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缺席率

5.降低缺席率

不论是由于真的生病还是仅仅想逃避压力，一旦职员的工作压力过大，就会导致缺席许多天。压力具有生理上的杀伤力，通过荷尔蒙的过度分泌，例如像肾上腺素、催乳激素和氢化可的松等，会造成职员体内的免疫系统变弱或者由于缺乏能量而导致精力和活力的降低。压力会使人的生理状况维持在一种高度警戒状态，并且会逐渐消耗最初维持免疫系统的生理成分。

此外，在工作场所中如果缺乏良好的沟通技能就会导致心理的挫败，从而导致长期处于愤怒状态。如果这种长期性的愤怒持续时间很久，不止会造成心脏疾病，还会导致早逝。根据北卡罗莱纳州大学的约翰·拜尔福特博士所说，严重的冠状动脉心血管疾病，和这种充满敌意的测试有直接的关系。这是由他的同事——杜克大学的瑞德福德·威廉姆斯博士所报告的，他发现在这种充满敌意的测试中得分很高的医生，在医学院里50岁死亡的概率比那些得分低的医生高七倍以上。(Williams，1989)换句话说，持续的愤怒不仅会导致缺席状况的增加，还会造成早死。员工由于患心脏病而缺席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员工由于死亡而缺席却是永远了。

事实上，日本人已经确认出一种由于过度工作而被人们称为“过劳死”的猝死人群。日本的工作者，心神失调通常都是由于激烈竞争和要求过高的结果。根据日本冈山大学的池见秋理和职业及环境健康大学的久保田新野说:

尽管竞争十分激烈，如果人们是在拥有终生雇用制的企业中工作，人际关系会是极端脆弱的……此外，决策通常是由团体来做出，管理者的职责就是倾听并且提升工作人员的意见……管理者更多的是在扮演协调者的角色。简而言之，对于管理者来说倾听并且了解每一个员工，是至关重要的。管理者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缺乏足够的训练和知识来实际执行。

日本的管理者愿意成为拥有高情绪智商的管理者，但是他们缺乏一些必要的技巧。难怪他们之中有一些人，会生病和早死。池见秋理和久保田新野于1988年开始制定一个五天计划，给日本的管理者传授一些关于“倾听经验”、“聆听感受”和“集中注意力/倾听”等的技巧，我确信这些技巧都很有助于我们对情绪智商式的管理模式的理解。

提高有效倾听技巧的指导原则包括五个步骤:

●目光与说话者接触。

●不要打断陈述。

●真诚地回应。

●了解整个过程，而不仅仅是结论。

●不要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而是要反馈式的倾听，以形成说话者自己的结论。

结果是当员工们说话时，他们会彼此注视，能够感受到对方正在说些什么，他们更加诚实，说话的人也有被人理解的感觉，信息就能够更加有效的沟通。管理者也不会由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受到了重视，会产生很多具有创造性的观点，矛盾和冲突也会逐渐消除。这些改变，对日本社会的科层制结构来说，简直就是奇迹。引用池见秋理和久保田新野的话来说:

在访问的时候，受访的组织成员们说，在这个部门里，职员和管理者之间从来没有机会进行“非正式沟通”，除了每年的新年聚会例外(例如新年晚会)，并且，有时候这些对话就犹如在“封建国王和农民之间”进行的对话。员工们很高兴地发现，他们的管理者正在努力地认识和了解他们每一个人。

作为这种努力的结果，员工当中的疾病减少了，缺席率也大大降低。原本考虑离开工作岗位的员工，在完成新的培训之后，又重新考虑留下来。最明显的是，就像在一篇统计分析中所报道的一样，在超过1600名员工之中，因疲劳、沮丧和不安所造成的事故显著降低。不论是在我们的文化还是在其他方面，情绪智商都降低了压力和缺席率。

有一点十分明显，就是在一个拥有高情绪智商的环境中工作的优点之一，就是压力和失败的减少。拥有更多支持以及真实的感觉，人们会感受到较少的压力和愤怒。压力和失败的减少，不止会让人们拥有更健康的心脏，胃溃疡、感冒、气喘病、糖尿病的情况也会变少，而且我们会拥有较好的记忆力。以上这些都是根据布鲁斯·麦克文和艾里特·斯泰勒(1993)的研究得出。

拥有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会让我们减少压力并拥有更好的健康。根据1982年布莱泽所著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感到社交孤独的人，可能比那些感受到情感支持的人，更容易生病或死亡。

这并不是说员工需要有人随时在周围帮助他们，真正重要的是能够感受到别人的支持力量，而不是实实在在有他人在身旁。并不是由于孤独才会导致压力，而是由于他们对一个人持续的生活状态，有一种孤独脆弱的感受和威胁。这种在工作上感觉到不安全的威胁可能是由于人际间的冲突，财务状况的不稳定则是由于工作的不安定。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很久、十分严重、并且不断累积，就可能会导致早死。以上资料来源于英国医学杂志199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Rosengren，1993)

建立支持感的一种方式，就是和一个值得信任的同事分担个人的烦恼。说不出真正的原因，反正无负担的心理状态对心脏的健康是有益的。贝多芬由于音乐而举世闻名，于1817年写了下面一段话:

罪恶是神秘的，当在孤独中看到它时，它会表现得十分强大。如果与他人进行讨论，似乎就比较容易忍受，因为这样一来，一个人会变得完全熟悉我们所害怕的东西，并且觉得已经克服了恐惧。(Ryback，1996)

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心理学家詹姆斯·彭尼贝克(James Pennebaker，1992)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并且这个结论还拥有科学根据。当他要人们写出他们最痛苦而难忘的经历时，发现结果是会让人们有一种增强免疫的功能和缺席率的降低。根据詹姆斯·彭尼贝克博士所说，最健康的模式就是，让这些个体先表达出他们感情的强度，然而再让他们有意义地记录下这个痛苦而难忘的经历。

在工作场所对减轻愤怒、忧虑和不安情绪的需求，仿佛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如果不减少这些具有毁灭性、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情绪，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就会降低，而且员工的缺席率也会随着疾病事件的增加而提高。

将感情上的支持当做一种延长生命的帮助，在这方面最戏剧化的研究成果之一来自于乳腺癌患者。大卫·施皮革尔博士发现，当乳腺癌患者在癌症晚期参加每周一次的支持性团体聚会时，她“会变得完全熟悉我们所害怕的东西”(借用贝多芬的话)，因此她们通常要比那些“在孤独状态中看待问题的”病人，平均多活两倍的时间。参加每周团体聚会的女人，在第一次治疗之后平均多活了37个月，而那些在孤独中独自一人面对疾病的女人则只能多活19个月。(Spiegal，et al.，1989)

显然，在感情支持所感受到的感觉和良性的健康之间，有一种关连性。在工作场所，这被解释为一种拥有高情绪智商的环境，导致了缺席率的降低。无数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