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母亲的女性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离不开社会,更直接的是离不开家庭。一般说,人的一辈子是在两个家庭中度过。未成家立业前,生活在父母的家庭中,人的成才基础,就是在父母为主的家庭抚养、教育、帮助、关怀中成长的。在结婚成家后,夫妻互帮互慰、互信互勉则成为事业有成的重要因素,对于女性来说是成功的坚强后盾。

人类生产有两种,一种是物质的生产,另一种是人口的生产。人口的生产主要由母亲来完成。因为结婚成家后,在正常情况下,都会生儿育女,这个任务只能主要靠母亲完成。怀孕、分娩、哺乳是父亲所不能代替的。孩子与母亲有着天然的联系,加上母亲的细致、温柔、慈爱,小孩对母亲的强烈依恋,使母亲对小孩的抚养花费精力最多。这个时期,对职业妇女来说,是拖累最大的一个时期,形成生育引起的成才轨迹是两个高峰一个低谷。

如何缩短生育低谷对女性事业成功带来的障碍?主要方面当然是女性本身的努力,合理安排生育时机,科学处理好养育孩子和事业的关系,尽量使生育给事业带来的负作用缩小在最低限度内。然而,仅靠女性自己是不行的,还必须靠家庭成员,特别是丈夫的合作、支持和帮助。有家庭作为后盾,女性就有可能轻装和无忧无虑的工作和创新,提早进入成才的第二个高峰。

婚姻家庭不是女性人生的全部,女性也是社会的人,除了婚姻家庭外,还必须有事业。婚后的女性应履行生育义务,但不应规定为女性的专职,做父亲的同样有义务,家庭应积极帮助女性度过生育困难期。

现代女性已不是传统的家庭妇女,随着西方出现的工业革命,妇女开始走上社会,参加社会劳动。中国没有经历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妇女参与现代社会劳动要比西方妇女晚200多年。但是,在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工厂,同时也促进了微弱民族工业的兴起。这些工业主要是缫丝、棉纺、面粉、火柴等工业。手工操作,能吸收大量的廉价妇女劳动者,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有女职工60万。当然,这个数字在已有二亿妇女的旧中国是微不足道的,比例仅占7.5%。妇女真正能普遍参加社会劳动,取得自立的权利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新中国给女性成才创造了良好的大环境。但是,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富裕程度、社会福利发展很不平衡,国家、集体没有力量把国民教育经费和专业教育经费完全包起来。同时,我国仍然实行亲属保险制,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夫妻有互相扶养、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慰、互谅互让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一个和睦、幸福、平等、互助的家庭,有利于女性成才。

湖南农药厂厂长眭宝华的事迹之所以引人瞩目,不仅是她受命于危难之际,而且她的上任是丈夫的主荐,是她的丈夫甘当妻子的助手,把她推荐到了一把手的岗位。

1985年在农药厂处于危难之际,工厂生产很不景气,连发工资都要贷款,由谁来扭转这种亏损局面?厂里进行民主推荐厂长,她们夫妇俩都是被推荐对象,丈夫陈冻生的票数比眭宝华多。老陈是一位实实在在的人,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思想进步开朗,没有男尊女卑的陈腐思想,是真正具有男女平等思想的现代男性。在和妻子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他最了解妻子的能力。他们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在一起工作。老陈是湖南人,想回家乡工作,眭宝华就随丈夫来到了湖南农药厂,同在厂农药科研所从事科研工作。老陈认为妻子比他组织能力、决断能力强,农药厂要翻身,能当一把手的不是自己,而是妻子。他不怕丢失自己男子汉的所谓“尊严”,极力推妻子当厂长,自己当副手。就这样,在领导和家人的支持下,眭宝华当上了厂长,并兼党委书记。

眭厂长一上任就显示了她的管理才能,她当机立断地整顿了领导班子。她本人抓全面工作,直接分管劳资、财务。丈夫陈冻生作为二把手是总工程师、副厂长,后来改任技术副厂长。另外两位副厂长,一位分管供销,一位先分管技术,后调为分管生产,另配一位党委副书记。工厂五大头目,各管一方,团结精悍,上任第一个月生产、供销出现新面貌,产值就达270万元,接近上任前第一季度的产值总和。到1995年她任厂长10年,湖南农药厂固定资产增值4倍多,由1900多万元增加到8000多万元。在人员编制不变的前提下,内部挖潜,调整了产品结构,在农药厂的基础上,新建了一个生产医药的新厂。职工生活福利明显改善,一个2000多人的老厂年工资收入由1985年的平均不到1000元,增加到现在5000多元。新建住宅430多套,使全厂住房达600多套。新婚夫妇都能住上成套新房。

