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谋略学的文化个性

二、中国谋略学的文化个性

任何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性格，这种性格辐射于各种学科领域，就表现为独特的学术文化个性。在中国漫长的谋略思想发展历程中，中国谋略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个性。它鲜明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诡道”论与道德学说并行不悖的学术特色

“兵者，诡道也”，这是伟大的谋略家孙武的一句名言。“诡道”二字，准确地揭示了中国谋略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孙子》上所说的“顺详敌意”，“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六韬》上所说的“因其所喜”、“亲其所爱”、“阴贿左右”等12种文伐之法，《兵法百言》上所说的“一人之事不泄于二人，明日所行，不泄于今日”，《三十六计》上所说的“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知妄为”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对谋略“诡道”做了深入研究和阐述。与此同时，中国谋略理论又十分重视对道德问题的研究。如在关于谋略家的素质修养方面，要求谋略家“能清、能静、能平、能整”(《黄石公三略》)，要有“仁、信、忠”的高尚情操，要有“不自见、不自足、不自伐、不自矜”(《老子》)的谦虚精神，要有“以身殉国，一意而已”(《诸葛亮集·将苑》)的献身精神，要有“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论语》)的利他精神。在谋略人才的任用、考察方面，不仅强调要重用“智者”，更强调要重用“贤者”。主张用“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六韬》)，“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吕氏春秋》)等“六守”、“八观六验”之法来考察人才的道德操守。在谋略手段的运用方面，把“以德胜人”看做是上策，而把“以力胜人”看做是下策。

谋略，从它的本质属性而言，只是人类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工具，本身并不具备任何道德色彩，而中国谋略理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把道德学说巧妙地引入谋略研究范畴，由此形成了“诡道”论与道德学说有机结合的学术特色。这与西方一味强调狠毒诡诈的马基雅维里式谋略理论，显然大异其趣。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谋略理论的这种学术特征的形成与中国谋略家对道德功能的深刻认识有密切关系。在中国谋略家看来，谋略虽然属于“诡道”、“诈道”，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但谋略运筹者的道德操守却有高尚与卑劣之别。品行卑劣的人所策划的谋略，尽管有可能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失败的命运。惟有道德高尚的人才可能利用各种有利因素，从而获得最长远的利益和最后的胜利。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都说明了这个道理。这种对道德功能和作用的张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重道德、重伦理的民族学术传统，以及中华民族总是善于以长远的、历史的眼光来分析、处理问题的民族文化性格。

2.重人力而轻物力的价值取向

谋略是人类的一种智力运筹活动。毫无疑问，在这种活动中，人的意志力、思维、判断、决策、操作能力等等，是决定谋略成败得失的重要因素。对于“人力”的价值，中国谋略家一向给予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姜太公所说的“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孙武所说“多算胜，少算不胜”，“将者，国之司命也”，吴起所说的“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权，则不劳而举”，诸葛亮所说的“审天地之道，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以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死生之事……此为军之大略也”等等，都把“人力”看做是决定谋略成败最重要的因素。在这种价值导向下，如何发挥人力的作用，成为中国谋略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正是依凭着对人力价值的开发、利用，中国谋略史上才上演了一出出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出奇制胜的历史剧。重人力的价值观念，成为中国谋略理论的重要支点，也是中国谋略思维中最富于创造性的精华所在。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谋略是一种极富对抗性的活动。谋略成败不仅取决于谋断双方的“人力”运筹技巧，也取决于双方物质力量的强弱大小，以及对物力的运筹、使用技巧。尤其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日新月异的发展，物力在谋略运筹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当中国谋略家们把人力的价值推演到极致时，他们却往往忽略了物力在谋略对抗中的价值。翻开传统谋略著作，如何运用奇计妙策克敌制胜的议论比比皆是，但如何通过发展、利用物力来赢得胜利的论述却寥若晨星。至于科学技术——物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则完全被排除在谋略家们的视野之外，以至于对已经拥有的先进科学技术都不能加以有效利用。仅以指南针和火药的命运为例——指南针是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发明出来了的东西，但一直到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历代军事谋略家在谈到引导部队行军问题时，都未能超越孙武“用乡道”的水平，丝毫不见指南针的踪影。火药在汉代就已发明了，但直到元代，才有管形火器问世。从元至清前期的几百年间，管形火器并没有受到绝大多数军事谋略家的重视，以致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冷兵器依然是中国军队的主战武器。显而易见，轻视物力，尤其是轻视科学技术的价值观念，直接影响了中国军事谋略家运筹水平的提高。

3.以客观实际为谋略运筹出发点的务实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讲究务实的民族。这一民族性格，在谋略学领域，表现为始终把客观实际看做是谋略策划、制定、实施的最主要依据。在谋略的准备活动方面，中国谋略理论强调“知己知彼”是实现谋略目标的先决条件，而所谓“知彼”，“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而知敌情者也”(《孙子·始计》)，既反对用求神问卜的方法来胡乱猜测敌情，又反对对敌情作类比推附的主观臆断，强调只有通过掌握敌方客观实际的人，才能真正把握敌情。在制定谋略方案的过程中，中国谋略理论主张“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孙子·九变》)，“见其可欲，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荀子·议兵》)，强调制定方案时既要考虑客观上可能有利的一面，也要兼顾种种不利因素。在谋略实施问题上，中国谋略家们指出，谋略方案只是人们的一种预设计划，而客观实际却永远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因此，在谋略实施过程中，人们应当“与物推移、变动无常”，“不为事先，动而辄随”(《黄石公三略》)，“不法古，不修今”(《长短经》)，“此策阻，而彼策生”(《兵法百言》)，随时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换策略。

中国谋略理论中这种重客观实际，黜虚悬妄幻之说的风格，一方面源于谋略学本身的内在要求:谋略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是它与纯理论的“义理”之学的一个重大区别。任何高明的谋略只可能来源于实践，运用于实践并直接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就决定了一切带有神学色彩的、主观主义先验论色彩的理论，不可能在谋略学领域内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源于“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潜夫论·叙录》)，“国民常性……语绝于无验”(《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的民族务实传统。谋略学科的内在逻辑要求和民族文化传统，使得中国谋略学成为传统国学中最具理性精神的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