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将盛宣怀的独特性仅仅归结为其少年时期父亲的不在场，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很多人都有和盛宣怀一样的幼年遭遇，但其中没有几个会表现出与他类似的才能，取得与他相近的成就。一个人的独特性不仅仅在于其相对静态的潜意识个性，同时也在于其历时性的独特身世和经历。
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举人，父亲是进士，这种递进式的前后传承，在精神上就给予了盛宣怀很大的压力与动力。他的祖父陪伴了他少年和童年的大部分时期，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大部分求仕的动力肯定是来自于这位老举人的熏陶，虽然正途求仕后来被证明并不适合这位实际能力远远大于墨水功夫的大人物。科举虽然名落孙山，但盛宣怀的那种对于地位和权势的极其强烈的企图心已经被磨砺地锋芒毕露了。可以这么说，尽管他的这种企图心最初源自于其精神内核，但其最初的表现形式是对其祖父所代表的正统之学的追求。
接下来的人生里，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的父亲盛康成为了他下一阶段的导师。对盛康提倡的“有用之学”的追求不仅能够让他摆脱落榜的苦恼，而且能给他那无与伦比的企图心带来真正的实现可能。而事实上，盛康的确也给他以施展拳脚的舞台。在随父亲驻留湖北期间，盛宣怀就草拟了“川、淮并行之议”，提交给父亲，以帮助解决当地的引地之争。这时，盛康扮演了一个极好的鼓励盛宣怀、并将其自信心推到顶点的角色，他不仅表现得很惊喜，而且还对儿子的提议“采其说以上，章如所议行”，较好地解决了川、淮引地之争的矛盾。这种实际的、看得到的成功对于只有十几岁的盛宣怀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盛康扮演的角色就是接过盛隆培养的极富企图心的苗子，并将其推向他不断上升的轨道。
李鸿章（1823—1901）
第三位在盛宣怀人生里扮演重要角色，但其对盛宣怀的影响力却并非仅仅排在第三的人是李鸿章。李鸿章和盛康“雅故”，这一层的面子关系当然有很大的帮助，但他确实是因为欣赏盛宣怀的才华和积极肯干的务实精神才不遗余力地提拔他的。尤其在与左宗棠的较劲中，盛宣怀是一枚很出色的棋子。所以李中堂对他屡屡重用，又是让他办轮船招商局，又安排他建立电报局。这样的任务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极好的发迹开端，而盛宣怀在李鸿章的荫护下遇到的这样的机会不是一次两次，虽然并非每次都能成功，比如他在轮船局就受到了排挤，但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当初的李鸿章，那肯定就没有后来的盛宣怀。
在朝廷中如同李鸿章一样权势熏天的大官总是人们巴结的对象，而要李卖面子给某人来提拔他的后辈的总归会有不少，但真正对实业洋务感兴趣，而且确实不是抬不起的阿斗的，那可能就屈指可数了，其中就包括后来和盛宣怀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的袁世凯以及同样热衷洋务、后来还打算在台湾修中国第一条铁路的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而这些个人之中要有极度的企图心去争取一个又一个伟绩，能够借着李中堂的平台不断发达，直到最后控制大清国的经济命脉，那恐怕除了盛宣怀，就找不到第二个了。
很多人都反对做历史的假设，认为其根本无益于现实，也未必能提供任何有效的参考信息。这样的情况往往出现在历史情景很宽泛，人物形象不鲜明、没特色，谁都能取而代之，而历史也会给予任何一个人均等机会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假设历史的另外一种情形，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无非是英雄的交替变化，可能从亚历山大变成了恺撒，从拿破仑变成了罗伯斯庇尔，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英雄论是有道理的。
但是，当历史的场景变得更为微妙，尤其是当历史中人的机遇极其难得（如得到李中堂的大力提携），而其本身的才华和性格也非比寻常（无与伦比的自信心和占有欲以及超群的务实能力），最后取得的成就更是令人匪夷所思时，这样的英雄就是不可取代的。在任何一个平行世界中，要整合出一个集如此的机遇、才华和成就于一体的李宣怀、王宣怀出来，都是不太可能的事。
只有盛宣怀这样控制了清廷经济命脉的强大实力，才能够奠定清廷倒台的基础。盛宣怀是独特的，他的角色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因此，没有了盛宣怀，清廷能否在20世纪初倒台，辛亥年的革命是否能如期产生，还是很值得怀疑的。
现在，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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