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别无选择，就要积极主动

我留意过一些新闻报道，对于不少人，尤其是慕名北大名师者来说，北大仿佛就是他们精神圣地和心灵家园，在没有来到北大之前，听到有人提到“北京大学”或“北大”这几个字，我也不会热血上涌，精神顿时为之一振，仿佛我与北大之间有一种无形的联系，更不会每每心中都会油然而生一种景仰与向往之情。我甚至对那种试图美化北大旁听的行为有批评。我不是一个天生具有北大情结的人。我对北大的向往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钱理群先生的系列文章，这位老先生在他的著作和文字中，永远不知疲倦地宣扬着鲁迅精神和北大精神，他特别在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北大精神是“承担，独立，自由，创造”，这对于困境中的我多少构成了一种暗示，那就是北大是光明的。

那是在2001年的夏季，我去安徽阜阳书店闲逛，意外地发现了钱理群的两本书，一本是《心灵的探寻》，一本是《走进当代的鲁迅》，就买了下来。回到S城以后的两年时间里，我每每夜读这两本书，就这样意外地与钱理群“相遇”了。老钱的书，第一感觉就是亲切，不是板着严肃学术的面孔出现的，可以让人领会北大的精神、思想的活力和精神的魅力。《心灵的探寻》一书中对于知识分子弱点的剖析，当时给我“刺激”不小，该书61—62页写道：

缺乏实践、行动的机会与能力，曾经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与致命弱点。历来知识分子都有报国无门的哀叹，就像卧藏隆中的诸葛亮一样，知识分子在思辨中，常常能够对历史事变的发展（或其局部）作出惊人准确的预见（猜测），并且怀有自己的安邦治国的韬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诸葛亮那样的付诸实践的机会。于是，有高于一般的思想，在或一程度上预见到历史事变的发展，却不能参与历史的变革，对历史发展施加自己的影响，心灵高飞着，身体却陷在泥淖，思辨与实践脱节，只能清议、空谈，不能行动，就成为古往今来一切有抱负、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精神痛苦与不幸。更加可悲的是，在历史惰性力量的长期作用下，这种思辨、理论与实践、行动的脱节，由历史的反常、谬误，逐渐变成了生活的常态，在知识分子的心理上，也由愤懑，转为安之若素，最后转而成为追求的目标，仿佛知识分子生来就应该只清谈、发牢骚，而不行动的，进而以此自诩、自傲，那就更成了“万劫不复”的“奴才”了。鲁迅多次哀叹中国知识分子在长期封建关闭下，精神日益衰颓，失去行动能力，“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以为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剧。

这段话再深刻不过地指出了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与致命弱点，我一直把此话当作警示自己的经典格言，以此提醒自己要加强实践、锻炼与行动，不至于落入只会清谈、发牢骚的窠臼与历史惯性。沉闷的思考以后，我有了打破僵硬与沉滞的冲动，终于想法走出了S城，朝着自我选择与自我创造的路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老钱在这本书里，揭开种种伪饰，袒露自己真实的血肉，拒绝“瞒和骗”，用怀疑的眼光审视历史，严峻解剖自己的灵魂，自我灵魂完成升华。老钱对于社会与人生，人的心灵有着特殊的观察力。丰富的阅历，贵州18年来的生命体验，深深打下烙印，都化作了他生命的内力。透过他的文字，可以感受到他那颗滚烫的心灵，汹涌着沸腾的情感，跳动着不死的火焰。

翻阅2002年到2005年之间的日记，残酷、压抑、粗糙和荒冷的气息扑鼻而来。

周围太多的人和事，开始让我怀疑，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和风骨，是否已与我们相距甚远？每当想到这些，我就感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常常浩叹不已。生存的严酷和精神的惶惑在折磨着我，逼迫我冲出S城。

在30岁以前的岁月，我称之为“被动选择”阶段。不要一听“被动选择”，就觉得有多惨，其实命运之神似乎一直还都很眷顾我的。24岁时我当记者，进了电台。那时，电台的记者都是车接车送，被人称为“掂着酒壶下乡”，十分吃香。对我来说，电台记者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接触社会各色人物的一种方便途径，短短几年时间，我经受住了历练，经常深入基层采访，对于社会生活和人情世态的认识加深了。对于新闻工作，我不敢自诩说是内行，但绝对是胜任的。然而，我不喜欢做记者。

应该说，仅仅是生计问题，对于我不存在了。但是，相比生存的艰难，精神的惶惑更让人无望。几年下来，特别是到了2007年，我就感觉绝望了，每天就是写写稿子，其余的时间，就是终日打发日子，我又不爱喝闲酒，便有些不合群，于是受到攻击排挤，这样的生活对于我而言没有意义，简直就是苟活。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耻辱，也是无法接受的事实。既然别无选择，就要积极主动。于是，我提出辞职，走出S城另谋求发展。上哪儿去呢？我要找一个既能吃饭又能让我重新点燃希望的地方，而北京无疑是我的首选，因为那里有鲁迅，有北大，还有对于新生活的希望。

说到我的主动选择，那就是——去北京，我觉得特别感兴趣，它给了我一个与外面直接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和窗口。而我的人生也注定因北大而改变。所以，结束了在S城当记者的生涯之后，我辗转投入北大的怀抱。

2007年5月，正值初夏时节，那时我来北京有好几个月了，虽然一直想去北大看看，但为生计所迫，一直在朝阳区的一家杂志社做文字编辑和记者，正在苦苦工作积攒谋生的技能并时时留意拓展其他生存渠道。当时的我只想着完成工作，先在北京稳定下来，有点时间读书，然后再抽个时间去北大旁听，亲身感受一下北大的人文气息。

从少年开始，我一直就有一个梦，就是想当作家。也因为这个，早在读中学的时候，我就开始有偏科的倾向，数学课上读文学书，初三那年，我就读了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读的《文学的基本原理》。父亲看到这个现象，曾经制止。然而，那种发自生命内在的爱好，岂是能制止得了的？以后，我读了一所三流院校的中文系，与我心目中的文学差距很大，曾经失落了很长一阵子。做记者的空闲时间，我挑灯苦读，准备研究生的考试，可是有两年时间里，专业都通过了，外语没有过关，我这辈子似乎与中文系无缘了。眼下来到北京，昔日的梦想似乎又被点燃了，对此，我怎能不兴奋呢？我暗想：此生即便不读研究生，哪怕在北大中文系旁听完全部课程，再去乡村修理地球，我也再无遗憾了。

于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形成了：2007年开始，我计划要在北大旁听中文系、哲学系的课程。这似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到2011年，我用四年的时间完成了。完成是一种成功，成功对于一个小人物来说，可能会产生一种孤独求败的落寞。

现在回想起那段煎熬的日子，我领悟到：我之所以能改变命运，是因为受够了生活强加在我身上的贫困，更主要的是精神的荒漠。

因为我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正是这种不甘心，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过上了自己设计的生活。如果我总是认为成功离自己太遥远，不是我能追求的，认为贫困就是我的命运，我依然还得过着那种日子，我也不可能过上好日子，那么我可能今天还是个体制内的小职员，眼巴巴地盼望着工资什么时候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