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 · 斯蒂格利茨,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员。他于 1979年获得约翰 · 贝茨 · 克拉克奖( 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提出经济全球化的观点。他还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
眼下,日本海啸成了焦点,至于两年前的金融海啸,不好意思,公众似乎有些淡忘了。
但倘若你有心收集危机发生后那些专家学者、业内人士的成文著述,你会发现,对于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厘清、责任判定、方法建议、历史反思、趋势研判等,他们从未停止探索,当然在热烈讨论之余,更不乏激烈的争论、辩论。
以手头有的相关图书为例。如前美国财政部长亨利 · 保尔森的《峭壁边缘》,有曾任雷曼兄弟副总裁的劳伦斯 · 麦克唐纳的《常识之败:雷曼背后的金权角逐》,“金融大鳄”乔治 · 索罗斯的《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和《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等。他们的作品有个共同点,那便是亲历者的回顾和记录。如果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的话,那么也有一些旁观者的叙述,例如安德鲁 · 罗斯 · 索尔金的《大而不倒》、理查德 · 比特纳的《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和凯文 · 菲利普斯的《金融大崩盘》,它们大多出自媒体人之手,既有客观的描述,也不时有一些猜测性的报道。既然金融人士、媒体记者悉数登场了,也该轮到学者代表发言了。例如,努里埃尔 · 鲁比尼的《末日博士鲁比尼的金融预言》、马克 · 赞迪的《影响美国经济政策的思考》和卡门·M.莱因哈特的《这次不一样? 800年金融荒唐史》……学者们从不同的学派、立场和价值倾向对危机做出各自的阐述和理解,虽然不一定是“终极真理”,但真理往往在这一家之言、百家争鸣中被“越辩越明”。
今天,我们再推荐一本书,确切地讲,仍然是一本经济学家写的书。作者是集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等荣耀于一身的约瑟夫 · 斯蒂格利茨,而这部全新力作的名字叫《自由市场的坠落》。
初看这一书名,有两种含义可以解读。其一,金融危机的再次爆发证明了自由市场秩序固有的缺陷与不足;其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宣告受挫,其观点理应得到反思和批判。这不,在书的开篇,斯蒂格利茨即对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华盛顿和华尔街巨头们——展开了猛烈抨击。危机发生后,相关责任人总是推诿危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斯蒂格利茨毫不含糊地嘲笑了这种罔顾事实的言论,他写道:“能够预测到美国经济崩溃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纽约大学的经济学家努里尔 · 鲁比尼、金融家乔治 · 索罗斯、摩根士丹利的史蒂芬 · 罗奇、耶鲁大学的罗伯特 · 席勒……他们都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相信市场不能自我纠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担心房地产的泡沫,一些人(如鲁比尼)关注由全球失衡带来的汇率突然调整所产生的风险。 ”他还进一步指出:“任何仔细观察美国经济的人都很容易发现,美国经济不仅存在‘微观’问题,而且还有严重的‘宏观’问题。”综观全书,斯蒂格利茨花了很大篇幅来批驳那些经济学家的“奇谈怪论”,指出他们的最大谬误在于,只强调亚当 · 斯密和哈耶克两个经济学大师说过市场有效,却故意忽略斯密和哈耶克都提到过市场缺陷的必然性、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政治圈多年的厮混,并没有打磨掉斯蒂格利茨身上的锐气。相反,他是越来越激愤,整一个“愤老”(相对于“愤青”)。在书中,他极尽辛辣、严肃之力,痛批金融市场主要监管者如格林斯潘、伯南克、盖特纳、保尔森等人的失职。同时,身为民主党人的斯蒂格利茨,就连奥巴马政府也“一个不放过”,颇有微词。例如,他会揭露奥巴马头号智囊萨默斯的“丰功伟绩”,说他没有对激增的衍生产品进行管制,暗中助长了金融危机的产生、发展乃至爆发。还有对于奥巴马本人,斯蒂格利茨认为,他缺乏魄力、勇气和诚信,在以彻底改变为噱头当选总统后,却瞻前顾后,总是设法权衡讨好选民、华尔街等方方面面,采取了许多做样子、混日子的走过场政策。这就好比当轮船快要沉底的时候,奥巴马所做的不过只是重新摆摆甲板上的椅子;而当经济肌体有了重大的创伤之后,奥巴马只是把伤口晾在太阳下,让阳光给伤口消毒。
不过话说回来,也不能光批评,没有建设,“推倒”的目的也是“重来”。在书的后半部分,斯蒂格利茨谈了着力于拯救美国资本主义的方案和方法。他主张必须重新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教条,不能认为自发的市场经济会优于政府监管;主张收入再分配,强调以累进的税收稳定经济,倡议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新的全球储备体系;主张用 GNH(国民幸福指数,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代替 GDP;主张在解决美国贸易赤字、财政赤字问题的同时,加大关注道德赤字( moral deficit),因为弥漫在美国经济生活中的急功近利情绪,将会导致美国走向死路。
观点颇为出格,而且还有点危言耸听,就像书名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斯蒂格利茨说的一定就是对的。他对人、事、物的诸多看法,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所主张的改革也是一种“学院派”的理想主义号召,就现实而言很难实现。然而,斯蒂格利茨激进且黑白分明的做法,着实能澄清市面上那些模棱两可中庸自居的“骑墙派”,也不失为学者应有的勇气、道义和风范。如同多年前那本《全球化及其不满》,这一次,斯蒂格利茨显然是通过《自由市场的坠落》在向世人声明:“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我早就预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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