眭宝华同志由一位普普通通的技术员一跃成了优秀企业家,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有贡献的女科技工作者、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政协委员等等。她的功劳簿上也记录着丈夫的理解与支持。

她的丈夫既是她工作的得力助手,也是家庭中的得力助手。眭厂长要主管全面工作,应酬多,出差多,加上社会工作多,她常不在厂,丈夫便主动代管。在代管其间处理的工作,等眭厂长回厂,如果觉得不妥,需要更正过来,陈冻生同志从不计较面子上过不去,都能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处理很妥当。

在家里,眭宝华同志也是主外、当家人,很多家务是陈冻生同志干,老陈总是和眭厂长配合得很默契。妻子买米买菜,他煮饭炒菜,妻子洗衣、打毛衣,他扫地抹桌子,真象弹钢琴一样,奏出了优美的家庭协奏曲。

女性要家庭也要事业,这是女性存在和人格权利的客观要求。

人最本能的需要是生存的需要,即吃穿用住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是劳动,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的财富是延续生命和后代的源泉,劳动是伟大而光荣的,是获得社会价值和尊严的源泉。所以作为人,要生存下去决不能放弃劳动的权利。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生存资料,靠丈夫,靠儿女,会失去自己的自主人生。

曾经有人撰文,论男女平等问题。认为城市中的男女拥有一样的就业机会,拿取同样的工资,农村中男女拿同样的工分,领导职务要配备妇女名额。这种解放是超前的,它造成了家庭关系的紊乱,它压制了男性、弱者压制了强者,使中国的男子看不到自己的力量,扎进家务中,日益女性化。而女子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独立价值是什么,一味跟从政治的导引,以男子的指标作为自己解放的标志。女子的价值和特征遭受了极大的沦丧。妇女解放运动仅仅将妇女推上了社会,却没有为她们提供家庭中的角色模式。家务该由谁来做?文章认为妇女生来是做家务的,妇女要走上社会谋取生活资料,就使家庭矛盾丛生,角色冲突千奇百怪。所以,女性争取社会参与是不正常的。

我们认为这些主张是男性社会的男权意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反映。它反映了某些男性的自私性,也反映了女性争取自身权利的艰巨性。

女性走向社会谋取生存资料反映了女性作为人所具有的本能,为了自己的权利,积极参与解放斗争。在斗争中得到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指导和支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向警予、蔡畅、邓颖超等人都对妇女解放做过精辟的论述。中国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指导,经过自身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男女平等的权利。纵观中国妇女近百年的斗争历史,这种权利绝非是任何人所恩赐的。今天党的干部政策,强调提高妇女参政比例,强调各级要配备女领导干部,也不是拉夫凑数,而是要求把具备领导素质的优秀女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以制止因歧视女性而否定女性的平等参与权利。

由于社会制度、社会舆论、社会教育愈来愈有利于女性社会参与,许多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走向社会,走向高层次。有一位叫何珍芝的知识女性,她出身在一个农民的家庭,家住在湘西丛山峻岭之中,她能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从1964年参加工作到今天成为正处级干部、教授、省政协委员。当然与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给她创造的良好社会环境分不开,但决不能说是恩赐。因为她每前进一步,无论在农村工作时,或是矿山工作时,或是大学教书时,都是她工作积极认真,勤政、廉政的结果。也是她家庭支持合作的结果。她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家庭所有成员合作得很默契。她的母亲虽然是一个半文盲,但其思想特别进步,无论是送女儿读书,或是支持女儿工作,都是竭尽全力。她的丈夫是她的大学同学,许多人说她俩夫妻是“多同”,同窗同学、同年出生、同时参加工作、同时提拔处级干部、同时晋升副教授、同时符合晋升教授的条件、共同生活、共同从事家务劳动,同时从事教学和科研等等。两人相处34年,结婚28年,配合默契,和和睦睦,从来没有吵过咀,更没有打过架。她具有慈母的天性,20多岁的儿子,有事情或困难首先是找妈妈商量。她和丈夫对双方父母都照顾周到,关心倍至,就连各自的兄妹有什么困难都主动帮助解决。虽然家庭大、负担重、应酬多,但生活有序,家庭和睦幸福,事业也卓有成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打破了铁饭碗,有的企业优化组合,部分女职工待业回家了。然而,随着女性自我解放意识的提高,绝大多数女职工不愿在家里过轻闲日子,很多在工作岗位上富余下来的女性,总是设法去第二次就业。或应聘、或自己干个体。有一位女车工,下岗几个月,没正常工资收入,问丈夫要钱花,感到太没出息,不是滋味,便决定自谋职业。因为她已是中年妇女,又没有别的谋职技艺,便毅然去某家服务公司登记,愿意去当一名保姆,不肯闲在家庭靠丈夫生活。现在离岗女职工不少,但真正在家里从事家务的也很少,有的打工、有的摆摊、有的贩运、有的办实体等等。通过多种形式的劳动解决自己的生活资料。有了一定自我意识的女性,深深体会到:“手中没有钱的窝囊”。没有自己的一份劳动所得,买一个发卡、头绳都得向丈夫要,看丈夫的眼色。要孝敬和赡养自己的父母,也要向丈夫说好话,要看丈夫的脸色。实践说明,没有经济上的平等,永远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在基本生存资料满足之后,还要去追求发展资料、享受资料,使生存资料不断丰富提高。

