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谋略思想发展大势

一、中国谋略思想发展大势

中国谋略思想的发展源远流长，传承不辍，历程约略可分为先秦、汉——唐、宋——清中叶、清中叶——现代四个阶段。

1.先秦:中国谋略思想的产生与谋略流派的形成

早在原始社会，华夏先民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就有意识地运用着谋略。进入原始社会后期的氏族社会时期，更是涌现出了一批颇富韬略的谋略大师，其中最杰出的代表首推被尊为华夏始祖的黄帝。据《史记·五帝本记》载，在与炎帝的长期争斗中，黄帝采用了推行德政、整肃军队、发展农业、扩展疆土、教练士卒的谋略，然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黄帝采用的这种战法，被后世谋略学家们视为“先为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孙子·军形》)的范例。

到夏、商、周三代，中国谋略思想进入早期发展阶段。谋略运筹中的许多原则、指导思想已经被总结出来。在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被称为东方文化神秘殿堂的《周易》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例证。如“乾卦”爻辞，以“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隐喻应该根据不同的时间、环境、态势，采用不同策略。又如“大壮卦”爻辞，引用了一个公羊抵篱笆的比喻，说的是一只公羊用犄角冲撞篱笆墙，成功后自以为无所不能，又去撞大车轮子，结果处于“不能退，不能遂”的两难窘境。从而暗示了这样一条原则:在谋略对抗中，进攻的一方必须把握“度”，如果一味逞强，难免自伤其身乃至败亡。再如“履卦”爻辞中说，有人既瞎又跛，却自认为视力好，腿脚健，结果一迈步就踩在了老虎尾巴上而被老虎咬伤。这就揭示了在谋略运筹中必须遵循量力而行的原则。《周易》中的这些谋略思想不仅为“三代”统治者提供了重要的谋略方法论，而且成为后世谋略理论的源头活水。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动荡与变革，全社会掀起了一股研究、运用谋略的热潮。“合纵连横”、“围魏救赵”、“弦高犒师”、“假途伐虢”、“田单破燕”、“郭隗求贤”……众多谋略家留下的这些精彩谋略案例，为后人描绘出一幅幅勾起人无限遐想的历史画卷。这一时期丰富的谋略实践，为谋略流派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翻开诸子百家典籍，可以看出诸子无不自成独立的谋略思想体系。不过相比较而言，道、兵、法、纵横四家更为重视权谋的运用，在中国谋略学的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道家的开山大师是老子。老子对中国谋略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矛盾论”。在老子看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都存在着大量的矛盾。矛盾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矛盾的双方既彼此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并且总是向相反的方面运动、转化。这种矛盾观对后世谋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二是“柔胜论”。《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七十八章》)老子由此提出了“弱之胜强，柔之克刚”的著名论断。老子的这种“柔胜论”，不仅成为谋略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而且成为历代谋略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城濮之战”、“马陵之战”、“官渡之战”、“淝水之战”……多少令人回味无穷的故事，都体现了“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主题。

兵家的杰出代表是孙武，其代表作《孙子》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谋略学专著。第一，孙子的“伐谋”论，强调了谋略的重要性。《孙子·谋攻》上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就谋略的价值而言，在以上四种方法中，“伐谋”居于首位。“伐谋”可以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奇效。这就为谋略学地位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柱，使谋略的研究得以摆脱少数人私相授受，秘不示人的状态，一举登上传统国学的堂堂正殿。第二，在“伐谋”思想的指导下，孙子对与谋略运筹有关的许多领域——从谋略的准备活动，到谋略目标的确立，实施谋略的具体方法，谋略人才素质的养成等等，都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这就为后世谋略家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第三，提出了一系列指导谋略运筹的原则。《孙子》中的大量论断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多算胜，少算不胜”，“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等等，无不成为脍炙人口的警句、名言。正因为如此，《孙子》一书，不仅被后人应用于军事领域，而且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外交、商战、教育、体育等领域。从这一意义上说，《孙子》堪称为一部展示中华民族无穷智慧的谋略百科全书。

