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名播天下

红顶商人，名播天下

胡雪岩运用灵活变通的手段，不断地培养自己在官场中的势力，提高自己在官场和商场中的地位和影响，他步步为营，节节上升，最终登峰造极，以“红顶商人”名播天下。

“从政要看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这是当时晚清社会的一句流行语。不管此语的寓义与目的如何，但却道出了胡雪岩当时在商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并且反映了胡雪岩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

清代陈代卿这样评述胡雪岩这位商界巨贾富于传奇的一生：“游刃于官与商之间，逐追于时与势之中；品尝了盛衰荣辱之味，尝尽了生死情义之道。”那么，作为一心追求富可敌国的商人，胡雪岩为什么非得在官场中为自己弄个红顶子戴呢？

原来，封建社会的中国是最轻视商人的。所谓士农工商，商人是排在最末一位的。正因为商人在社会中政治地位低微，所以以富求贵，跻身官场一直是许多商人的梦想。而且旧式商人还有个普遍的心理，那就是人有不如已有，求人不如求己，巴结大官显要求得他们的帮助与庇护，比不得自己想方设法置身于官场来得便捷。商人重利，这“利”的含义不仅指钱财，当然也包括“功利”。晚清时，虽然已有人发出“以商立国”、“商为四民之纲”的呐喊，然而，由于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积淀和传统的惰性作用，晚清时代的中国迈向近代化的步履还是相当沉重的。又因为封建社会几千年来代代承袭的官本位思想已成为积淀于人们心中的短时间难以改变的价值取向，畸变成难以挣脱的怪圈。

自古以来，参加科举考试中状元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全中国几乎所有的父母都用同一种思想教育自己的孩子：“你一定要下功夫学，将来争取考上状元。”考状元所为何事？不外乎升官发财，衣锦还乡。当然，对于商人来说，考状元升官的路很难走得通，他们只能用商业挣的钱来买官，又名捐官。

捐官的始作俑者是秦朝丞相李斯。他制定捐官制度的目的在于应付非常之事，如边境兵灾、国库空虚、发不出军饷、国家无钱救济等等，无奈之下，国家开始向有钱又想求得官衔的人卖官，以解燃眉之急。

到了清代，战乱不止，经济发展停滞，白银又不断外流，国库时常处于虚竭的状态。于是朝廷想法增加财政收入，开始大量卖官敛钱，规定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台以下，一律标价向社会出售。捐官者称为候补，可以戴顶子，着官服，见面以官衔相称，享受各种虚名，但却无地可治、无公可办。许多人爱慕官场虚名，花钱捐官，以候补的身分终其一生，从未上堂理事，执掌权柄。但捐官仍然可以想方法把虚职变成实缺，若捐了候补之后，再出一笔钱，买通关节，便可补缺，获得官场中的某一具体官位，掌握一地行政大权，名正言顺地搜刮百姓。王有龄能够担任海事局坐办的职务，就是走的这条由捐官到授实缺的路子。所以在封建社会，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没有希望的读书人，即使砸锅卖铁，借高利贷，倾家荡产，冲着可以捐个实缺光宗耀祖，掌一方生杀大权的这一线生机，也往往在所不辞。说起胡雪岩走上捐官的道路，还得先从他的一次生意谈起。那是浙江钱庄同业大会的一次集会，对胡雪岩早就闻名的新任浙江巡抚罗遵殿亲自到会祝贺。巡抚大老爷到来，这些钱庄老板立马全都改变了一往的百姓打扮，平素一律长袍马褂，而今个个身着花花绿绿的官服，头戴顶子。这场面令胡雪岩尴尬不已，在场中的钱庄老板中只有胡雪岩长袍马褂，未着官服。本来他是这次同业大会的发起者，如今却因为是“白丁”而不能坐主席之位，只能站在众多身穿官服的钱庄老板的末位，弄得胡雪岩好没有面子。

原来，按清朝的规矩商人在官员面前是没有座位的，只有当官的才可以有座位。只要是有官衔的人，巡抚大人都可以安排他们入座，而不管这种官衔是凭自己的真实才能中举得来的，还是花钱买来的。但是商人在正式场合见了官老爷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就坐的，而只能站着。所以许多钱庄老板为了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也是为了官场应酬方便，都花了银子，大小弄个官职。胡雪岩因一心想做个富可敌国的大商人，虽然平素官场上也有许多不错的朋友，大家熟不拘礼，倒也没遇到过什么麻烦。而今这位巡抚大人是新来此地上任，从未见过胡雪岩，只是久慕其胡雪岩在商界和社会中的名气，欲与之相见，才兴冲冲地跑来祝贺。

巡抚大人威风凛凛，官气十足地坐在堂上。钱庄老板各自按捐官大小两边坐好，巡抚大人于是滔滔不绝地对钱庄老板讲了许多为商要安国济民的大道理，请求地方大力支持自己等等。兴高采烈地说完之后，巡抚没有看到胡雪岩上前施礼，这才问道：“听说这次大会是胡老板号召起来的，不知胡老板人在何处？怎的未见？”

这时，在商人队伍的最末端站了半天的胡雪岩赶紧答道：“回大人的话，小人在此。”

