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的营地实验

卡特的营地实验

然后，罗杰斯将注意力转移到另一对历史性的敌人——也就是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他和我对发生在1978年，卡特总统和以色列总理梅内切米·贝让和埃及总统安渥·沙达特在大卫营地进行了成功的集会，达成了一个至今仍然存在的和平停战协定。(Rogers and Ryback，1984)

罗杰斯和我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国际争端以革命性方式的成功解决，主要是由于会议的非正式性，还有直到现在我们才听说的，会议除了要达成和平的主要目标之外没有制定任何议程。实现目标的步骤也不是事前确定的，会议也没有预先的安排——换句话说，没有规则也没有预先的假设条件。在会议过程中鼓励积极的情绪表达，甚至还允许对敌手大吼大叫。

当然，拥有这种情绪的变迁过程，也就自然会有高低起伏。就这点来说，就好像失败是接着失败而来的一样，摩西·达安感到一种“由于愤怒而导致悲伤和失望的心情”。

在另一点上，卡特对其有企图的仲裁行为似乎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所有的限制条件现在都不存在，他们的脸是涨红的，外交语言和优雅的礼仪也离他们远去……以色列总理梅内切米·贝让碰到一个赤裸的痛处，我认为埃及总统安渥·沙达特会爆发出来，他重重地打击了桌面……”

很明显，协商者对于深层的文化差异有一种强烈的公开感。失望和挫败的感觉，被亲密的私人会议气氛所克服，例如，在会议中卡特提到了贝让的孙子，并劝说他不要放弃。他将自己有个人签名的照片，送给贝让的每一个孙子。

当卡特将自己的照片交给贝让时，“他的双唇颤抖着，泪水也涌上了他的双眼……我们都很感动，静静地谈了几分钟关于孙子和关于战争的事”。(Carter，1982)贝让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他彻底放松自己，直接走向沙达特的房间，没有带任何一个下属过去。没有人知道究竟在那儿会发生什么事。卡特担心这两个国家元首可能需要一位斡旋者将事情平息下来，当他尽快地向那房间走去时，发现贝让十分满意地离开了沙达特的房间。“他相当地高兴，”卡特写道，“正如他告诉我他们参加了一场联谊聚会，并且沙达特同意贝让在以色列国会选举时所说的话。”情绪智商在国际谈判中的早期运用，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尽管情绪有时也会起到消极的作用，但是作为协调者的卡特总统，可以说是一个拥有情绪智商的优秀典范，主要原因如下:

1.他冒着自己的声誉以及办公室的威信可能会面临损失的危险，自我激励地设立了营地会议。

2.他敏锐地察觉到与会各方的情绪变化过程，例如，他伸出具有同情心和宽宏大量的双手对贝让承认失败做出回应。

3.他控制了内向的沙达特和外向的贝让两人之间战争的爆发。“在这两个人之间没有一致性，”卡特写道，“几乎每一次针对任何主题的讨论，都可能会演化成一个毫无收获的争论，并再次揭开过去政治或者军事战争的旧伤口。”(Carter，1982)情绪智商允许情绪的表达，重点在于如何进行有效处理，并让他具有创造力，这就是卡特最后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4.优越的管理技巧是管理智商的基石，卡特在需要的时候，通过一对一的会面，证明是十分有效的，使他自己在这种时候变得开放且友好。

5.当气氛变得特别紧张时，他会注入一些幽默感以得到缓解。例如，在一阵长时间且沉重的沉默之后，卡特为了缓解气氛，告诉贝让说:“如果你在这份已写好的文件上签字，就会节省我们许多时间……每个人都爆发出一阵真挚的笑声。”(Carter，1982)

当大叫的声音在对立的各派之间回响时，卡特坚定地站着，为了增加相互之间的信任，恳求介入期间，或者坐在位子上做一些笔记。当大吵大叫的声音终于结束时，他从笔记中摘取一些关于划分国家的真正议题进行阅读，并将怀有敌意的情绪转变为对问题深层次的认知。运用这种情绪智商式的管理方法，卡特有效地控制了愤怒的爆发。当失败逼近时，他增强了希望，最后从混乱之中产生了和谐。

在运用情绪智商的历史中，卡特的营地试验的成功可以作为典范。据《纽约人》的作者理查德·罗维尔所说:“卡特的营地计划违反了现代高层会议的所有规则。其中的一点就是直到仲裁者向国家和政府首脑确保，已经缔结了牢固且可实施的条约，并且只等他们签名盖章时，才聚在了一起。”

作为将情绪智商式的管理方法应用于国际政治领域的领先人物，卡特总统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真正真诚、思绪敏锐、不作判断的态度，如何能够帮助他们痛苦的对手彼此了解，从而缓解几世纪以来的对立局面。卡特总统通过支持真理以及消除它对立的形式，通过在希望即将破灭时提供支持，通过以一种带有热情和自信的挑战性态度来解决冲突，能够鼓励敌对的双方冒更大程度的风险来追求和平的实现。自圣经时代以来，营地会议的成功在情绪智商的应用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