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从哪里来

1895年，清廷让张之洞保荐一些能干的人来筹划京清路的修筑事宜。但张之洞还是坚持认为，卢汉路（卢沟桥至汉口）是全国铁路纲领，应该最先修造。除李鸿章仍然极力赞成兴建京清路之外，在总理衙门与督办军务处诸公的心目中，都一致认为卢汉路居于中部，四通八达。有京清路之长，却没有京清路之短，所以大家公认卢汉路应该先办。

但是卢汉路路长费巨，一下子要筹到款子还真不容易，倒是另外有一条短路，非但工易时省，而且便利漕运、交通，那就是天津至通州的津通路。前面说到，在津沽路刚修好的时候，李鸿章为了改善天津和北京之间的交通，弥补铁路公司的亏损，同时也是为了能报效海军，曾经请海军衙门奏准在津沽路的基础上展修津通路。但当时风气未开，廷臣群起反对，结果酿成轩然大波，最后只能罢议。现在形势变化了，国人幡然觉醒，这条路既重要迫切，又省工易行，所以很容易被人想到拿来做大规模兴办铁路的试验。在刘坤一等人的建议下，督办军务处命令胡橘棻去勘路，之后正式奏请兴建。

但问题不是，钱从哪里来？甲午战后，国库空空如也，原有的铁路经费，不是被慈禧太后挪用去做寿了，就是拿去备军需了，现在政府还要举债给日本赔款，哪里拿得出钱来办铁路。张之洞曾经提出向外国人借钱来修铁路，但是怕其中利权被洋人们褫夺，清廷不敢尝试，而民族责任心很强的洋务官僚们也不允许随随便便把铁路拿给外国人办。

国家拿不出钱来，又不让外国人办，那商办就被提上了日程。

同治中兴以来，政府开创了各种新企业，大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办法，也就是商家出钱承办，而官方则尽扶助监督的义务，如招商局、电报局以及矿务局等，都是如此。铁路也用过这个办法，津沽路就是商办，但由北洋大臣督理。台湾铁路最初也是商办，而由台湾巡抚监督的。但所谓“官督商办”，对商人们而言，有着官家的监督，总是不自在，所以每每都招不足商股，而最后用的仍然是官款或者外债。

津沽路的商办，除北洋挪垫了官款外，还借了英国怡和、德国华泰洋行款项100万两，而台湾铁路的商办，则完全用的是官款，商家虽然集资36万两，却被拿去买了两条轮船，最后刘铭传只能把它收归官办了。这种官督商办的政策，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却屡行屡败，在当事人看来，是因为政府掣肘的关系。刘坤一就曾经痛陈过官方制约的弊端。但即使是他也不敢把铁路完全放开交由商人去办，他主张：“悬着廉明公正之员，熟悉中外商情，素为西商所信服者……派为铁路商务公司督办。破除成格，假以重权，俾得专四其事。”这种做法与以往的官督商办不同的地方仅在于给督办“假以重权”。但即使这样的主张，在总理衙门以及军机处那儿也没办法通过。

铁路“商办”的原则确定后，招股办法却依然要费一些周章。因为洋人们对造路是很积极的，尤其是比利时人，他们的公使陆弥业（Loumier）活动最得力，一再推荐比商，美法两国也不甘其后，许多掮客都远渡重洋，来华投机。但这些人办的公司大多数是空头的，没有什么资本，他们跟总理衙门说自己多么多么有钱，其实一文不名，只等到生意招揽到手了，他们再去募集资本。他们不仅由公使推荐，还暗中贿赂官员，甚至买通华商来出面招股。当然招摇撞骗的不只是外国人，中国的投机分子也不甘让洋人们专美，他们集中在京津沪等地，竞相以承办铁路为号召。

还有一些官员也看了眼红，想要插一手。在籍道员许应锵、候补知县刘鹗、方培垚以及监生吕庆麟都纷纷请求参加办铁路。但是对张之洞和王文韶这两位办路主导官员来说，洋人固然不可信任，而这几位官人也不能令他们满意，一则因为这四个人的资本大半有洋商的背景，用他们的钱等于是用了洋人的钱；一则因为张王二人心中已经有属意的人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