为生存资料而奋斗,也可以说是人类要生存下来的本能,这种基本目标的实现,总是男女共同奋斗的结果,特别是夫妻共为吃穿用住行的奋斗。在原始家庭中,女性为生存起着支配作用,就是在迈长的的封建社会,也是男耕女织谋得生存。

发展资料中最核心的需要是教育。提高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专业技术能力,能以较高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技术素质,创造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素质的提高。

对享受资料的追求也就是人们对生活高标准的追求,使人类生活高雅、愉快、平等、幸福。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靠谁?只靠男子呢?还是女子也应出力呢?按传统分工是“男外女内”,“男主女从”;男养家,女生儿育女、侍候公婆、丈夫。这种分工,明显束缚了妇女的才华,阻碍女性地位的提高,使女性仍然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男人则是凌驾于女人之上的主人。要使妇女身处二等公民地位不再重演,必须继续坚持走向社会,参加生产劳动。

然而,女性毕竟不同于男性,她们必须为繁衍后代生儿育女,十月怀胎,分娩和哺乳,丈夫不能代替。妇女要事业,又要生儿育女,使女性的聪明才智不能正常发挥,形成事业和成才的低谷。事业与生育存在明显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除了社会为生育职业妇女创造良好的条件,解除部分后顾之忧外,很多实际问题的解决必须有家庭的支持。

现实生活中,特别是高学历的女性,很难安排在生育最佳期完成生育义务。读了大学本科,年龄就到了23岁左右,继续读研究生就到25岁左右,再读博士生,就28岁左右了。结婚如果不顺畅,或者毕业后,为了使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先站稳脚跟再生育,年龄就可能三十好几了,三十几岁生孩子便是高龄产妇了,这对母亲和孩子都不利。所以,有人主张女性少读些书,最多读完大学本科就足够了。然而,女性要走向高层次,要能与丈夫并驾齐驱,就不能放弃学习机会保家庭。而必须争取家庭成员,特别是丈夫的积极支持,协调得好,夫妻齐头并进完全可能。

湖南农业大学生物研究所所长甘霖,是一位博士生,31岁的女副教授,年轻的优秀女教师。她的丈夫熊兴耀,33岁,也是园艺系副教授。她俩已有了一个5岁多的天真活泼的孩子,夫妻相亲相爱,幸福美满,事业辉煌,比翼双飞。甘霖满意地说:“这是我们夫妻互相支持,特别是丈夫对我全心支持的结果。”

1985年22岁的甘霖从湖南农学院(现在的湖南农业大学)本科毕业后,接着读硕士研究生,她和比她先留校的熊兴耀老师恋爱了。1988年她拿到了硕士研究生文凭,这一年,他们结了婚,她不想马上生孩子,主动采取节育措施,谁料因节育失败而怀孕了。1989年12月孩子出生了,孩子8个月时,她准备复习攻博士生,她丈夫认为甘霖是读书的材料,极力支持她继续深造。然而,真正去读书,又要处理好种种实际困难,是不很容易的:第一、经济困难问题。8个月小孩未吃过母乳,买牛奶和其他营养品要钱,请保姆要钱,她俩年轻,工资不高,入不敷出。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境,支持甘霖读书,爱人停薪留职去深圳打工,小孩送到老家请奶奶爷爷带。甘霖在收到入学通知后,顺利地上了华中农学院读博士生。第二、母子感情和对孩子教育问题。第一学期结束后,甘霖打电话给丈夫,约好在长沙会面,一同去老家看孩子。当他俩见到日思夜想的孩子时,孩子已经不认识他俩了,叫爸爸妈妈为叔叔阿姨,甘霖看到此情此景,眼泪双流。她想这样不行,得使孩子离自己近一点,能在星期天、节假日见到他。于是她决定将孩子送到自己家里去,她母亲是医生,还要上班,父亲是中学老师,到了退休年龄,她请求父亲按时退休,帮助她带孩子,使孩子的教育未受到影响。第三,夫妻比翼双飞问题,她想丈夫支持自己读了博士,也不能压抑了丈夫的才华,现在该轮到支持丈夫读研究生了。为此,她支持丈夫读了研究生。

