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燮中出生在1950年2月，是一个标准的50后。他们这一代人与共和国同龄，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脚步成长起来的。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从小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无限美好的。他们的童年充满了欢乐，他们的少年充满了理想。
然而，陈燮中他们这一代人的青年时代命运多舛，似乎有些苦涩。正当他们行将步入青春之际，1966年5月中国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严重地干扰和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无休止的“停课闹革命”、“革命大批判”，中等学校和大专院校很多年停止了正常的招生……
“老三届”这个名词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泛指1966－1968年那三届的初中、高中毕业生。陈燮中是1966届初中毕业生，“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他已经学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正在满腔热情地积极备战中考。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暴”中止了他继续求学深造的美梦，旷日持久，越演越烈的运动使他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和无奈……
1969年6月5日，陈燮中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告别父母亲人和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毅然支援边疆。他奔赴祖国的东北边陲——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成为那个时代全国17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洪流中的一员，开始了他在祖国边疆农场长达四年零三个月的“知青”生涯。
陈燮中出身书香门第。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的父母亲都曾经在教育战线工作过。他父亲曾先后在家乡担任过朗霞小学等学校的校长，母亲也曾经是一位称职的小学语文老师。陈燮中是家里六个孩子中的老三，和谐的家庭环境和良好的家教，使他从小耳濡目染。在他的印象里，从小父母亲给他灌输得最多的教育就是认真学习，好好读书，长大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报效国家报效社会。
由于受政治运动的牵连，20世纪50年代初，陈燮中的父母相继离开教育系统，自己创办了当时泗门区第一家书店——“鸿兴书店”，命运注定他与读书再度结缘。后来公私合营，父亲转入当地供销社的新华书店工作，书店还兼营文化用品的销售。虽然那个时候陈燮中家里经济不宽裕，根本没有闲钱去买书看；但是聪明的他一有空就跑到父亲的书店蹭书看，巧妙地利用起父亲所在书店的那个“近水楼台”先得了月。虽然泗门小镇的那个书店很小，但却成为他少年时代课外学习的快乐园地。他几乎翻遍了书架上的所有图书，有些书甚至读了好几遍，对一些重要情节他能倒背如流。
后来，陈燮中的父亲因故离开书店下放到慈溪的庵东农场接受劳动锻炼。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散落在城镇街头巷尾的“小人书摊”
他母亲被调到泗门区供销社百货商店工作。母亲支持还在读小学的陈燮中接过父亲书店里的部分书籍，重新置办了一些俗称“小人书”的连环画，在泗门镇办起了一个租借图书的书摊。很快，在母亲的支持下，他们家的读书摊成为补贴家用的经济来源之一，也成为陈燮中一个新的学习场所，他自然是自己店里的“书虫”。“书虫”是当地人对长期泡在书摊里看书的人的一种调侃和褒扬。他不光把书摊管理得井井有条，还带着一大帮同学，三五成群地过来看书。既知书达理又和蔼可亲的母亲对儿子的行动不仅没有反对，反而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对儿子的同学们过来看书，母亲建议一律不收费，同时还允许把书借回家。而且书摊还有免费的座席和茶水供应。
由于深受家庭的影响和熏陶，陈燮中自小养成了酷爱读书的好习惯。
在支边内蒙古、扎根边疆的行囊中除了衣服被褥和必需的生活用品以外，他带得最多的就是书籍。他不仅带去了当时最时髦的红宝书——毛主席著作，带去了小说和科普读物，还带去了自己曾经学过的中学课本。对此，很多人不理解。因为他的父母亲曾经开过书店，有人与他开玩笑：“陈燮中子承父业，把图书搬到东北，要去金宝屯开书店喽！”
面对人们的调侃和取笑，他不以为然，总是以笑嘻嘻和乐呵呵的表情回应大家：“本人的‘书店’欢迎大家光临，有空过来看书噢。”
其实带着书籍去支边，陈燮中的心里是有小算盘的。他深感当时自己只有初中毕业的学历，所学的知识非常浅薄，只有半桶水，从长远的眼光看是远远不能适应工作和自我发展的需要的。虽然现在支边务农来了，但是读书学习是万万不能荒废的。虽然目前暂时没有正规的学校上，不是可以自学嘛！同时，他也潜意识地感觉到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劳动者，今后大中专院校肯定会恢复招生的。只要自己把文化基础夯实了，时刻准备着，将来机会来临才有可能抓得住。
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的道路和防风林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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