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的最后一击

我们的主人公盛宣怀也就在历史的节骨眼上登上了舞台。

1911年初，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虽然前面提到过几次，但“邮传部”空间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们现在才会详细道来。所谓邮传部，是光绪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907年，清廷为了迎合“预备立宪”而设置的一个官署，负责管辖船政、路政、电政、邮政、庶务等五司，属于它管辖范围的实业包括邮政总局、电政总局及各省分局、电话局、交通银行（包括北京总行及上海、汉口、广州分行）、铁路总局及京汉、京奉、京张、沪宁、吉长、广长、正太等各路局。后来的北洋政府把这个部门改名为交通部，其职能大概也差不多。这么比较下来，邮传部尚书相当于是交通部部长一职了，但盛宣怀的职权可比现在的交通部长大得多了，不仅道路、铁路归他管，连电讯和金融都是他负责的产业，洋务运动的一半成就都被他攥在了手里。

前面说起过，盛宣怀曾经创办过中国通商银行，在这家银行建立伊始，清廷就给了它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使它成为整理币制的枢纽。除了发钞外，该行还代收库银，在全国各大省先后设立分行，业务盛极一时。后来因为庚子年的战乱和经营问题，通商银行逐渐式微，这肯定让对洋务极度重视，而又视银行为洋务命脉的盛宣怀有些落寞和失意。但当他一坐到邮传部尚书的位子上一瞅，发现手下有着中国第一大银行——交通银行，他又怎么会甘心不去插一手？

当时的交通银行，虽然名义上是邮传部管辖，但其帮理梁士诒是袁世凯系的人，而袁世凯与盛宣怀在这个时间点上，绝对算不上是盟友。虽然说交通银行的大Boss是李经楚，但是李总身兼数职，官商各种场合，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是义善源这个私人产业更加需要费精力料理，交行的实权最后落在谁手里就可想而知了。

盛宣怀和袁世凯的恩恩怨怨还要在下文中慢慢道来，但是盛宣怀同袁系人马在交通银行这块大肥肉上的争夺绝对是清末金融整体性崩溃的关键中的关键。盛宣怀当然不想让自己手中掌握的经济命脉做了袁系的发财树，他对于梁士诒势力的打击并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是，他怎么就能找到这么好的一个时机呢？

就在李经楚拿走了交行280万两去填补义善源因为股票风潮而造成的窟窿时，盛部长来查交通银行的账了。可能这是他上任后烧的三把火，也可能是他正好知道交行的这个破绽，是来落井下石的，不管怎么样，他来查了，这才是重点。

李经楚本来倒跟盛宣怀没什么过节，而且作为李鸿章的侄子，在一般场面上盛肯定会照顾到他一点。但李中堂毕竟已经驾鹤西去了，而这次盛领导是冲着梁士诒来的，李总算是杀头陪绑倒了霉运。如果在平常，倒也没什么问题，200万两对李经楚来说并不致命。可能盛宣怀也是基于这种考虑，所以就大胆地朝交行开刀，但没想到李经楚偏偏在前不久挪用了交行的钱补贴给了义善源。万一领导查出来这么回事，那刚上台不久、急于树立威信的盛宣怀是不会给他留请面的。为了应付这次检查，李经楚赶紧把义善源从交通银行中拆借的280万两都给归还了。

金融界里拆东墙补西墙可谓司空见惯，但这次，可给拆坏了。李经楚这么一提款，可把义善源给提垮了。他直接导致上海义善源总号账面上只剩下现银7000两。3月20日，义善源总号经理丁维藩还想再苟延残喘一下，他拿着手中掌握的各企业的股票，找到新上任的上海道台刘燕冀，想要抵押借款10万两，以“暂济燃眉”。这位刘道台当然记得自己的前任蔡道台是因为什么被炒鱿鱼的，他立刻回复说：“余非蔡道，不能调款。”这就把本可以作为上海金融界乃至整个中国金融业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给扔了。

第二天，义善源宣布倒闭，负债1400万两。

维持上海市面的最后一根台柱终于垮了，上海金融业顿时雪崩，全国性大恐慌也随之发生，北至北京、营口，南到广州，西达汉口、重庆，全国各大工商业城市再度沦入极度的恐慌之中。

最早由橡胶股票危机发动的冲击波，经过多番蝴蝶效应的推波助澜，终于三度袭来。江浙地区受到的冲击最大，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宁波等六大经济重镇有18家著名钱庄和票号关门，受它们的牵连，除苏州之外，其他五大城市的民族资本金融机构基本都被冲垮了。据统计，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整个中国总共损失4500万两白银。

当时的《时报》评论说：“此时财界扰乱已达其极，一般社会咸被其灾，于是全国乃宣告破产矣。”

经济基础被摧毁还衍生出了严重的连带效应。

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的老板陈逸卿是上海橡胶股票投机的主力，而在他背后支持这种投机的，除了有若干外资银行提供拆借之外，川汉铁路公司（简称“川路公司”）的施典章也是幕后推手。川汉铁路公司基本上可以视为是一家国企，预算约束比较软，公款被拿去干点正务以外的事根本没人跟你来计较。施典章曾经担任过广州知府，下海后做了川汉铁路公司的总收支，总管财政大权，怎么花钱，花多少钱，全归他一个人说了算。川路公司在四川修铁路不在行，速度奇慢，所以筹集的资金一时花不完，于是施典章就拿了350万两巨款到上海来搞资本运营。

在这350万两里，施典章交给陈逸卿的就有200多万两，占到陈老板手下钱庄发行庄票总额的1/3。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上海橡胶股票泡沫的很大部分是被远在四川的铁路公司吹出来的。如果没有这次风潮，施典章也许真能利用这笔款子大赚特赚。但最后证明，这毕竟只是一枕黄粱。

风潮来袭，政府开始追究责任。8月17日，陈逸卿被捕，他最后不堪重压，在狱中服毒自杀了。这生生把施典章与川路公司的300万两银子给坑得一干二净。这次重大亏空对川路公司的商人们的打击是沉重的。当清政府要来收铁路为国有时，他们坚持要国家替他们填这个巨大的窟窿，以盛宣怀为代表的清政府哪里肯买这笔冤枉账，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四川的形势朝保路运动越走越近。

另一方面，因为这次金融危机造成的沉重经济压力，也是清政府最后决定把原本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又不肯满足铁路投资者们赔付要求的一个重要原因。保路运动的爆发，从这个角度来看，已经早早地被埋下了定时炸弹。而就四川发生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这一线索而言，橡胶股票的这次风潮，已经早早地把清政府统治的终结写进了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