由于丈夫和家庭的支持,甘霖在研究桔子、弥猴桃等良种方面,已取得了良好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国际科学基金课题的资助。她懂英语、法语,与国际科研机构建立了联系,学校也给她优厚的待遇,除了生活和书籍补助外,还分给三室一厅住房,在事业上,她在开拓发展,在家庭关系上也幸福美满。

夫妻密切配合,互相帮助支持,互相体谅理解,处处注意感情投入,可以比翼双飞,白头皆老。

妇女要摆脱传统女性思想和行为的束缚,既做事业的强者,又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除了女性本人的能力,会办事又善于处理家务外,还必须有丈夫的帮助支持,体谅理解,这需要真正以爱情为基础。

爱情,有人简单的理解为一种互相倾慕之情。或是人长得很帅、或潇洒、或苗条、或俊美,是理想中的白马王子或白雪公主;有人则理解为一种互相怜惜之情,互相体贴关怀,把对方的冷暖苦乐当成自己的的冷暖苦乐,因而海誓山盟,恋恋不舍,成了夫妻。然而,男女之间的这种爱,只能说是爱情的感性阶段。恩爱夫妻的牢固爱情,必须得到升华,使爱情从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阶段。

情爱是一种高尚情操。男女的恩恩爱爱必须升华,建立在共同理想,共同追求,讲究道德,履行义务,互相为对方负责的基础上,才能使夫妻之间的感情牢不可破,达到互相理解,同舟共济,白头皆老之目的。当代职业妇女在择偶时,尤其要重视这种深层次的感情。

湖南省卫生厅副厅长田文琴同志,原来她和丈夫都是医师,而且都握手术刀。后来,她从政当上了副厅长,丈夫在医术上很有造诣,40年夫妻生活恩恩爱爱,可以说是比翼双飞,他俩有如下几点体会:

一是双方必须取得相互谅解和理解,主要是在双方事业发展轨道上有一致的看法和目标。这样就能彼此鼓励,为达到目标进行实际帮助,平等协调好事业与家庭的关系。在他们夫妇都拿手术刀时,两人经常同在手术室渡过,生活毫无规律,回家后疲惫不堪,都要倒在床上休息。想请保姆,又没有经济能力。造成孩子无人过问,一日三餐没保证,彼此埋怨。后来,两人认真对各自的特长进行了分析,把工作取向进行了调整,丈夫转为干内科,根据他钻研性强的特点,加强了写作和外语学习。从此丈夫的工作比较有规律,能顾及孩子一日三餐,两人的工作生活十分融洽。

二是生活简化。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夫妇双方都要在事业上有发展、有创新、有成就,必须使生活尽量简化,减少日常生活消耗的时间和精力。为此,田文琴同志夫妇经常是“拿钱买时间,买休息”,不为购物花费更多时间,一日三餐尽量简单,能方便买的决不花时间去做。亲友来了进食堂吃饭,形成了习惯,也就不计较了。

三是忠于感情,预防影响感情的任何因素。夫妻之间的爱情不仅是恋爱时的核心,而且是结婚之后,夫妻共同生活一辈子的核心,只有始终保持爱情的夫妻关系才是牢不可破的。文琴同志夫妇是初恋成婚的,在恋爱过程中双方都曾有他人追求,婚后还有追求信。为了不使外来的纠葛影响情绪,影响夫妻关系,以致影响工作,夫妻双方约定,如发生有不正常的感情苗头,彼此提醒和防范,这不是小气,而是对对方的爱护。同时,在自己收到求爱信,或发现有第三者的暗示,彼此都把真实情况告诉对方,她丈夫看了信后,不仅不生气,反而风趣地说:“我为妻子始终保持魅力而骄傲。”使两人的关系不是疏远,而是更近了。在工作中男女之间必然有交往,尤其是当了领导的女性,与男性交往更多,处理不当,可能引起夫妻矛盾。为此,文琴同志在从事行政工作之后,每当必须到男性同事或领导家中办事,丈夫必定会陪,文琴同志谈工作,丈夫是名医,则在旁边和家属聊天,谈养身之道。40年来双方的朋友和知己都是全家的,没有个人的特殊私交,夫妻互相信任,成了最坚实的感情基础。

