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乐主义的寻源与批判

享乐与娱乐，关系到人生的态度，是生命哲学的价值趋向。当我们追寻享乐主义的来源时，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出于对苦难生活的恐惧。人活着，但又不得不老死、病死，这是悲剧人生的根源所在。只要人还活着，就无法摆脱人要活着而又不得不死这一矛盾，因此人们才要享乐。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享乐主义出现了。享乐主义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昔勒尼学派从人与一切动物的趋乐避苦特征，推断肉体上的快乐就是人生的目的，并认为肉体的快乐远远胜于灵魂的快乐，肉体的痛苦远远比灵魂的痛苦难受。他们主张，除了个人的肉体感官快乐以外，就不存在任何别的快乐，而过去的快乐无法追回，将来的快乐又无从把握，所以快乐既不在过去，也不在将来，而只是在现在。昔勒尼学派的享乐主义又为后来的伊壁鸠鲁学派所修正：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始点和终点，是最高的、天生的善。

古希腊的享乐主义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背道而驰。西方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容不得享乐主义的流行。然而，西方社会一旦有了世俗化的苗头，享乐主义就会死灰复燃。享乐主义经过18、19世纪的边沁、密尔等人的发挥而形成了一套精致的话语，这便是时至今日仍有极其广泛影响的道德学说——功利主义。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蒙田声称肉体的充分享乐乃是人的光荣的杰作。到了现代西方消费社会，这种享乐主义幸福更加世俗化、系统化和理论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从人性的本能出发，提出了人的所谓快乐原则，宣称幸福与人的本能欲望的满足成正比，如果人感到肉体愉快，自我幸福就得以形成。然而，传统的享乐主义并没有表现为一种主流的文化形态，更没有成为一种根本的文化精神。

现代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汽车和影视的普及，广告的普遍渗透，信用卡制度和分期付款制的出现，都为大众享乐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大众享乐主义的主要动机是追求无限体验的冲动与不受节制的享受。享乐主义原则可用非常明晰的语言加以表述，且与人的自然倾向相贴合，所以它最易于大众所接受，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它最容易积淀于大众的生活习性中。应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之需要，凭古典功利主义之论证和表述，享乐主义已经渗透于西方的文化精髓，潜入西方人的意识深层。享乐主义利用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强调物质生活的富足和感官欲望的满足对人生的极端重要性。它是世俗文化的标识。我们应高度重视娱乐和休闲活动的文化品位的提高，理解享乐的趋同性，努力淡化享乐主义的消极影响。

享乐主义、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是近代西方文化模式的理性主义的价值核心，是现代西方的人性本质，是西方人的理性文化之根。这种根是生长在反对西方中世纪信仰时代的苦行主义、来世主义和集体启示主义的精神土壤之中的。提倡娱乐和追求快乐并不意味着允许鼓吹大量消耗公共资源的享乐主义。在生存空间拥挤的状况下，如果要保持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对盲目追求享乐主义的倾向加以批判。在中国，享乐主义有可能导致少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走上纵欲主义的道路。这不仅会造成个体和社会的冲突，也会造成个体自身的冲突。享乐主义往往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为了利己而以损人为条件；为了所谓个人的幸福而以别人的痛苦为条件，即把所谓的个人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享乐主义把人的自然属性、生理本能当作人的全部属性，把人的自然需要、物质需要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人固然要满足基本的生活资料的需要，这是人从事其他活动的基础，但人生还有更重要的、有别于动物的内容，即事业、理想、创造和高尚的精神生活。享乐主义无视人的精神需要，夸大人的生理需要，这正是其消极本质的体现。享乐主义的误区把个人感官上的快乐推向极端，把纵欲当成人生的最高幸福。享乐主义违反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原则，违反了社会发展的价值趋向。

享乐主义也容易滋生腐败，但却并不必然导致腐败。只有当享乐主义在掌握公共权利的人群中蔓延时，它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普通公民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无论其奢侈浮化如何至极，只要不侵犯公共权益，都不可谓之腐败。我们要批判把低级的感官享受作为人生追求目标的享乐主义，尽可能地合理分配和使用财富与资源，用完善的法律制裁损害社会公益和侵犯他人利益的行为。

我们批判享乐主义和纵欲主义，绝不是肯定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人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劳而欲息。人的欲望是创造幸福的要素。当一个人把欲望降低至最低限度后，生活本身也将失去其应有的光辉。因此，纵欲和禁欲其实都是错误的两个极端，如何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求平衡是我们永恒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