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社会的战士

“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4］，p255）爱因斯坦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就是一个献身社会的战士。

一、高尚的人生追求和信念

在1930年发表的“我的世界观”一文中，爱因斯坦清晰地表述：“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份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承受。”（［1］，p35）此话充分显示了这位享誉世界的伟大科学家的宏大胸怀和对人类的强烈责任感。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将此信念要求他的儿子，作为他儿子的座右铭。

享誉世界的我国数学家华罗庚教授（1910—1985），由于多次心肌梗塞，于1983年在病榻上写下遗嘱：“力竭矣，但斗志不衰，战士死在沙场幸甚。但甚盼尸体能对革命有用，倚墙可作人梯，跨沟可作人桥。”1985年6月12日，他倒在了东京大学的讲台上，实现了他生前所讲的“最大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誓言。（［13］，p272）

心语　在科学道路，伟人们那种生命不息、研究不止、甘为人梯和人桥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攀登科学高峰。

在此文中他还讲到，“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1］，p36）正是这种不爱虚荣、不追求名利，一心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和目标，当他的革命性的科学理论被怀疑、不被科学界接受甚至遭到攻击时，以及当他在捍卫民主、自由，反对战争的道路上受到谩骂、恐吓、甚至生命遭到危险时，他总是充满勇气、毫不退缩，为追求真理和正义而奋斗。

二、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

爱因斯坦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首先表现在他是一位为了捍卫人类的民主和自由，保卫世界和平而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伟大战士。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月初在德国统治者的威逼利诱下，一批很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艺术家、律师、医生等）在一份由少数知识分子所炮制的“先文明世界宣言”上签了字，其中有已经获得和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伦琴、勒纳、维恩和普朗克等。（［3］，p171）这份宣言粉饰了德国侵占比利时等国的侵略行为，并声称是正义行为，但是爱因斯坦没有在上面签字。相反，他毫不犹豫在他人起草的一份声明“告欧洲人书”上签名，此声明针锋相对地指责这些科学家和艺术家“以敌对的精神讲话，而没有站出来为和平说话。……这种态度同世界上的从来被称为文化的那些东西是不相称的。”并严正声明这是一场“野蛮的战争”。可惜的是，在当时的残酷环境下，在此声明上签名的仅有4人，未能正式发表。但爱因斯坦始终没放弃参与各项反战活动，直到1918年11月战争结束。

1933年1月纳粹头子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一上台就对知识分子、工人领袖和犹太人进行残酷迫害，爱因斯坦也上了黑名单。幸好他当时正好在美国讲学，逃过一劫，但他在德国柏林郊外的住宅被纳粹查抄了。1933年3月20日，他在从美国回欧洲的途中发表了反对纳粹暴行、不回德国的声明，义正辞严，态度鲜明。在比利时暂住期间，爱因斯坦得到了比利时政府的保护。

当年10月，为了躲避纳粹特务的暗杀，爱因斯坦到了美国，定居于普林斯顿，被聘为高等研究院教授，直到1955年去世。1940年，他取得了美国国籍，但同时保留了瑞士国籍。

爱因斯坦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还充分表现在他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和培养，他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教育思想十分丰富，在今天对我们的教育工作仍有现实意义。

1936年，爱因斯坦在纽约州立大学举行的“美国高等教育300周年纪念会”上所作的报告“论教育”中，他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个人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教育思想论述。例如，他说：“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一种工具，靠它来把最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1］，p100）文中还强调说：“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1］，p103）在这些论述中，爱因斯坦的最精辟之处是把学生看作“人”，是一个有思想的“活人”，而不是被灌输知识的“死的工具”，或者是一个“容器”。“以人为本”正是当代教育思想的核心。

图5－6　在普林斯顿家中的爱因斯坦

三、坚持不懈、奋斗终身

晚年的爱因斯坦仍是一位不懈的斗士。在他74岁那年，针对当时在美国“麦克锡主义”横行霸道、非常猖狂，他坚决地站了出来，揭露真相，号召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要勇敢地站出来针锋相对。

麦克锡主义是指当时在美国以共和党参议员麦克锡为首的一个调查委员会，自1950年开始，借着反共的名义，对他们怀疑的一切人，包括政府官员、大学教授、作家、报纸编辑等进行“清查”和随意“指控”。麦克锡主义大大扼杀了思想界和学术界的自由讨论，一些著作不能发表，演讲被取消，学术的自由交流被禁止，教学自由被压制。面对这种邪恶势力，在1953年6月12日，《纽约时报》刊出爱因斯坦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揭露麦克锡主义的阴谋，尖锐指出美国知识分子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并严正提出：“处于少数地位的知识分子应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这种邪恶行为呢？坦白地说，我想只能是甘地的革命方式，即不合作。被召到委员会面前的每一知识分子都应拒绝作证！也即准备去坐牢、倾家荡产。总之，为了他的国家的文化事业而牺牲个人幸福。……如果足够多的人愿意采取这种重大的步骤，他们就能成功。如果不愿意，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就只配给他们准备好的奴隶待遇了”。此信影响很大，在美国引发了一场保卫人权的运动。一年后麦克锡被参议院弹劾。这种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在科学家中十分罕见。

图5－7　1950年（71岁）的爱因斯坦在上班途中

晚年的爱因斯坦不仅在社会活动方面是一位不懈的斗士，在科学研究方面更是奋斗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他从高等研究院退休，但他在保留的办公室中工作到去世。1949年3月14日是爱因斯坦的70寿辰，在3月28日他给好友索洛文的信中，谦虚、坦然地表达了自己70岁生日时的心情：“你一定在想我在此时此刻会以满意的心情来回顾我一生的成就。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感到在我的工作中没有任何一个概念会很牢靠地站得住，我也不能肯定我所走的道路一般是正确的。……所有这些都是只是短见而已，但是确实有一种不满足的心情发自我的内心，……”（［1］，p31）

晚年爱因斯坦在腹部的大动脉上有个动脉瘤，常常疼痛，且伴随呕吐，身体越来越虚弱，经常卧床不起。一旦有所好转，他就坚持上午到研究院上班，且每次来回步行一个小时左右，下午和晚上除了接待朋友、处理信件外，就是继续科研工作。他一直坚持到1955年4月15日，由于动脉瘤破裂，人们不得不将他送进普林斯顿医院，他的大儿子从伯克利大学赶来陪伴在他身边。4月17日他的状况似乎好转一点，他就要求把他的关于统一场论中一项还没有完成的计算稿取来，想继续计算下去。不幸的是，爱因斯坦在4月18日凌晨1点15分安然去世。去世前他留下遗嘱：不举行葬仪，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把大脑献给医学事业、把骨灰撒到不为人知的地方。他的亲属遵从了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在一个没有向外透露的地方，他的大脑保存至今，美国和加拿大的病理学家和神经学家进行了研究^[5]。