四是对对方的酸甜苦辣真心关注。尤其是女性更希望丈夫对自己的关心和支持。因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可能在短期内摆脱家庭奴隶社会“重男轻女”的痕迹,女性在事业上的发展较男性困难得多。女性在工作中的许多特点,表现在男性身上是优点,表现在女性身上,则成了“缺点”。如办事果断,及时拍板,在工作中可能出现武断行为,男性如此则誉为“有魄力”,而对女性则贬为“像泼妇”。男干部工作中的弱点可以原谅,而女干部工作中的弱点则不可以原谅。男性办事节奏缓慢,无时间观念,被誉为工作扎实细致;而女性办事节奏缓慢,则贬为“婆婆妈妈”,特别是对已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往往容易遭受各种议论。在女性遭到非议时,首先需要的是丈夫的理解、关心、支持。文琴同志的丈夫非常关注妻子的酸甜苦辣,常常是同享一个幸福,同吃一个苦果。当妻子在工作中受到委屈时,他总是耐心听妻子的诉说,细心开导,为其分忧。有一次,卫生厅党组开会至深夜,文琴同志的丈夫就在传达室等到零晨一点。文琴同志十分感动,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就愈来愈深。

五是尽力承担做妻子、母亲的责任。职业妇女如果只强调丈夫的支持,儿女的体谅是不够的,同时还必须尽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使他们也能不断向上。文琴同志事业心很强,但从不自私,总是支持帮助促进丈夫儿子不断上进。丈夫49岁那年,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在湖南省会招考出国访问学者,当时丈夫在外进修,又刚经过连珠炮式的晋升考试,因此不肯回来应试。可是应试的年龄界限是不满50岁,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机会。为了抓住机会,促进丈夫的事业,她硬是把丈夫从北京拖回来应试,考取出国进修后,确实对他的事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独生子大学毕业后有松劲的苗头,她说服儿子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多方为儿子创造条件,继续向高层次发展。为此,丈夫和儿子都比喻文琴同志为家庭的“发动机”。

女性的工作相对稳定,比较容易处理好事业与家庭的关系,如果是流动性大的工作,特别是双方都干的是流动性大的工作,要生儿育女,处理好家务和各种关系就更难。有人认为这不可能两全齐美,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屡见不鲜。

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湖南省电视台记者罗英,她的丈夫是一家报社记者,她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事业有成,家庭幸福。

她从事新闻工作36年,从1972年到现在,先后到过80多个县、市,10多个省市,也到过好几个国家,每年下基层100多天,年平均发稿150至200条,共计拍摄、采访、编辑稿件近万条,获全国好新闻奖12条,获省级好新闻奖16条。她特别重视妇女、儿童、科技方面的报导。1984年以来,报道妇女儿童的题材有200多条,计划生育100多条,追踪报道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15年,报导50多篇,其中有一半在中央台播出。为此于1994年6月15日获袁隆平杂交水稻基金奖。

有人曾问罗英,几十年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她说:“勤勉”+“爱情”。

工作上勤勉,家务上勤勉,对家人一片爱心。20多年她背负30多斤重的摄像机,风里来,雨里去,到处采访。到过海拔1800米的湘西高山,也到过1500米深的地下煤层,拍摄井下煤炭工人的采煤情景,还曾在飞机上一边呕吐,一边摄像。总是以满腔热情,用不完的活力和冲劲,去战胜一个个艰辛,追逐采访一个个新闻,从不懈怠,从不畏难犹豫。

回到家里,罗英尽量争取做个好妻子、好母亲,只要不出差,争做三餐饭,做些美味的家常菜。最地道的豆豉辣椒和红酒糟鱼,蒸又鲜又香的包子。出差、出国回家,为家里人每人带回小礼品,关心孩子的学习和成长,孩子们和妈妈很亲热。

她的丈夫也是一个家庭责任感很强的人。结婚33年,始终保持深厚的爱情生活,十分体谅妻子,家庭的采购任务总包在丈夫身上,有时俩人都忙,没时间做饭,就去吃食堂,毫无怨言;有时工作中遇到了难题,丈夫总是一位高参,帮助渡过难关。

