学的知识；存在着关于正确的拼写、句法和诗学的知识；存在着有关各种形式的家庭音乐和其他家庭艺术的知识；存在着关于合宜的时装、家具和用品的知识；存在着关于游戏、运用和饲养像狗和赛马这样的宠物的知识，所有这些后来成为时尚的知识的最初动机，也许在某些方面完全不意味着人们的这种希望：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工作以外。然而，如果这些成就不能为时间的非生产性消费提供有利的证据，那么，它们将不能把保存下来，也不可能成为有闲阶级的传统成就。

显然，拥有休闲的社会阶层对休闲本身的利用并不能促进自我完善和推动文化改良与社会发展，相反，他们仅仅对时间进行生产利用以取得自己的某种地位。

凡悖伦指出，休闲的根源可从古代的掠夺性文化传统中窥见一斑。这种文化通常认为身强力壮的男人不应当去从事生产性劳动。这样看来，有闲阶级在工业社会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然而，正是在这种文化渐向“金钱”文化转变以后有闲阶级的鼎盛时期才真正到来。所以，工业界的头领和部落的首领在某些方面具有共性。

有闲阶级基本上由男人组成，财产的第一所有权是对人的所有权。第一批所有者是男人，他们的首要财产是女人。控制他人的权利和动机是：（1）统治和压制的习性；（2）用这些人证明主人的非凡才能；（3）享受他们的服务。由于身份能被继承，所以有些妇女的地位要高于奴隶的地位。这些妇女和其他奴隶一起成为有闲阶级的一部分，她们不再从事生产性劳动，而只是为自己的主人提供服务。有些服务是关于礼仪方面的，许多家务杂事都可以归在这一类中。因为这种家庭服务经常起着某种宗教作用，所以，雅质精致的、有关“家政器物”及相关的特别训练的体系就渐渐地发展起来了。

休闲长时间以来是被用来作为证明人的地位和声望的一种手段的，在古代文化中，有些行当是高贵的，有些则不是。休闲是值得炫耀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它能够表明一个人可以不去从事那种不体面的劳动。在凡悖伦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时间的使用要么体现出高贵的品质，要么体现出低下的品质，原因在于，休闲如同商品一样能够成为财富的有效证明。

其实，在工业社会中，发家致富了的那些人把休闲当成是一种炫耀和消费的做法确实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即使凡悖伦言过其实，但他确实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休闲是否必然是社会阶层不平等的产物？马克思也曾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阶层是从没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的剩余价值中获益的。凡悖论和马克思都看到，是阶级压迫导致了状态悬殊的经济状况。对于凡悖伦来说，在那些掠夺性的有闲阶级中间，这种处境导致了财富和金钱的有目的的浪费。

在19世纪末，有闲阶级的出现无疑是铺张浪费时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暴发户通过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利用自己的休闲来显示他们与工人阶级相比起来是多么的不同和优越。除了生产一些能被用来炫耀的知识或习惯以外，他们对时间的利用往往是非生产性的。

随着工业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凡悖伦的有些说法越显偏颇。到了20世纪中叶，瑞斯曼（David Riesman）认为，对有闲阶级的这种描绘有几分夸张。而且，休闲的社会基础和因果联系也并不真实。其原因是：有闲阶级内部已经发生了变化。例如，有闲阶级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妇女，是现代艺术和政治运动的领导者，而慈善工作——不论是否为了出风头——显然也是有用的，而且“贵人行为理应高尚”。在瑞斯曼看来，凡悖伦没有预见到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将逐渐明白对自己的消费习惯的批评，而这种批评反过来又可以变为他们自我改造的一个部分，凡悖伦使得“出风头的消费”成为可疑的东西，这似乎是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