纵横家是当时活跃于各诸侯国间的一批外交人士，以苏秦、张仪为代表。他们或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或入朝干政，直接充任君主的谋臣辩士。擅长游说，是纵横家的职业特色。在五花八门的游说实践中，纵横家们逐渐总结出了一套说服他人的方法、诀窍。纵横家的经典著作《鬼谷子》就以“捭阖”、“内揵”、“抵巇”、“反应”、“飞箝”、“忤合”、“揣”、“摩”、“权”、“谋”、“决”为题，从对游说对象的观察、选择，到游说内容的安排，游说技巧的运用等外交谋略的基本原则、内容、方法，都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可视为一本外交人员必读的教科书。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作为先秦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在汲取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谋略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法(法律制度)、术(计谋策略)、势(权柄)相结合的谋略理论，从而为中国历代帝王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政治谋略蓝本。尽管韩非本人及其学说，从未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学者宗师、学术正宗，但他的政治谋略学说，包括他总结出的一整套谋略手段如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利异外借，托于类似，敌国废置等所谓“七术”、“六微”，一直是统治者在治国、御臣、使民活动中反复运用的传家法宝。

2.汉——唐:谋略思想发展的鼎盛阶段

汉唐时期，中国宗法地主社会臻于鼎盛，谋略学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对前代谋略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总结。仅《汉书·艺文志》就收录了各种与军事谋略有关的著作计53家，790篇，图43卷。并且将传统军事谋略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大流派。详细记载战国纵横家言行的《战国策》在这时期得以整理汇编成册。被视为兵学经典的《武经七书》，其中绝大部分也都是在这一时期经过学人的发掘、整理、补充得以结集出版的。唐人赵蕤的《长短经》，则以“大政”、“德行”、“权变”、“霸纪”、“权议”、“杂说”、“兵权”为议题，结合历史实际，对历代经邦理政、治军伐交乃至立身处世、待人接物、论辩游说等谋略进行了全面总结。这些著作的出现，无疑大大丰富了传统谋略学的内容。

其二，对前代许多谋略范畴、法则进行了补充、发展或修正。例如，在“心战”问题上。先秦时期的谋略家也非常重视心理战的运用问题，但他们视线的焦点，大多集中在对敌“攻心”这个层面，至于对己“治心”的内容则很少涉及。与此不同，诸葛亮的《心书》、李筌的《太白阴经》等著作，则从“攻心”与“治心”两个层面，全面探讨了“心战”的基本原则、方法及其在谋略运筹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大大扩展了“心战”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又如在“奇正”运用问题上，先秦谋略家大都遵奉孙子“凡战以正合，以奇胜”的原则，把出奇看做是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但唐代著名的谋略家李靖则明确指出，“凡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从而修正了先秦谋略家单纯倚重“以奇取胜”的片面观点。

3.宋——清中叶:谋略学发展的相对停滞

宋代以降，中国进入宗法制地主社会后期。随着理学成为官学，大批讲究权谋之术的典籍被逐出官学之门，只能在民间私相传习授受。尽管也有少数谋略著作立于官学，如《武经七书》从宋代开始被列入考武举的必修课目，但也仅仅只是被狭窄地局限于军事谋略领域，谋略学的发展极为缓慢，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不过，这一时期也有两部著作值得一提。一部是署名刘基的《百战奇略》。该书将谋略运筹方式分为100个类型，结合历史事例，分别论述各种方式方法在实际运用中所必须掌握的要领。另一部是流传甚广的《三十六计》。该书将各类谋略归纳为六大类，三十六小类，以传统的阴阳八卦理论为依据，分别论述各类谋略的基本原理，表现形式和运用方法。这两部书的刊行、流传，表明宋代以降谋略学逐渐走上了轻理论建树而重实际运用的发展路径。

4.清中叶——现代:谋略学的转型

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国门的渐次开放，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涌入，中国谋略学的发展格局为之一变。如何在继承、发展、弘扬传统谋略学优秀遗产的同时，广泛汲纳西方谋略思想的精华，成为摆在近代谋略家们面前的主要课题。从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中经洋务派、维新变法派到孙中山，都为解答这一课题做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但只有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谋略学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开辟了一条解答这一历史性课题的成功之路。中国谋略学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