罗英深有感受的说:“我所走过的36年已证明,工作和家庭是可以兼顾的,只要自己爱自己的家人,只要自己对孩子的培养教育尽到了责任,就能获得幸福。”

担任领导职务和新闻记者的夫妻能比翼双飞,从事科学研究的夫妻同样也能比翼双飞,而且不乏其例。

李依依是中国科学院女院士。1957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后分配到本溪钢铁公司工作,1960年调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在36年的科技岗位上,从技术员到研究员,从研究员到所长。她先后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她的丈夫是中国科学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长。两个科学家的一儿一女都是研究生,四口人的大家庭至今没有雇保姆,为的是保持做家务时与丈夫的温馨。夫妻常常是你来洗菜我烧饭,你洗碗来我刷锅,一边做饭,一边交流一天的所见所闻,其乐无穷。当然家庭也不可能没有矛盾,一旦出现矛盾,互相以弯腰鞠躬道一声“对不起”,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同时搞科研,如果丈夫没有大男子主义,能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更有利于在科学研究上携手共进,锦上添花。

中国科学院院士石青云,196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和丈夫黄槐成老师同时分配到中科院搞科研,现在夫妇俩同是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两人同时搞科研无疑会有很多同步进行的工作。黄老师为了保证石老师在模式识别领域开展的一系列处于国际前沿的科研工作,常常为石老师保驾护航,帮助用电脑打印材料,尽量多干些家务。有一次为给石老师买一件合身的衣服,竟专程跑了两次才把衣服换好。在丈夫的支持下,石老师一心一意搞科研,她主持研究的七五科技攻关项目“模式识别图象数据库管理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被评价为具有当前国际先进水平,指纹自动识别系统评价居国际领先地位,在国际竞争中曾战胜日本和北美两个著名公司的产品而夺标,并进入国际市场。

石老师深有感慨的说:我的家庭很和睦,我的事业都是他支持理解才有如此结果。现在社会上不少人认为家庭和事业是一对矛盾,也是就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而我认为一个人如果有个幸福的家庭做后盾,就能全身心地投入事业中,当一个人事业有成就时,又会给家庭带来欢愉。使家庭为事业‘添砖增瓦’,相映成辉,这不是很好吗?

随着女性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男性夫权意识的减弱,男女平等,比翼双飞的新型家庭将愈来愈成为我国家庭的主要模式。

智力开发的基础在家庭,家庭应该给女孩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进行男女平等的家庭教育。

人才成长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即萌发期、继承期、创造期、成熟期、老年期,这五期中的前两期主要靠家庭提供条件。

萌发期,即母亲十月怀胎期,主要是为人的身体素质打基础的时期,特别是脑神经系统的基础发育期。任何一个人成才首先必须有一个健全的大脑作为物质前提,才能不断接受外来的刺激,形成稳定的条件反射,即心理活动,成为能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智力基础。

继承期,主要是接受前人的经验和知识的时期,特别是对婴幼儿的教育十分重要。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说明对婴幼儿教育的重要性。3岁前生活状况决定人的一生的习性,和人生活在一起,就是人的习性。和其他动物生活在一起,就是动物的习性。印度有名的狼孩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1920年,印度人从狼群中找回了两位狼养大的女孩,小的很快死去,大的取名为卡玛拉,大约有七、八岁了,还只有6个月婴儿的智力,专门教育了她6年才会行走,教育4年学了6个词,她16岁死时,也只学会了45个词,只有三四岁孩子的智力。前几年我国也发现了一个女猪孩,因她家单门独户住在深山,父母劳动外出,就把她关在猪栏和猪一起玩,于是她的行为都向猪学,习性和猪相似。当地妇联发现这种情报后,马上把她带到人际交往多的地方,以纠正其不正常的心理。

在家庭奴隶社会的“男尊女卑”的影响根深蒂固。古文中曾有这样一段“名言”:“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裁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就是说,男孩生下来,睡在床上,穿好衣裳,玩玉石等贵重的东西;女孩生下来,睡在地上,用一块布包上,玩纺棰砖瓦。现在对女婴儿虽不是这样明显歧视,但仍然在早期教育上男女有别。

比如说,给男孩买玩具是汽车、飞机、坦克、机器人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玩具,而给女孩子买娃娃、玩家家等家务方面的玩具。从小就对儿童进行明显的性别分工,男孩长大是掌握先进生产工具,干科研的,女孩子是干家务的,掌握锅碗瓢盆抱娃娃的。这种观念影响着女性智力的发展。

过早的女性化教育,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可以说是普遍现象,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家长们在一起闲谈:

“你孩子成绩好吗?”