这下倒弄得巡抚大人不好意思，多数商人因捐了官都有座位，没想到竟让大名鼎鼎的胡财神干站了半天。

有了这次惨痛教训，胡雪岩赶紧去找自己的官场朋友王有龄，商议怎么样尽快给自己花钱捐个官。王有龄听了胡雪岩在商会中的经历，大笑，他调侃道：“怎么，我的财神爷，是不是厌倦商场生涯，也想尝尝为任一方的味道？”

胡雪岩如实地对王有龄道：“哪里哪里，我是只求其名，而不取其实。”

王有龄听了胡雪岩不想做官的想法，大惑不解地问道：“雪岩，有时真弄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做官有什么不好，如今天下人哪个不是削尖了脑袋要入仕为官，却恨无此机缘。以你的真实能力，如果肯入仕途，绝非一般书呆子可比。再者，以你的财力，捐一个五品的实缺，掌握实权又有什么问题？”

胡雪岩真诚地向王有龄解释道：“大哥，我只是一个商人，我擅于为商，也乐于为商。别人盼着出将入相，我只求富可敌国，大把花钱享尽人间春色，又能济人贫困，自自在在，逍逍遥遥过一生。我对做官没兴趣，为官，案牍之劳不说，又要拘于礼法，不得放浪形骸，确非我之所愿也。”

王有龄知道胡雪岩已认准的事劝不动他，也就随他去了。于是，两人商议捐官的事情怎样运作，最后决定先捐一个六品的候补道台。最后，胡雪岩花了几千两银子，朝廷发下委任状和官服顶子。胡雪岩穿上在镜子前一照，觉得还不如穿长袍马褂看着精神，穿着官服就像个唱戏的小丑儿一样，浑身不自在，便脱下顺手一丢，重新换上了他的长袍马褂。不过，以后凡是见官的场合，胡雪岩都整整齐齐地穿上这套官服，戴起顶子，在别人看起来蛮像那么回事，然而他的内心总觉得自己荒唐之至。

后来，随着王有龄仕途得意，一路攀升，由知府竟成为浙江巡抚，坐镇一方的堂堂二品大员。为了提高自己的名声和地位，为自己的生意打造一个金字招牌，胡雪岩捐官也越来越大，甚至还通过左宗堂的关系，破天荒地弄了个红顶子，还被清政府赏穿黄马褂。

在清朝，赏穿黄马褂对文武官员是一种最高奖赏，不是一般官员可以获得的。只有皇帝身边的侍卫和立有卓著功勋的文武大臣才有资格赏穿黄马褂。即使是驰骋疆场大半辈子的封疆大吏、权倾朝野的左宗棠也是在53岁那年，即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浙江省城杭州之后因为战功卓著才被赏穿黄马褂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一番精心的筹划与安排，左宗棠终于在光绪四年四月十四日（公元1878年5月15日）郑重地上奏了枟道员胡光墉请破格奖叙片枠，该奏折几乎是胡雪岩的一个功劳簿，奏折除记述胡雪岩办理上海采运局务、购枪借款、转运输饷、力助西征的劳绩，左宗棠在奏折中又长篇累牍地罗列了胡雪岩对陕西、甘肃、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灾民的历次捐粮捐款的义举，估计数额达二十万内外，“又历年捐解陕甘各军营应验膏丹丸散及道地药材，凡西北备觅不出者，无不应时而至，总计亦成巨款，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为了使皇帝相信自己所说的胡雪岩的功绩是真实的，左宗棠在奏件中还发誓：“臣不敢稍加矜诩，自蹈欺诬之咎。”这样，胡雪岩既军功卓著，又屡行安国济世的善举，还有被朝廷倚为肱股重臣的左宗棠鼎力保奏，朝廷不仅破例批准给胡雪岩赏穿黄马褂，皇帝为表示对胡雪岩功绩的肯定，还特意赐允胡雪岩在紫禁城骑马的无上荣耀。胡雪岩在官场中的地位提高了，他在杭州城内元宝街的住宅也得以大起门楼，就连渐江巡抚到胡家，也要大门外下轿，因为正二品的巡抚也没有穿上黄马褂。乾隆时期的盐商曾因巨额报效而获红顶戴，但在清朝商人中，像胡雪岩这样既有红顶子又穿黄马褂、享有破天荒殊荣的却是绝无仅有。难怪胡雪岩这位特殊的官商被人称为“异数”。

胡雪岩一生游走于官商两界，是晚清时官商中最特殊的人物之一。他具有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既有常人羡慕的官的荣耀，又有社会中商的实惠。但他志在经商，并不坐衙门、拍案升堂，而仍以经商为业，这表明他捐官买官的目的只是想借助于职衔和封典，来抬高自己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以提高自己在商业竞争中的力量。换一句话说，胡雪岩的红顶子、黄马褂以及所有的在官场中的投资都是服务于他的生意经的。这点与晚清时代另一个大商人李鸿章手下的盛宣怀大不相同。盛宣怀在1870年入李鸿章幕府后，很得李鸿章的信任。1873年后他由轮船招商局会办升为督办。1879年至1896年任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山东登莱兵备道兼海关监督、天津海关道兼海关监督。盛宣怀虽然办了不少实业，在商业中有一些成就，但后来却淡出商界，开始正儿八经地做起了官，所以枟慎节斋文存枠如此评说道：“光墉亦不欲居官，与盛宣怀渐窥台司者，行径又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