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亲的愿望，父亲的心结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陈燮中的家乡泗门镇，这片具有光荣抗战历史的土地与全国各地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

泗门镇，地处慈溪市西部，自古以来，同属杭州湾南岸“围垦”文化（也称“移民”文化）。由于居民来自四面八方，这里除了农耕，还有大量的商贾云集于此，使当地的经济相对繁荣，长盛不衰。同时，乡土文化产业也应运而生，不仅适应了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也使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然而，新中国毕竟成立不久，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各项民生设施恢复尚待时日，地方政府一时还满足不了乡亲们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需要，只能因陋就简，疲于应付。

当时，乡村文化娱乐设施很少，乡亲们除了参加生产劳动，几乎没有其他业余生活，只有在泗门一带乡间的“的笃班”（越剧）和“滩簧”（姚剧）等地方戏比较流行。陈燮中的父母亲都喜欢看，只要有演出，母亲总会带着陈燮中到处去“赶场”。可惜的是，农村没有合适的专门演出场所，开始只是请一些“草台班子”在生产队的晒场上搭一个露天台子演几场，观众们围着台子，站着看，游走着看，就像鲁迅笔下的“社戏”，虽然有趣，但看不完整，也不过瘾。后来，乡亲们的艺术品位提高了，不能满足于“草台班子”的“散戏”了，就请一些“专业班子”来演出。但“专业班子”对场地环境的要求较高，于是就转移到泗门镇最大的公共场所——谢家祠堂的道地里去演。在那里，遮风挡雨已不成问题，音响效果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但祠堂的道地容量实在太小，不仅拥挤，而且治安和火灾又成了很大的隐患，乡亲们每一次看戏总是提心吊胆，娱而不乐。

陈燮中的父亲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所以，首先要考虑的必然是发展工农业生产，有限的地方财政资金一定会向那个确保民生安全的方向倾斜，其次是恢复和发展基础教育。因为要让国民经济很快搞上去，没有大量的建设人才是一句空话，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教育领域的资金缺口显然也是地方政府的一块心病，而文化艺术领域的可塑性比较大，当然只能放在第三位，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的提高，再逐步加以完善，这就是客观现实。这就说明，要实现乡亲们日益强烈的文化需求愿望，光靠地方政府按部就班地去实施计划，那将是一个十分长远的目标。

于是，父亲想到了募集资金来筹建“戏院”的办法，他想帮政府一把，为乡亲们圆一个梦。父亲是泗门镇工商联的负责人，他邀约了在1938年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吴维涛（时任泗门镇政府领导）、谢久樵等昔日的革命战友，谈了他的想法，建议大家都能出一份力，争取把这个项目做好。

父亲发动大家捐款的提议获得昔日的革命战友和朋友们的认同后，主动把具体落实的担子揽在了自己的身上，他似乎又多了一份责任感。回到家里，父亲征得母亲同意，将多年的积蓄全部捐了出来，并把它作为筹建“戏院”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当然，父亲知道他和这些地方上朋友的钱对于建一座比较规范的戏院那是杯水车薪，这样一来势必就需要外援。父亲很自然地想到请上海的“患难之交”来帮忙，因为父亲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所结识的都是生死弟兄，他们有着非同寻常的阶级感情和传统友谊。父亲相信只要他开口，必然会得到“阶级兄弟”的全力支持，更何况父亲从事的是一项利国惠民的公益事业。

戏院在父亲的积极奔走下筹措到了全部建设资金，并在地方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用较短的时间建了起来，成了慈溪县西部的第一建筑，用现在的话说叫“形象工程”。当地政府把这个公益建筑命名为“泗门人民大会堂”。

陈燮中（后排右一）在曾由父亲发起捐建的泗门镇人民大会堂前与老师和同学们合影，该大会堂已经过改建（2002.10）

父亲，是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他对教育事业的关心是众所周知的；然而，父亲还是一位乡土文化事业的推崇者，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因为父亲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从来不去张扬，也不会邀功，他认为为乡亲们做的事都是分内之事，不值得自我标榜，只要大家开心，做什么都是有意义的。

父亲捐款建“戏院”的事，对陈燮中触动很大。当时，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将自己的钱捐出来给“公家”去用，他甚至几次向父亲问到过这个问题。父亲告诉他：“家”有两个，一个是“小家”，就是每一个家庭；另一个是“大家”，就是我们的国家。一个国家是由千千万万个“小家”组成的，如果每一个“小家”都只顾自己，那么就是一盘散沙，国将不国。如果每一个“小家”都能为这个“大家”出点力，那么国之强盛，指日可待。

或许，这就是父亲对陈燮中言传身教的一部分，是陈燮中日后热衷于慈善公益的第一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