“很顽皮,成绩一般。”

“不要紧,男孩子有后劲。”

这种议论是很自然进行的。然而无形中鼓励了男孩,中伤了女孩的自信心和上进心,容易造成女孩的自卑与消沉。

父母应该懂得:没有先天的男聪明女愚蠢,恰恰相反,女孩脑的发育处于领先地位,从0岁到12岁的女孩智力发展较男孩占优势。女左脑的神经细胞树突的成长和神经髓鞘的形成比男孩领先,左脑和右脑交接的胼胝体神经束横切面,女的呈圆形,男的呈圆柱型,女的神经容量比男的大。所以,一般女孩胎内发育265天,男孩胎内发育275天。女婴出生一天的成熟程度相当于男婴出生后的21天到42天。在语言能力上女婴比男婴要早2至4个月。所以,我们很易发现,在幼儿园和小学中,能说会道的是女孩,组织能力强的也是女孩,成绩好的也是女孩。直到12岁至14岁,男孩才追上来,男女智力发展趋于平衡,开始同步发展。

父母还应该懂得:14岁左右女孩在生理上发生的突变,骨盆长宽,乳房长大,每月来月经后的傍徨,因而注意别人,特别是男孩对自己的评价,容易造成精力分散,学习陡然下降。

针对以上生长发育规律和心理变化情况,父母亲注意了潜移默化的诱导,便能帮助女孩子顺利度过青春关键期,使女孩子能保持饱满的上进心,到高中、大学、直到工作都不会跌下来。

母亲抚育儿女,妻子辅助丈夫成才,妇女的这种传统的献身精神,即是女性的古典美德,也是历代女性典型的成功模式。

儿女由母亲怀胎哺育,在“三从四德”的家庭奴隶时代,母亲的职责是全心全意,她的寄托就是丈夫和儿女,夫荣妻贵,子荣母贵,为此,而牺牲自己的一生。

1982年,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了《名人的第一任教师》一书。该书辑录了古今中外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22人所受家庭教育的故事,一半是父母共同教育成才,一半是因父早逝或离家由母亲教育成才。

二千三百多年前的孟子,三岁丧父,贤德通达的孟母一人承担起了抚养教育孩子的重担,为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择邻三迁,由坟场边迁到屠房边,又由屠房边迁到学校附近,使孟子养成了学习的好习惯。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4岁丧父,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不但无钱买纸笔,而且常常吃了上顿饭无下顿饭。母亲则不放弃对儿子的教育,她用荻草当笔,大地作纸,坚持不懈地教儿子学文练字,要求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养成了治学严谨的好习惯。还教育儿子广交朋友,多与朋友切磋学问。欧阳修当了朝廷命官后,母亲总是教诲他关心百姓疾苦,做一位正直廉洁的官吏。

老舍是著名的现代文学家,他一岁半死了父亲,完全由母亲当保姆挣钱负担上学。母亲的勤劳、要强、认真、热情、好客、诚恳等好品格,给了老舍深刻的影响。老舍曾满怀深情地回忆他的母亲说:“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历史上的母亲名人还有很多。如岳飞的母亲、徐霞客的的母亲、林则徐的母亲、齐白石的母亲、茅盾的母亲、冼星海的母亲、聂耳的母亲等等,不胜枚举,为后人所颂扬、所学习。

对历史上的母亲名人,常常被一些人误解为“专职母亲”。其实不然,很多教子有方的母亲,本身就是很勤劳的,纺纱织布,有一技之长,不仅在生活上照顾孩子,在思想品德上教育孩子,而且是经济上的主要资助者,和现在的职业妇女一样,既要干事业又要养育孩子是相似的。

聂耳4岁死了父亲,家庭经济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生活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

聂耳母亲是傣族,名叫彭寂宽,是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人。其父亲彭寿山是一位古板的人,只让儿子学汉文,不让女儿读书。聂耳母亲则特别好学,不管父母怎么反对,她还是偷偷地跟着大哥学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等汉族启蒙课本。

聂耳的父亲是在玉溪颇有名气的汉族中医,后来举家迁至昆明,开设了一家“成春堂”医药店,行医卖药。他的思想较为开通,与彭寂宽结婚后,不仅不反对读书识字,而且教她学医学、练书法。在丈夫的教授下,聂耳母亲读完了《本草纲目》、《医学三字经》等书,并能完成各种丸、散、膏、丹的加工炮制,为一家生计打下了基础。

聂耳父亲去世后,母亲以惊人的毅力继续经营“成春堂”。通过正式的官方考试,取得了独立挂牌行医的资格,撑起一家门户,保证了聂耳兄弟能继续读书。

聂耳母亲作为全家的主心骨,既要行医为生,也没有放弃对孩子的教育。她对孩子教育非常严格,不准孩子拿别人一针一线;不准打人骂人;不准抽烟、喝酒、赌博;不准说谎。要求尊师敬老,早睡早起,按规定时间读书写字,脚勤手快帮助做家务等等。还要求孩子不要把钱看得太重,要乐于助人,扶贫济弱。并言行一致,常常带药出诊,为贫苦农民治病,分文不取。

聂耳母亲一有空就给孩子们讲故事,聂耳常常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民间事故感动得流下了同情的泪水,使聂耳从小就树立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

聂耳母亲还会唱歌,常用峨山的傣族调和玉溪地方的花灯调唱给聂耳兄弟听,把音乐的种子撒播在聂耳幼小的心田里。每逢母亲说书唱曲,聂耳总是聚精会神地把母亲的一腔一调,牢牢记在心里,能把母亲唱的和在外面听到的调子有声有色地表演出来。

年轻的聂耳能够成为出类拔萃的伟大的人民音乐家,用他24岁的短暂光辉的一生,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新女性》等一批不朽的作品,谱写出时代的最强音,与他母亲的教育是密切相关的。可见,女性在家庭奴隶时代,就有不少有才能的妇女在成家立业,养育儿女上做出了两全齐美的业绩。

妇女最富有韧性和牺牲精神,在当今的中年以上职业妇女中,绝大多数不仅是好的工作者,而且是好的妻子,好的母亲。

上海市有这样一位妻子和母亲,她叫陈淑英,是上海元件五厂一名普通女工。丈夫是一位货车司机,1979年因肌肉劳损瘫痪,病榻上一躺8年。为使丈夫得到良好的医治,陈淑英耗尽了所有的积蓄,尽心尽意的护理丈夫,丈夫还是于1987年离她而去,留下一个痴呆儿子和一个还在读中学的女儿。

丈夫去世了,她要担起全家的重担,她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工作。以她每月400余元的收入,拿200元做护理费,将儿子送到上海福利医院。女儿中学毕业后,一些好心人劝她,让女儿放弃高考,参加工作,女儿也犹豫不决。陈淑英坚定的对女儿说:“将来的社会越来越需要知识,无论如何,你得好好读书。眼下你只管埋头复习迎考,千万不要分心考虑别的,如果你能考进大学,那就是给我最大的安慰。”女儿不负母亲的愿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上海医科大学。为了使女儿安心学习,她每月给女儿100元书本、食膳、住宿等费用;为了使女儿穿着不至于太寒碜,能在节日穿上新衣,她跑遍上海的布店,买上一块价廉物美的衣料,给女儿做衣服。虽女儿至今未穿过一件超过15元的衣服,但人们很难从她的衣着上看出她贫困的家境。女儿知道母亲给的一百元来之不易,是母亲从牙缝中省出来的,生活十分节俭,吃菜总是买学校食堂最低价格的菜。陈淑英了解这一情况后,每星期又从自己所剩无几的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钱,买一些鱼、肉、蛋,精心烹制送到学校。而自己是6角一斤的面条买一斤,分成6份,每餐用盐水煮一份。蔬菜是下班后从小贩那里砍下价格的余菜,以及在菜贩丢弃的剩菜中挑拣的。

陈淑英是如此的艰难困苦,但她性格开朗,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经济困难,但精神振作。她的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室内窗明几净,阳台上的几盆鲜花怒放。人们看到此情此景,无不敬佩,感动得纷纷给她捐款。捐款足足可使她生活优裕。她很感谢,并决定将捐款献给希望工程、上海残疾人协会及上海医科大学助贫学生基金会,帮助与她两个儿女同样命运的孩子获得更多的学习和治疗机会。

陈淑英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家庭妇女也能成为伟大的妻子,辅助丈夫成才而出名。如燕妮不仅是能干的家庭妇女,而且是马克思的得力助手和出色的秘书。除了哺养孩子,操持家务外,还为马克思复写文稿,校对清样,代写信件,交涉事宜。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做出了仅次于恩格斯的贡献,成为了举世公认的贤妻良母。

任何一个人的成功几乎都与家庭息息相关。女性的成功更离不开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